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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結婚

  

  經過兩年的熱戀，我們結婚了。當時，小波是在校生，是不允許結婚的。但是他有一重特殊的身份——由於工作年頭長，他是帶薪大學生，有工作單位可以開出結婚證明書來，這就和單純的以學校為單位的學生不同了。我們鑽了這個空子。記得怕人家深問，橫生枝節，我們登記時找的是我的一個好朋友，她當時正好在街道辦事處工作，負責結婚登記。她打個馬虎眼，我們也就矇混過關了。那是1980年的1月21日。

  那個年頭，根本不興搞什麼婚禮，只是兩家人在王府井全聚德吃了一次飯，兩家一共去了十個人，兄弟姐妹都沒去全，也沒有什麼儀式，就像親戚聚會吃飯一樣的普普通通的一頓飯。後來我聽爸爸說，他們家給了五百塊錢，我心裡暗暗納悶，為什麼？為什麼是他們家給錢，不是我們家給錢？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學了社會學，我才悟到，這錢的性質是彩禮啊。

  1982年：美國匹茲堡大學

  1982年我三十歲整。俗話說：三十不學藝。可我偏偏在那一年離開我喜歡的工作、新婚宴爾的丈夫、生我養我的中國，遠渡重洋去讀書。大洋彼岸的那個陌生的國度在我心中有一點點神秘、一點點新奇、一點點可怕。一切要靠自己硬著頭皮去闖。好在我們這一代人早已習慣了遠離父母、遠離親人，一個人孤零零地去闖天下的生活。

  記得寫入學申請時，曾請一位在京的美國朋友為我當時半生不熟的英文潤潤色。我解釋自己出國留學動機的一句話令她大惑不解。我寫的是：我想去留學，就是想了解一般人對事物的通常看法是怎樣的。她不明白這怎麼能成為一個動機。她太不了解我的成長環境，太不了解當時的中國，太不了解剛剛成為過去的那一段歷史了。

  剛剛結束的那場政治運動以及我的青少年時代，對於一個正在摸索人生道路的孩子來說，是多麼讓人困惑呵。記得小波常引用的一句不知出處的話是：人生在世只有兩個選擇，不是做傻瓜就是做惡棍。在那個時代，清醒和善良是多麼稀少啊。因此，我去留學，的確有這樣的想法，想恢復理智，想了解一下在一個正常社會中生活的正常的人們是怎樣想事情和做事情的。這種想法，一個來自那個世界的人怎麼能理解呢？

  飛機在舊金山(也許是紐約？我記不清楚了)降落，等候轉機，我不知道等候著我的是什麼樣的生活，這倒有點像 1969年那輛破舊的卡車把我們卸在荒涼的烏蘭布和大沙漠時的感覺。記得北京火車站載滿知青的火車剛一啟動，火車上哭聲一片，我沒有哭，心裡充滿憧憬。後來有些人回憶知青生活有一句套話：看到那荒涼的大沙漠，我的心一下子涼了半截。我沒有。我只是感到，這是我生活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未來的生活無論是怎樣的，它都將是我的生活，是我的生命。我希望它是光明的、快樂的、色彩斑斕的，不希望它是晦暗的、鬱悶的、委瑣的。

  據說美國每人平均耗費的熱能是中國人的三十倍，換句話說，他們的平均物質生活水平是我們的三十倍。但是，我並不太看重這個——他們每天吃的東西不可能是我們的三十倍，他們的床也不可能比我們的大三十倍——人的物質需求相差不大，滿足了基本需要之外的供給對我來說沒有意義。更有意義的倒是精神的享受：感人至深的情感，清澈有力的思想，所有的虛構之美——音樂、美術、戲劇以至優雅的生活。

  深夜的機場有一種輕輕柔柔的背景音樂，這在我前三十年的經歷中是從未遇到過的，帶點異國情調，給剛剛離鄉一日的我帶來一絲淡淡的鄉愁。

  等待著我的將是什麼樣的生活呢？

  1987：出版《社會研究方法》

  《社會研究方法》是我的一本譯著，是我在美國讀書時本科生的社會學方法教科書。我翻譯的這本書出版時被收入當時很有名的一套叢書——《走向未來叢書》。當時的圖書出版業正盛行各種各樣的叢書，大多都是西方各個主要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重要著作。

