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編年史 01

  我跟馮唐還不大熟的時候，有一次問他：「你覺得自己是個講故事的人還是故事中的人？」他答：「恐怕主要還是個觀察和講述之人。」在我準備寫自傳的時候，這是一個在心頭縈繞不去的問題——總覺得只有人生故事的主人公才應當寫自傳，如果人生沒啥故事，只是寫故事的，就不應當寫自傳。按照這個標準，只有歷史人物才可以寫自傳，歷史上沒有一筆的就不該寫。

  直到看到格里耶的自傳，才覺得自己沒準兒也可以寫寫。他就是一位作家，這輩子做的事就是寫小說，拍電影，他自己的人生除了每個階段的感受，也沒啥故事。既然他可以寫，我也就可以寫，或者說可以寫像他那樣的自傳：不是足以載入歷史的人生故事，而只是一些思考和感受的片段。

  1952年：出生

  我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幹部家庭。爸爸媽媽都是後來被叫作「三八式」的幹部。他們是1938年紅軍到達陝北後奔赴延安的一代知識青年中的兩個。他們的「仕途」不算太坎坷，所以我感受到的生活壓力也不算太大。只是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那時我才七歲，不大懂事，家裡也沒人對我講這件事。所以到1962年開「七千人大會」給爸爸平反後，在父母是巨大挫折的這件事，在我那裡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波瀾不驚。

  父母的感情似乎也有過一點問題，但是他們都很小心地掩飾過去了。所以直到我過了青春期，從來都沒聽到過什麼關於他們倆的壞話，差不多算得上是在一個「和諧家庭」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我的心理之所以發展得比較健康，大概同我生長的環境從來沒有過太大的精神創傷有關。這個生長環境給我帶來的唯一負面影響就是：我思想不容易深刻，情緒不容易激進，成功的動力不容易太大——因為從來沒有缺過什麼，也沒有過什麼大的挫折感，於是也就沒有太多強烈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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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名值得一提：我出生時正當「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如火如荼之時，從小我學會的第一首兒歌就是「反貪污，反浪費，官僚主義我反對」。由於父母一輩子搞新聞，政治嗅覺比較敏感，政治熱情比較充沛，所以給我起個小名叫「三反」，我一直到七歲上小學之前，都叫這個名字。王小波和我同年出生，可是他爸爸恰恰在「三反運動」中出了事，所以他剛認識我的時候，好一陣子不能習慣我的小名，他曾用難以掩飾的厭惡聲調抱怨過：「你的小名怎麼這麼難聽啊。」

  1958年：娘娘廟的學前班

  我開始記事似乎相當晚。一生中最早的印象是媽媽要把我送到一個人民日報幼兒園辦的學前班去，我鬧著不去。我圍著院子裡的一個花壇在前面跑，媽媽在後面追。追呀追，追不上我。媽媽後來是生氣了還是笑了，我都沒印象了。因為我沒有上過幼兒園，所以不想去上什麼學前班。當然，最後的結果是胳膊擰不過大腿，還是去了。

  那個學前班在一個有個怪名字的胡同里，叫娘娘廟。學前班是住宿的，每禮拜一送去，禮拜六回家。遙遠的記憶中還有我們那些小朋友在娘娘廟排隊上廁所的樣子。我之所以對上廁所印象深是因為老師不允許我們起夜，所以每個小朋友臨睡覺上廁所時都蹲著不肯出來，想尿得乾淨些、再乾淨些，免得夜裡憋尿又不讓起床時難過。

  我性格中最大的弱點就是超乎尋常的靦腆，總是動不動就臉紅到脖子根。所以我最難堪的記憶是在娘娘廟的時候，老師讓我當班長，每天早上要喊「起立」，這真是差點要了我的命。我記憶中，喊這個「起立」真是太難了，心跳得不行，怎麼使勁兒也喊不出來。我經過這樣的折磨，長大以後居然沒有得心臟病，真是一件僥倖的事。

  記得那個幼兒園坐落在一個舊式的四合院建築里，院子裡有九曲迴廊。我們班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小男孩，好像叫×新華，他每天傍晚都會坐在廊子裡給我們講《三國演義》《水滸傳》裡面的故事。我當時聽得似懂非懂，但是十分入迷，覺得他特別了不起，怎麼會講那麼多大人的故事，還講得那麼聲情並茂，有板有眼。他有一個習慣性動作：每講一段，都會用手背去抹嘴角。他講的故事我一個字也不記得了，可是他這個抹嘴的動作卻永遠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中。

