一、韓非生平

  韓非，大約生於公元前280年，為戰國時期韓國貴族的後代。青年時期曾與李斯在一起，在儒學大師荀子門下求學。兩位學生向荀子學了帝王之道後，卻都背離了老師所持的儒家基本立場，而成為法家的代表人物。

  後來李斯先入了秦，而韓非回到了韓國。

  韓非由於有嚴重的口吃，不善於說話，於是沒有選擇遊說之路，而專心於著書立說。他希望用自己的文字去打動當政者。當時韓國已十分衰弱，韓非多次向韓王建議，採用富國強兵的法家方法振興韓國，但韓王不予理睬。有個貴族名叫堂谿公，他對韓非說：「講法、術等學說是很危險的，你應該放棄這些非人道的主張。」

  韓非則認為法、術等學說對國家有利，表示不怕國君昏聵而加罪於他，要繼續宣傳法家的學說。然而，韓非的學說始終沒有被韓王採用。

  韓非就一直在家發憤著書。他的書傳到秦國，被秦王政看到了。當時，秦王政已在準備完成統一的大業，迫切需要一套適合統治需要的理論。

  嬴政讀了韓非的《孤憤》《五蠹》，深表贊同，大為賞識。特別是讀到下面一段：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

  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咸矣。

  秦王政感嘆說：「如果能見到文章的作者，和他相處在一起，死而無憾矣！」

  

  韓非的這段論說，把先秦除法家以外的諸子百家的先進性都打壓下去了，因此，深為嬴政賞識。李斯見此，告訴秦王說：「這篇文章的作者叫韓非，現在住在韓國。」

  秦王政於是下令攻打韓國，要求韓非歸順秦國。韓王向來不重視韓非，見秦國興師動眾而來竟是為了一介書生，便立即將韓非遣往了秦國。

  公元前234年，韓非來到秦國，秦王政十分高興。但秦王政生性多疑，且喜怒哀樂變化多端，所以韓非入秦後並沒有立即得到信任和重用。

  李斯對韓非的到來十分不安。老同學互知底細，更何況，早在荀子門下一起做學生的時候，韓非已表現出高於李斯的天資和才氣。李斯生怕秦王政將對自己的賞識與恩寵轉移到韓非身上。如果韓非一旦被重用，自己的地位就會受到威脅。

  不久，韓非上書秦王政，勸秦王先伐趙而緩擊韓。李斯和另一些大臣就趁機加以讒害。他們對秦王說：「韓非是韓國的宗室，他的心終究是向著韓而不向著秦的，這也是人之常情。今天大王不用韓非，等以後時間長了，再讓他回去，那就給秦國留下一個後患，所以不如趁早找一個罪名將他殺了。」

  秦王於是同意了，將韓非交刑吏

  治罪。李斯派人給已經下獄的韓非送去毒藥，讓他自殺。韓非想向秦王表白，但遭拒絕，只好飲鴆而死。

  這時是韓非入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33年。

  過了一段時間，秦王政又想到

  了韓非，後悔將韓非下獄問罪，就派人赦免韓非，但此時韓非早已不在人世。韓非深知遊說天下的難處，曾寫了一篇《說難》的文章，其中說：大凡遊說的困難，不是難在我是 秦陵一號俑坑軍陣前鋒否了解情況有理由說服對方，不是難在我的口才難以闡明我的思想，也不是難在我是否敢縱橫馳騁、暢所欲言。大凡遊說的困難，在於了解遊說對象的心理，能否用話打動他。

  遊說的對象如果追求高尚名望的，而遊說者用重利去說服他，那麼就會表現出氣節低下而且遭到鄙視，必定被拋棄和疏遠。遊說的對象如果追求重利的，而遊說者用名望高尚去說服他，那麼就會顯得沒有誠意而且脫離實際，必定不被接受。遊說的對象如果實際上是追求重利，但表面上裝作追求高尚名望的，而遊說者用名望高尚去說服他，那麼他就會表面上接受了你，實際上卻疏遠你；如果遊說者用重利去說服他，那麼他就會私下採納你的意見，而公開地拋棄你。這些都是不能不知道的。

  事情因為保密而成功，因泄密而失敗。不一定是你親自泄露它，但講話中無意涉及那保密的事情，這樣你就危險了。權貴者有過失，如果遊說者直言高論來追究他的錯誤，那麼自身就會有危險。當權貴者對遊說者的恩澤尚不廣泛和深厚，而遊說者的言論過分真誠時，如果說法可行並且有功效，那權貴者會忘記遊說者的功勞；如果說法不可行並且有過失，那麼遊說者就會被懷疑，就危險了。權貴者得到計謀並且想把它作為自己的功勞，如果遊說者預先知道了這計謀，那麼自身就會有危險。權貴者要做一件不便說出的事，卻詭稱要做另一件事，如果遊說者知道他所作所為的真相，那麼自身就會有危險。勉強權貴者去做他堅決不做的事，阻止權貴者做他不肯罷休的事，遊說者自身有危險。因此說，和權貴者議論大人物，他就會以為你在挑撥離間；和權貴者議論小人物，他就會以為你是在賣弄權勢。和權貴者議論他所喜愛的人，那麼他就會以為你是在借用他的權勢；和權貴者議論他所憎恨的人，那麼他就會以為你是在試探他的態度。