  社會研究方法是我在美國學習時喜歡的課程。在我對社會學研究這條路躍躍欲試時，方法就是我的腳，沒有腳路就沒法走。雖然我的程度只有中學數學，但是社會統計學的運用不是不可以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小波是正經學過大學數學的人，他告訴我，他佩服的一位數學老師說過，十個學數學的人中只有一個人能學統計學，而十個學統計學的人中只有一個人能學懂統計學，可見統計學之難。對於我這個中學程度的統計學學生來說，要想真正學懂統計學，當得李白的一句詩：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我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保持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狀態，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之後，學會使用那些統計軟體，並且學會如何解釋統計軟體做出的結果。

  對於我的譯筆，我還是比較有把握的。記得某次開會碰到一位素未謀面的大學老師，他對我說，這本書譯得真好。我聽了倒並沒有特別沾沾自喜，因為當時譯書的人好多根本不會英文，中文也一塌糊塗，所以別人說我譯得好，很可能就是指：一，我確實看懂原文了；二，我的中文通順。比起那些根本沒有看懂原文和中文病句連篇的譯文，也許我這樣的就算好的了。因此，這本書的翻譯和出版遠遠不能給我帶來什麼成就感。

  1988年：回國

  1988年，我們面臨回國與否的抉擇。我們的家庭從1980年結婚時起就一直是「兩人世界」(我們是自願不育者)，所以我們所面臨的選擇就僅僅是我們兩個人今後生活方式的選擇，剔除了一切其他因素。

  這個選擇並不容易，我們反覆討論，權衡利弊，以便做出理性的選擇，免得後悔。當時考慮的幾個主要方面是：

  第一，我是搞社會學研究的，我真正關心和感興趣的是中國社會，研究起來會有更大的樂趣。美國的社會並不能真正引起我的興趣，硬要去研究它也不是不可以，但熱情就低了許多。小波是寫小說的，要用母語，而脫離開他所要描寫的社會和文化，必定會有一種「拔根」的感覺，對寫作產生難以預料的負面影響。

  第二，我們兩人對物質生活質量要求都不太高。如果比較中美的生活質量，美國當然要好得多，但是僅從吃穿住用的質量看，兩邊相差並不太大，最大的遺憾是文化娛樂方面差別較大。我們在美國有線電視中每晚可以看兩部電影，還可以到商店去租大量的錄像帶，而回國就喪失了這種娛樂。我們只好自我安慰道：娛樂的誘惑少些，可以多做些事，也未嘗不是好事。

  第三，我們擔心在美國要為生計奔忙，回國這個問題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如果一個人要花精力在生計上，那就不能保證他一定能做他真正想做的事，也就是說，他就不是一個自由人。在中國，我們的相對社會地位會高於在美國，而最寶貴的是，我們可以自由地隨心所欲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這對於我來說就是搞社會學研究，對於小波來說就是寫小說。除了這兩件事，任何其他的工作都難免會為我們帶來異化的感覺。

  回國後到小波去世，有九年時間，我們倆從沒有後悔當初的選擇。在這段時間，除了我們倆合著的《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之外，我陸續出版了《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等七八本專著和譯著；小波則經歷了他短暫的生命中最豐盛的創作期，他不僅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文學作品「時代三部曲」(《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成為唯一一位兩次獲聯合報系中篇小說大獎的大陸作家，而且寫出了大量的雜文隨筆，以他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寫作風格在中國文壇上獨樹一幟。他生前創作的唯一一個電影劇本《東宮西宮》獲得了阿根廷國際電影節的最佳編劇獎，並成為1997年坎城電影節入圍作品，使小波成為在國際電影節上為中國拿到最佳編劇獎的第一人。

  回國後最好的感覺當然還是回家的感覺。在美國，國家是人家的國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樂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層。美國人當老大當慣了，對別的民族和別的國家難免缺乏興趣，我在社會學系當助教的時候，有的美國大學生竟然能夠問出中國大陸面積大還是台灣面積大這樣無知的問題。回國後，國家是自己的國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來有種如魚得水的感覺。在中國，有些事讓人看了歡欣鼓舞，也有些事讓人看了著急生氣，但是無論是高興還是著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樣切近，沒有了在國外隔靴搔癢的感覺。尤其是小波那些年間在報紙雜誌上寫的文章，有人看了擊節讚賞，有人看了氣急敗壞，這種反應能給一位作者帶來的快樂是難以形容的。