  1959年：北京第一實驗小學

  我們那會兒入學考試好像很簡單。記得考了漢語拼音的第一個字母A。老師在黑板上寫了一個大大的「A」，認得就行了。別的不記得還考了些什麼。

  我從來都是好學生、乖孩子，學習對我來說從來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可能這點有遺傳因素——我爸爸小時候上學也從來是第一名。他四歲死了父親，是伯伯養活他的。他們家是貧農，伯伯為了供他上學竟然不讓自己的親生兒子上學。一個是因為爸爸的確念書念得好，是個念書的「材料」；一個也是伯伯人心太好了，一個農村的貧苦農民能有這樣的境界真是難能可貴。所以爸爸一進城就把伯伯從老家接了來，一直供養他到去世。長兄如父這句古話在我伯伯那裡完全是真事。爸爸對他尊崇備至，他是當之無愧的。

  說是遺傳好還有一些證據，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以及他們的小孩也都個個是出類拔萃之輩。大姐二姐全考上哈爾濱軍工大學；二姐參加中學生數學競賽曾代表獲獎者講話，登了報紙；哥哥中學得金質獎章，那可必須是全五分的，有一個四分都不成；哥哥的女兒十四歲上清華，十八歲考取美國杜克大學，小小年紀已經在霍普金斯大學當老師了；姐姐的兒子也是實驗中學的優秀生，學校要保送他上清華，他嫌專業不好，自己去考上清華計算機系。

  我這輩子由於趕上「文化大革命」，沒有正規考過什麼試，所以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程度究竟如何。感覺上似乎我智力的極限從來沒有受到過真正的挑戰，從沒覺得什麼東西難得學不會過。我們小學由於是師範大學的附屬小學，所以有時會有實驗性質的來自北師大的測驗。有一次，全班參加一個算術測驗，跟平時上課測驗不一樣的是，這個卷子設計的題量特別大，是根本做不完的，只是要求我們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交卷時感覺不太好，因為沒有做完，這在我的考試史上還是第一次。過了些日子，我已經忘記了這次考試，可是突然我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得到了來自師範大學的一根鉛筆的獎勵，說我是那次測驗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獲獎者。我的虛榮心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滿足。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生長的年代，出身的重要性漸漸顯現。大約在小學五年級，我們合唱團的孩子們要參加大型音樂史詩《東方紅》的伴唱。而合唱團一個唱歌很好也長得很漂亮的女生卻沒有被選中去參加演出，大家議論紛紛，據說是因為她「家庭出身不好」。從那時起，我們有了「家庭出身」的概念，這對於我們這些十來歲的孩子來說是一個帶著神秘色彩的概念。我們從那時開始接觸社會的殘酷和不公正。它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第一道陰影。

  我小學畢業升中學的作文寫的是參加《東方紅》演出見到毛主席的事，不知道為什麼被《中國少年報》刊登了，後來又收入了什麼範文選里。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變成鉛字。還記得《少年報》那文章的結尾處畫了一個小男孩，可能是我的名字讓人莫辨男女吧。結果有好多小朋友給我寫信來，有個小男孩寫信來說：我想要一個桌球拍子，你能送我一個嗎？信我當然都沒回，只是自己樂了半天。後來，為了這篇作文我還受到教育當局的召見。其中一個老師問起我父母的工作，我回答說：「他們是人民日報的。」老師應聲說道：「怪不得呢。」當時這話讓我很吃驚，很費思量，不明白我的作文和父母的工作有什麼關係，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關注或輔導過我做作文。長大了我才明白了二者之間的邏輯關係——原來父母的工作與寫作有關呀。

  1969年：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

  從1969年開始，全國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狂潮。我一開始按出身不好的人分配到吉林插隊，後來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人來招兵，我去申請時怕人嫌我家裡有問題不要我，竟然寫了血書去申請。那是我一生中頭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寫血書。我的申請終於被批准了——看來家裡問題還沒有大到不讓我去「屯墾戍邊」的程度。

  去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是我人生的第一課。那是在1969年至1971年，我的十七歲到十九歲。那是我第一次離開家庭。生活的艱苦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痛苦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個經驗。

  那時我所在的地方是個農區。我們幹得很苦，帶著年輕人的全部理想主義和狂熱。殘酷的現實把我們的理想主義打得粉碎——當地由於儘是鹽鹼地，有灌無排，畝產只有七十斤，而種子每畝就要用掉三十斤；造成了我們當中許多人終身疾病(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因為挑擔子壓得骨裂)；所挖出來的水渠，幾場風沙就被填平……上帝懲罰西西弗斯，讓他把大石推上山岡，然後滾下山腳，重新再推。我們在那些拼死的勞作中找到了西西弗斯的感覺。

  在那個地方，我還因為和一些人交好，給領導提意見，被作為反派人物批判，並且因為父母的問題和這些事入不了共青團。我早在師大女附中上初一的時候就寫過入團申請書，當時被老師當作政治上積極上進的表現，把我的申請書(上面當然是充滿了各種理想主義的話語，當然提到了劉胡蘭——她十五歲就已經為革命犧牲了，我已經十三歲了，等等)當作範文給班上的同學傳看。我那時在全班四十多人中是唯一的「三道槓」(少先隊大隊委員)，我從小一直是拔尖人物，現在居然在周圍人都入了團的時候屢試不中，這種遭遇對於人年幼時的理想主義具有致命的殺傷力。因為在這個受痛苦折磨的過程中，我看到了人性的醜惡，這同我過去在文學作品中看到過的醜惡大不一樣，它是活生生的醜惡，伴有種種難以想像的醜惡細節，令人刻骨銘心，終生難忘。