  如果遊說者說話直截了當，簡明扼要，那麼權貴者就會認為你不明智而侮蔑你；如果誇誇其談，引經據典，那麼他就會認為你說話太多，時間太長。如果就事論事，那麼他就會認為你膽怯懦弱而不敢進言；如果考慮事情面面俱到，那麼他就會認為你瑣碎而且傲慢。這些都是遊說的難處，不可不知道。

  由此可見韓非洞徹人性的複雜、人世的詭詐，其結局似乎是他預料中的事。他本不想遊說，不想到秦國，只想寫自己的書就行了。他的處世哲學是一種與世無爭的黃老之道。

  而秦王政只是見了韓非的治國學說、法家思想而喜愛其人的，當真實地見了這個人後，才發覺不是那麼一回事，再加上多疑而多變的性格和李斯的挑撥，韓非的結局也似乎被註定了。

  不過，韓非雖然並未在秦得到重用，甚至遭到了殺身之禍，但他的治政學說、法家思想還是對秦王政和秦國的政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嬴政統一中國前後許多重大的政治措施，都是按照韓非的理論來制定的。秦王政喜歡的是韓非的學說而非其人，這正是韓非悲劇下場的原因。

  二、法家集大成之作——《韓非子》與其說韓非是帝王之師，還不如說是他的著作《韓非子》是帝王之學。韓非的思想和理論，集中反映在其自著文集《韓非子》中。這本書大約由漢代的劉向最後編定。今本《韓非子》共55篇，其中雖有一部分系後人誤混摻入，但其中主要的如《顯學》《五蠹》《憲法》《難勢》《詭使》《六反》《問辯》《心政》《難一》等篇，皆可確信為韓非所作。從這些著述可以看出，韓非的學說是集法家之大成，融合了法、術、勢三個方面。

  韓非以前的法家理論主要分成三派：商鞅強調「法」，主張國君要明法令，用法律來加強統治；申不害強調「術」，主張國君千萬要注意掌握駕馭臣下和民眾的手段；慎到強調「勢」，認為國君必須加強威勢來統治天下。韓非對商鞅之法、申不害之術、慎到之勢進行了揚棄，形成了一個新的法家學說體系。

  韓非

  韓非曾多次稱頌商鞅，但又認為商鞅的法治存在極大的片面性。首先，商鞅談法治而不談術，存在缺陷。比如，如果按商鞅之法打了勝仗，大臣就更加尊貴；擴大了國土，大臣受封的土地就更多，這樣只利於大臣而不利於君主，不能防止臣下發展他們個人的勢力而削弱君主的權力。他指出，秦用商鞅之法從而國富民強，但因為「無術以知奸」，結果，國家富強的成果被大臣利用為擴張其私人勢力的資本。如秦昭王時，穰侯魏冉攻齊勝利就取得陶邑作為私人封地，應侯范雎攻韓勝利就取得汝南作為私封，這些就導致了秦強盛數十年而不能成就帝國之業。其次，韓非認為商鞅的法律也制定得不完善。他在《憲法》中說，商君之法規定，斬敵人一個首級即得爵一級。當官的人是要有智謀的，斬敵人首級只要有勇力就可以了，怎麼能讓單有勇力的人去當需要智謀的官呢？但韓非沒有提出具體的法律來，只是要求把商鞅之法制定得更完善。

  對曾任韓國丞相的申不害，韓非也予以稱讚，但他又不滿申不害只談術而不定法。他認為，申不害雖然多次使韓昭王用術，卻由於不推行法論，法令經常變更，使奸臣有機可乘，犯法的人也越來越多。因此，申不害雖然執政十七年，卻不能成就霸王之業。同時，韓非又認為申不害對術也未說透，並對術又做了進一步的闡述：術，就是按照才能授予官職，根據名位責求實績，操握生殺大權，考察群臣能力的權術是君主必須掌握的東西。法，就是讓法令頒布於官府，讓百姓把刑罰牢記心頭，獎賞那些守法的人，而懲罰那些違法的人，這是群臣必須遵循和學習的東西。君主沒有術，就會在上受蒙蔽；群臣沒有法，就會在下面鬧亂子。這兩者缺一不可，都是帝王治國的工具。法是公開的，必須公之於眾，術則必須隱而不顯。

  除了法、術，韓非還特別強調勢。他認為，君主有了威勢才能統治天下。沒有威勢，即使是古代的聖王堯、舜，也不能定天下。他要求國君們運用法和術，建立一套統治全國的情報網，以便居於深宮而能駕馭天下，他認為這就是勢。韓非又指出，善於用勢來統治則國家安全，不知道用勢則國家危險。這種威勢就好比國君的「筋絡」，有了它就能「治天下而征諸侯」，就能使百姓服帖、順從。而且，也只有在國君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威勢的前提下，才能推行法與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