  由於這種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當時的我已經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我們連總共有二三百人，發了癔症的就有十幾人，可能的原因既有周邊景色的荒涼，也有生活方式的壓抑。跟他們比，我的狀況算不錯的)，每次寫家信，都有對自己的長篇批判。記憶中信里有過這樣的字句：「你們在公園裡培養出來的小女兒在現實中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啊……」多年之後(我早已離開兵團之後)才聽說，當年我的每次來信都會在媽媽的同事中引起一陣騷動。媽媽會告訴他們：女兒來信了。可見當時家裡人已經擔憂焦慮到何種程度。他們一定是怕我熬不過去，得神經病。

  所以，當我三年後從內蒙古回到北京的家，再見到過去的家園，就有了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還記得我回到北京後，與中學時的舊友相聚。聊了一陣，她突然抬手看看表，說：「哎呀，我要走了，我還沒寫完小組總結呢！」我馬上開始發愣，覺得聽到的好像是上輩子的事，這位朋友是留在我上輩子中的一個人，一個記憶。它顯得那麼不真實，或者說有一種重回娘胎的感覺。那時的我，感覺上已像是一個飽經滄桑的老年人，雖然當時我才剛滿二十歲。一切的天真爛漫已經離我遠去，我受不了它，無論見到以什麼形式出現的天真爛漫，都會使我感到不知所措，甚至會引起一種輕微的反感，直到我三四十歲的時候，還會反覆做一個噩夢，就是我又回到了兵團，可見這段經歷對我而言是多麼不堪回首。

  我記得在我剛從內蒙古回到北京時，心中常常感到惶惑，仿佛失落了什麼，並且為失落的東西而隱隱發痛。我感到心中一些最美好的東西被毀掉了，喪失了。這種感覺使人痛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種後悔的感覺。這是一種離開童年進入成年的感覺。雖然心中那些脆弱的真善美被現實中強橫的假惡丑掩埋了，驅散了，但是我並不後悔，心裡反而覺得比以前更踏實了，更成熟了，更有力量了。從這段磨難以後，沒有什麼樣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沒有什麼樣的苦難我不能承受；沒有什麼人能使我再輕易地相信什麼。

  我們那一代人都喜歡小托爾斯泰的一句話：在清水裡泡三次，在血水裡浴三次，在鹼水裡煮三次，我們就會幹淨得不能再乾淨了。有贖罪情結的俄羅斯知識分子總是準備受這樣痛苦的洗禮，中國的知識分子在1950年代也經過楊絳先生所說的「洗澡」，但是心情不是像俄羅斯知識分子那樣的悲壯，而是有更多的自嘲和尷尬。我們當時雖然根本算不上是知識分子，連知識青年的稱號對於我們當時的那點學歷來說都相當勉強，但是，我們的這段生活經歷並非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痛苦的現實生活的煎熬使我們在二十歲時就成熟起來，而現在的孩子們在這個歲數還在大學過著無憂無慮、對生活充滿憧憬的學習生活呢。

  1972年：讀書

  從內蒙古兵團回來之後，報不上北京戶口，我有整整半年的待業時間。在這段時間裡，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的外國文學名著。家裡有收藏，還有報社父母的幾位老同事家裡也有收藏。我當時看書的饑渴感覺和瘋狂勁頭只有一個成語能確切表達，那就是「飲鴆止渴」，就是毒藥也要把它喝下去。因為在那個年齡，在文化沙漠和物質的實在的沙漠上一待就是三年，精神實在是饑渴到了極點，根本顧不上喝下去的是什麼東西。

  後來我看到托爾斯泰對兒子看書的一個指導思想，他不主張孩子在太年幼的時候看好書，因為年幼使他缺乏理解力，而許多世界名著的第一次閱讀的印象是不可復得的。換言之，如果在缺乏理解力的年齡第一次閱讀了某書，就可能把這個寶貴的第一印象糟蹋了，等成熟之後再讀，理解倒是理解了，初次讀到好書時的快感卻不可失而復得。我對照了一下托爾斯泰的想法，我讀這些世界名著的年齡剛剛合適：二十歲，有了一點理解力，年齡也沒有大到感受不到激情的時候。我心裡暗自慶幸。

  讀書的結果確實是終身受益無窮的：在世界文學寶庫中的這次漫遊使我獲得了基本的審美鑑賞力，獲得了脫離周圍愚昧環境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我當時的感覺是，我從此似乎得到了一張特殊的入場券，拿著這張入場券，我將能夠開啟一道神秘的大門，大門洞開之後，我看到滿眼的珍寶，而其中最寶貴的一件珍寶就是一個幸福的人生。

  印象最深的幾本書，一本是雨果的《九三年》，它濃墨重彩地描畫了一幅在法國大革命時代在「地上的戰爭」之外的「天上的戰爭」，前者是殘酷的階級鬥爭；後者是人心靈中善與惡的鬥爭。一位正在被共和軍追捕的貴族保守黨重要成員，因良心發現返回被大火焚燒的城堡中救出三個孩子，他如果不救人就能逃脫追捕，如果救人就會被捕和被判死刑，在這生死抉擇的關頭，他毅然選擇了救人和從容赴死。這本書對心靈的震撼真是無與倫比，記得我讀這本書時淚流滿面，這個場景被刻入心靈深處，終生難忘。

  另一本書是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那本書是內部發行的黃皮書。那種閱讀經歷真是絕無僅有。因為我們所處的「文革」時期的社會狀況跟書中所描繪的社會簡直太像了，閱讀時的心情只能用心驚肉跳、驚心動魄這樣的詞來形容。書里的每句話、每個情節都像泄露天機，讓人看了渾身起雞皮疙瘩，因為其中每句話單拿出來都是足以導致受批判甚至進監獄的「反動言論」，在當時那種極度恐怖、極度高壓的社會氛圍中閱讀這本書，是全世界的人讀其他所有的書都不會有的一種感覺，而且也是時過境遷之後自己也不會再有的一種感覺。

  1973年：山西農村

  從這一年的4月開始，我在山西農村——父親的老家待了兩年。我住在姑姑家，姑姑對我很好。姑父是個陰陽先生，有點神神道道的。老鄉很樸實。我那段時間只做兩件事，一是下地幹活，二是抽空讀書。

  農村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清晨的氣味。早飯前我們年輕人就出去干第一班活了。走在莊稼地里，空氣中有一種沁人心脾的甜絲絲的味道。深深吸一口，好像能受用一整天，如果不是一輩子的話。那是我對農村生活最美好的記憶。

  幹活在我來說是小菜一碟——經過內蒙古兵團的高強度、重體力勞動，山西農村婦女乾的那點活簡直像玩兒一樣。山西農村的婦女原本是不下地幹活的，只做家務、生孩子、養孩子，幹完家務就串串門子聊聊天打發日子。估計是從集體化以後，婦女才開始干大田裡的活。尤其是知識青年插隊後，引起村裡的大姑娘小媳婦一陣驚慌：這些女娃把工分都掙走啦。雖然一個工分也就值幾分錢，可那也是錢呀。村里成立了鐵姑娘隊，我還當過一任鐵姑娘隊長。看她們挑兩小筐土還被壓得晃晃悠悠的樣子，我就暗暗好笑：我們在兵團挑的土可要比這重一倍也不止呢。

  對於當時宣傳的「接受再教育」，我持將信將疑的態度，不知道有什麼教育可以從那種純體力勞動中獲得。倒是見識了一些民俗，像婚喪嫁娶一類的，蠻有趣的。後來我做了社會學，對民俗這一塊有相當的興趣，沒準就是那個時候埋下的種子。

  記得有一次，村裡有人娶媳婦要鬧洞房，我也傻呵呵地往裡闖，結果被一個表情很威嚴的老婆子擋了駕。這在我是很意外的，因為我姑父在村裡有點地位，姑姑人緣也好，平常大家對我都是客客氣氣的。這回卻不然，老婆子臉上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表情，她代表的是民俗的權威——女人絕對不能涉足這種場合。我當時也是肅然起敬，很失落地走開了。

  考大學時寫作文寫的就是農村生活，這跟我平常堅持寫農村生活筆記有關。當然，心裡也隱隱有個文學的夢，記錄插隊生活有採風的感覺，可惜這個夢就像我爸爸有一次所說：每個人在二十歲的時候都是一個文學青年。我爸爸當年在抗大時還寫過歌詞呢，是鄭律成譜的曲，被人們廣為傳唱，可他最終還是改了行。文學永遠是我理想的最高境界，但是它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我的理想只能由王小波來實現了。王小波之所以能成為我的選擇，部分原因就藏在我的文學之夢中。

  1974年：山西大學

  我上大學的經歷也許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種上學經歷了。說它奇怪，一個是指進學校的方式，另一個是指在學校學習的方式。

  記得我第一次試圖進大學是在1973年，那年我沒進去。

  當時我已經作為只上了一年中學就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經過了在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三年和山西農村一年的重體力勞動。那年我二十一歲，正在山西沁縣插隊。那裡是我父親的老家，他去太原師範讀書前就在那裡。記得我在坐長途汽車去沁縣的路上，看著那蜿蜒曲折的盤山路，心裡曾暗暗地想：當年爸爸就是從這兒走出去的，去太原，去延安，後來就到北京去了。想到這裡，一個小小少年走出大山的身影使我隱隱地有些感動。他當年是怎麼去的呢？一定是走著去的。因為他們家裡窮，恐怕出不起車費的。

  我們那年上大學還是考了試的，記得為了應付考試，我請二姐幫我惡補數理化，因為我只上完初一，雖然是在當時北京錄取分數線最高的學校——北京師大女附中，有當時中學最好的師資，但是我就連物理化學都沒學過。我姐姐小時候參加北京數學競賽獲過獎，曾代表所有的獲獎者講過話。後來她以上清華都綽綽有餘的高分進入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因為他們那個時代的年輕人都一心要獻身國防工業。讓她給我講中學數理化簡直就是殺雞用牛刀。她解答起我的問題來深入淺出，玲瓏剔透，讓我著迷得不行，覺得數理化簡直美得像詩。由此我得出一個結論：在啟蒙階段，老師的水平至關重要，你要是能碰上我姐姐這樣的老師，你準保會對最枯燥的數理化都如痴如狂。

  可惜我並沒有學理科。那年山西大學的老師去沁縣招生，老師看了我平時讀書時候的厚厚的幾本筆記，看樣子就有心要我。後來怎麼沒要我呢？我猜有句話得罪了他。他是外語系的，問我想不想學外語，我傻乎乎地說了一句實話：外語只能做工具吧。這話是只可以在心裡想，不可以說出來的。可是誰讓我那時候歲數小、閱歷淺呢。後來山西大學就沒要我。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我學乖了，不敢再挑剔專業了，結果上了山西大學歷史系。

  我說進大學的途徑奇怪，是指我們那會兒都是工農兵推薦上大學的。老鄉見我幹活肯賣力氣才推薦我。當然還要有關係——沁縣是我爸的老家，哪能沒點兒關係呢。最奇怪的還是我們雖然參加了考試，但是考試分數卻沒派上用場——那年正好鬧「張鐵生事件」，白卷最時髦，所以考得好壞就毫無意義了。早知道趕上這麼一出，我就不必讓姐姐給我惡補中學課程了。

  二十二歲那年，我上了大學。我說這個大學的學習方式奇怪是指學生們的來歷千奇百怪，也不好好學習，盡在那裡串同鄉會。我們班四十多個同學，有十來個村黨支部書記、副書記，來自山西省各縣。由於他們知道畢業的分配原則是哪來哪去，於是就無心向學，只是熱衷於去找同縣來的別系的學生社交，準備回到縣裡拉幫結派，相互提攜。我當時倒是沒有浪費時間。因為我從小受到節省時間的嚴格訓練，就是在地頭休息時間我也不敢放鬆，在那兒背英文單詞。現在有了三年大好時光，哪捨得浪費呢。所以我當時真是很用功，看了不少的書。我的一個朋友看到我讀書的那股狂熱勁頭，給了我一個評價：我覺得你就像一架上滿了發條的機器，從來都不停止轉動。我當時聽了這個評價還有點不高興：我當時正值妙齡，又是個女人，被人比作一架機器，能高興得起來嗎？雖然我知道他這個比喻沒有惡意。

  1975年：初戀

  說起珍惜時間，我還沒有做到完美無缺——我在大學期間經歷了初戀。

  這次戀愛是我的初戀，把我害得相當慘，因為我愛上了他，他卻沒有愛上我。對於一個女人來說，世界上最慘痛的經歷就是這種明珠暗投的經歷。回憶中，那段生活不能叫作生活，只能叫煎熬。

  當時不知在哪裡看到一句話：如果一個女人在二十三歲之前還沒有陷入戀愛，她一生就不會再愛了。因為愛是迷戀，歲數一大，一切都看明白了，就不會再迷戀或者說痴迷了。我心裡有點緊迫感，覺得應當戀愛了。

  他就在這個時刻走入我的視野。他是我的同班同學，雖然家在當地，他的父母卻跟我的父母相識，都是共產黨的幹部，而且做過同事。後來聽爸爸說起，1949年共產党進駐城市時，我爸爸被指派在北京，他爸爸被指派在這個外地城市，他爸還來找我爸商量過倆人調換的事情，我爸沒有同意，所以後來我就成了北京人，他成了外地人。

  他長得非常英俊，一米八的大個兒，有挺直的鼻樑和兩條漂亮的眉毛，臉型瘦長，嚴格說是長方形，臉上起伏比較大，臉型有點像歐洲人，不像亞洲人。他笑起來有一種特殊的笑法：一邊笑，一邊斜睨著人。他的笑很有感染力。沒過多長時間，我就能在幾秒鐘之內從一群人中分辨出他在還是不在。我心裡明白：我愛上了他，是愛使我的感官變得敏銳。形勢就是這樣急轉直下，我以極快的速度陷入了對他無可救藥的狂熱愛戀。後來看，幾乎可以算一見鍾情。

  從那時起直到我們最終分手，痛苦的折磨就沒有停止過一時一刻。這就是單戀的苦刑。因為對方對我還毫無感覺，我這邊已經燒得滾燙，整個人像一根燃燒的木炭，輕輕一碰就會化為灰燼。

  有一次去部隊學軍，我們打靶，每人打三發子彈。他打了一個7環、一個8環，一環脫靶；我打了一個8環、一個7環，也是一環脫靶。還記得當時心中暗喜，把這種純屬巧合、毫無意義的事情都當成了一種徵兆，好像跟他找到了一個共同點。後來我把這個細節寫進小說，作為人在狂熱愛戀時完全喪失理智的證明。

  打靶歸來，他遞給我一張巴掌大的薄薄的小紙片，上面是他用鋼筆速寫的我趴在地上打靶的樣子。當時心中的狂喜是難以形容的，那小紙片被我當寶貝似的珍藏了很長時間。其實，他也就是那麼隨手一畫，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後來有一天，他對我說：「我知道了一個秘密，你的小名叫『三反』。」我七歲之前的確是這個名字，因為我是1952年「三反運動」時出生的，父母是記者，政治上過于敏感，就給我起了這麼個小名。

  既然是工農兵學員，就有無窮無盡的學業之外的麻煩事，比如學工、學農、學軍。那次忘了又是學什麼，入駐晉祠，因為跟歷史系的專業有點關係。我和他被分在一個小院裡居住，我住北房，他住南房。那時，「四五運動」爆發，他的哥哥捲入其中，因反對「四人幫」，被捕入獄，一度被判死刑。他為此事非常焦慮、抑鬱，有時會躺在床上唱歌。小院中常常迴蕩著他憂鬱的歌聲。他嗓音很好，是一種憂鬱的男中音。歌聲撥動我的心弦，使我對他愛得更加如醉如痴。

  我向他表明心跡之後，他的反應還不錯。記得那時，我們常常在能躲開人的時候偷偷接吻。有一次險些被人撞到，我們躲在大院子旁的一個小院子裡，正吻得如火如荼，突然有人找我們，在院裡叫我們的名字，只要再一伸手推門，我們就會被抓個正著。記得當時心跳得仿佛打鼓一般，險些暈倒。幸虧那人走掉了，要不真不知會出什麼事。

  可惜，我們的戀情發展並不順利，主要是兩個人情調不同。我們雖然是同齡人，家庭背景也差不多，但是我在二十歲時有半年賦閒在家，看了我當時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靈魂基調因此與當時青年大為不同，在當時看，就是有了資產階級情調，或用當時更常見的說法，是有了小資產階級情調。分手時，他對我說：「從小父母給我灌輸的都是『棉暖不如皮，糖甜不如蜜，爹娘恩情深不如毛主席』一類的東西，真的欣賞不了你那情調。」

  記得剛分手的時候，我坐在教室里，想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臂，因為覺得只有用肉體的疼痛才能壓住心中的疼痛，因為當時精神上的痛苦是一種肉體痛苦的疼法，有過之而無不及。

  初戀是美好的，也是痛苦的。我暗暗在心中安慰自己：雖然這是一次不成功的戀愛，但是我畢竟戀愛過了。這段幾乎是單戀的經歷令我刻骨銘心，痛徹心扉，直到王小波的出現，才把我從失戀的悲痛中解救出來。

  1977年：光明日報

  大學畢業後，我在光明日報社工作，出去是記者，回來是編輯。在光明日報社，我的部門是史學組。其間我寫了一篇關於中國在近現代落後的文章。我在資料室里狠查了一陣資料。記得文章發了幾乎一整版。後來我到上海去出差，突然發現很多我拜訪的單位都把我文章中的那批資料以不同的形式掛在牆上：直方圖，餅型圖，花里胡哨。我估計是上海的什麼宣傳部門把這批數據發給了各單位，讓他們搞現代化教育了：當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百廢待興，現代化是當時全國最具號召力的口號。

  1977年：戀愛

  正是在這一年我結識了王小波。我在一個我們兩人都分別認識的朋友那裡看到了他的手抄本小說《綠毛水怪》，心裡就有了這個人。後來，朋友帶我去小波家，他是去向小波的父親請教問題的，而我已存心要見識一下這個王小波了。當時覺得他的長相實在難以恭維，心裡有點失望。

  但是，王小波凌厲的攻勢是任何人都難以抵禦的。那是我們的第二次見面，也是第一次單獨見面。地點是虎坊橋光明日報社我的辦公室。藉口是還書。我還記得那是一本當時在小圈子裡流傳的小說，是個蘇聯當代作家寫的，叫作《普隆恰托夫經理的故事》，雖然此書名不見經傳，但是在當時還是很寶貴的。小波一見到我，就一臉尷尬地告訴我：書在來的路上搞丟了。這人可真行。

  後來我們開始聊天，天南地北，當然更多的是文學。正談著，他猛不丁問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嗎？」我當時剛好失戀不久，就如實相告：「沒有。」他接下來的一句話讓我嚇了一跳，他說：「你看我怎麼樣？」這才是我們第一次單獨見面啊。他這種無賴態度弄得我相當尷尬，但是也感覺到他咄咄逼人的自信，心中對他已是刮目相看了。

  我們開始正式談戀愛了，雖然從世俗的標準看，一切「條件」都對他相當不利：當時我父母已經恢復工作，他的父親還沒平反；我大學(雖然只是個「工農兵學員」，但是也勉強算是上了大學吧)畢業，他是初中沒畢業；我在報社當編輯，他在街道工廠當工人。但是正如小波後來說的：真正的婚姻都是在天上締結的。經典的浪漫故事都是倆人天差地別，否則叫什麼浪漫？我和他就是一個反過來的灰姑娘的故事嘛。我早就看出來，我的這個「灰姑娘」天生麗質，他有一顆無比敏感、無比美麗的心，而且他還是一個文學天才。他早晚會脫穎而出，只是早點晚點的事情。戀愛談了一陣之後，我問過小波，你覺得自己會成為幾流作家？他認真想了想，說：「一流半吧。」當時他對自己還不是特別自信，所以有一次他問我：「如果將來我沒有成功怎麼辦？」我想像了一下未來的情景，對他說：「即使沒成功，只有我們的快樂生活，也夠了。」他聽了如釋重負。

  最近，一幫年輕時代的好友約我出去散心，其中一位告訴我，小波的《綠毛水怪》在他那裡。我真是喜出望外：它竟然還在！我原以為已經永遠失去了它。

  《綠毛水怪》這本手抄本小說嚴格說是我和小波的媒人。第一次看到它是在那位我們共同的朋友那裡。小說寫在一個有漂亮封面的橫格本上，字跡密密麻麻，左右都不留空白。小說寫的是一對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的戀情。雖然它還相當幼稚，但是其中有什麼東西卻深深地撥動了我的心弦。

  小說中有一段陳輝(男主人公)和妖妖(女主人公)談詩的情節：

  白天下了一場雨，可是晚上又很冷，沒有風，結果是起了雨霧。天黑得很早。沿街樓房的窗口噴著一團團白色的光。大街上，水銀燈在半天照起了沖天的白霧。人、汽車影影綽綽地出現和消失。我們走到10路汽車站旁。幾盞昏暗的路燈下，人們就像在水底一樣。我們無言地走著，妖妖忽然問我：「你看這夜霧，我們怎麼形容它呢？」

  我鬼使神差地做起詩來，並且馬上念了出來。要知道我過去根本不認為自己有一點作詩的天分。

  我說：「妖妖，你看，那水銀燈的燈光像什麼？大團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著柔軟的針一樣的光。」

  妖妖說：「好。那麼我們在人行道上走呢？這昏黃的路燈呢？」

  我抬頭看看路燈，它把昏黃的燈光隔著蒙蒙的霧氣一直投向地面。

  我說：「我們好像在池塘的水底，從一個月亮走向另一個月亮。」

  妖妖忽然大驚小怪地叫起來：「陳輝，你是詩人呢！」

  從這幾句詩中，小波的詩人天分已經顯露出來。雖然他後來很少寫詩，更多的是寫小說和雜文，但他是有詩人的氣質和才能的。然而，當時使我愛上他的也許不是他寫詩的才能，而更多的是他身上的詩意。

  小說中另一個讓我感到詫異和驚恐的細節是主人公熱愛的一本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不大知名的書《涅朵奇卡·涅茨瓦諾娃》。小波在小說中寫道：「我看了這本書，而且終生記住了它的前半部。我到現在還認為這是本最好的書，頂得上大部頭的名著。我覺得人們應該為了它永遠懷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看到《綠毛水怪》之前，剛好看過這本書，印象極為深刻，而且一直覺得這是我內心的秘密。沒想到竟在小波的小說中看到了如此相似的感覺，當時就有一種內心秘密被人看穿之感。小波在小說中寫道(男主人公第一人稱)：

  我堅決地認為，妖妖就是卡加郡主，我的最親密的朋友，唯一的遺憾是她不是個小男孩。我跟妖妖說了，她反而抱怨我不是個女孩。結果是我們認為反正我們是朋友，並且永遠是朋友。

  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本小說我如今已記憶模糊，只記得其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卡加郡主和涅朵奇卡接吻，把嘴唇都吻腫了，這是一個關於兩個情竇初開的小女孩熱烈純潔的戀情的故事。我看到小波對這本書的反應之後，心中暗想：這是一個和我心靈相通的人，我和這個人之間早晚會發生點什麼事情。我的這個直覺沒有錯，後來我們倆認識之後，心靈果然十分投契。這就是我把《綠毛水怪》視為我們的媒人的原因。

  在小波過世之後，我又重讀這篇小說，當看到妖妖因為在長時間等不到陳輝之後蹈海而死的情節時，禁不住淚流滿面。

  (陳輝站在海邊)大海浩瀚無際，廣大的蔚藍色的一片，直到和天空的蔚藍聯合在一起。我看著它，我的朋友葬身的大海，想著他多大呀，無窮無盡的大；多深哪，我經常假想站在海底，看著頭上茫茫的一片波浪，像銀子一樣。我甚至微微有一點高興：妖妖倒找了一個不錯的藏身之所！我還有一些非分之想，覺得她若有靈魂的話，在海里一定是幸福的。

  我現在想，我的小波就像妖妖一樣，他也許在海里，也許在天上，無論他在哪裡，我知道他是幸福的。他的一生雖然短暫，也不乏艱辛，但他的生命是美好的，他經歷了愛情、創造、親密無間和不計利益得失的夫妻關係，他死後人們對他天才的發現、承認、讚美和驚嘆。我對他的感情是無價的，他對我的感情也是無價的。世上沒有任何尺度可以衡量我們的情感。從《綠毛水怪》開始，他擁有我，我擁有他。在他一生最重要的時間，他的愛都只給了我一個人。我這一生僅僅因為得到了他的愛就足夠了，無論我又遇到什麼樣的痛苦磨難，小波從年輕時代起就給了我的這份至死不渝的愛就是我最好的報酬。我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了。

  1978年：國務院研究室

  1978年我調入國務院研究室工作。單位設在中南海裡面。我對中南海的警衛佩服至極：他們從我上班的第二周起就不看任何證件了，全憑目測。每天進出那裡的人那麼多，他們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我猜不出，只有佩服的份。

  在這個工作崗位上容易使人產生使命感，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與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福祉沾上了邊。其實，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自我誇大。

  由於缺少閱歷，我想：能到這樣的單位去工作，心裡有的只是自豪感和責任感，甚至是一種歷史感，並不明白「高處不勝寒」的道理。我只在那裡待了一年，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馬列所，我就離開了這個單位，心裡並無遺憾。

  在這個單位工作時，我與好友林春合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要大大發揚民主，大大加強法制》。這篇文章在《中國青年》首發，然後被全國各大報紙轉載，《人民日報》的轉載還專門加了編者按，成為當時轟動一時的文章，也許應當算是我的「成名作」吧。正是從那篇文章開始，我的名字進入了公眾視野。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評選活動中，我被評為改革人物，就是因為有人還記得當年的這篇文章，當然，跟我這三十年間的所作所為也有關係。現在想來，並不是那篇文章有什麼特別深奧傑出之處，而是因為當時的中國正好需要民主和法制這兩個東西。我們只不過是時代和政治的代言人而已。這就應了福柯所說的「作者消亡」的觀點，他認為作者是誰並不重要，一種話語的流行只是某個時代的需要，即使不是由這個作者說出來，也會由別的作者說出來。

  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

  在1979年，中國社會學復興，源頭是費孝通發起舉辦的一個社會學夏季講習班。這個班的參加者認為，這個講習班在中國社會學復興中的意義類似於黃埔一期對於中國軍隊的意義。自1954年院校調整將社會學取消以來，這是在中國恢復社會學的先聲。

  除了跟其他幾十位學員共享的意義之外，這個講習班對於我來說還有一個特殊的意義——我在這個講習班上結識了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系的主任霍茲納，並隨後在他的幫助下進入匹茲堡大學學習社會學，最終在1986年和1988年分別獲得社會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走上了社會學研究的道路。

  當時我著手翻譯我的第一本譯著《現代社會學入門》。這是一本社會學的入門書，正符合我當時的愛好。原書是一本日文書，是我和另一位同事共同翻譯的。當時，我上了一個日文的短期訓練班，該班只教筆譯，不教口譯，是個速成班。記得那個訓練班遠在懷柔，我當時正與王小波熱戀，以致不得不魚雁傳書，互訴相思之苦。唯一的好處是因此留下了一批王小波的書信，在小波百年之後還能使我重溫他的音容笑貌。

  在我1982年去美國留學之前，這本書就翻譯好了，可是由於種種原因，直到我歸國之前才得以出版。以我那點日文基礎，翻譯這本書只能說是「初生牛犢不怕虎」。這本書更多的意義是使我對社會學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

  自從上了這個社會學講習班，我就在心裡埋葬了我所不喜歡的歷史學。原因很簡單：在我心中，歷史永遠是一些年表一樣的東西，從來沒有活起來，沒有生命。我最終放棄了歷史學，走向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