  小波是個有大智慧的人。他為之開過專欄的《三聯生活周刊》的負責人朱偉先生說，人們還遠未認識到小波作品的文化意義。小波的文章中有一種傳統寫作中十分罕見的自由度，看了沒有緊張感，反而有一種飛翔的感覺。他的反諷風格實在是大手筆，而且是從骨子裡出來的，同他的個性、生活經歷連在一起，不是別人想學就能學得來的。小波去世後，他開過專欄的《南方周末》收到很多讀者來信，對不能再讀到他的文章扼腕嘆息。甚至有讀者為最後看他一眼，從廣州專程坐火車趕到北京參加他的遺體告別儀式。看到有這麼多朋友和知音真正喜歡他的作品，我想小波的在天之靈應當是快樂的。

  1989年：北京大學社會學所

  我於1988年獲得博士學位後，隨即回國。因為當時北京大學要設博士後流動站，而找到當年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又願意回國的人的概率並不是太高，於是他們就找到了我。當時，由於費孝通在北京大學，由他出面，北京大學才能夠成立當時國內的第一個文科博士後流動站，而我有幸成為它的第一個博士後。雖說我的導師就是費孝通本人，但是，由於他牌子太大，工作太忙，我並不能像一般的學生那樣經常接觸到他，只是他到所里見研究生時，才得以順便一見。

  印象比較深的有兩件事。

  有一次，費老到所里約見研究生時講到，社會學要「出故事」。我當時正越來越偏向於定性研究，所以聽得特別受用。記得他說，人生和社會就是一個大舞台，人們在這舞台上上演悲歡離合、死死生生的話劇，我們社會學就是要講人們的故事，要出故事。我理解費老的意思是說，社會學不應當只出統計數字，只搞大規模的定量調查，還要關注活生生的人間戲劇，要搞定性研究，這樣才能出故事。

  第二件事是費老當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朋友帕克的女兒麗莎來中國，費老讓我幫他一個忙：把他的學生沈關寶的一篇博士論文翻譯給她聽。我還記得那篇博士論文中有一個細節，講到「大躍進」的時候，農民為了積肥，要把「牽腳泥」——就是農村住房堂屋地下的泥——收集起來做肥料用。還有一個驚人的情節，就是當時人們積肥，怕人的糞便太生會傷莊稼，漚肥時間又來不及，就讓各家各戶用大鍋把屎煮熟再上到地里。這個情節實在是太過匪夷所思，所以我翻譯時，麗莎露出一副狐疑的表情，反覆問了好幾遍，擔心是我翻譯錯了。我當時笑得幾乎岔了氣，回家把這個情節告訴小波，他也大笑不止，後來這個細節被他寫進了小說《似水流年》，其中指名道姓，引經據典，原來出處就在這裡。

  我在北大做博士後兩年間，報了婚姻家庭方面的十個小課題，包括青春期戀愛、婚前性行為規範、擇偶標準、婚外戀、離婚、獨身、自願不育、同性戀等。

  婚前性行為規範的調查是使用一個北京市隨機抽樣樣本做的。當時的抽樣方法想起來真是有趣極了。我當時開了一封單位的介紹信，就直接到位於正義路的北京市公安局戶籍處去了，提出用他們的北京市居民戶籍卡抽樣的要求。他們接待了我，我猜想這樣的要求在他們來說肯定是第一次，也許至今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是在全北京所有十六歲以上公民每人一張的戶口口卡上直接按等距抽樣的方法抽取的。記得當時這個任務交給了一位年輕的科長負責，他正好是中國人民大學的畢業生，對抽樣方法有些了解。我心裡暗暗慶幸。他還帶我去看了口卡的陳列廳，那是一個碩大的大廳，裡面擺滿了一排排的口卡櫃，我隨便打開一個抽屜，發現光是叫「王紅」的就占了有大半個抽屜，得有幾百位吧。當時心裡暗想，給孩子起名字可千萬不能起這樣的名字了。用這個隨機抽樣樣本，我做了婚前性行為規範、夫妻關係、家庭暴力的調查。在做婚外戀的調查時，除了採用了這個隨機抽樣的樣本，還輔以少量的深入訪談，用了定量和定性兩種方法。

  這些調查最後結集出版，書名為《中國人的性愛與婚姻》，還特意請導師費老題寫了書名。可惜由於這本書進入套書，有統一的封面設計，竟沒有用上。這本論文集於 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2003年由台灣專出教科書的五南圖書出版公司以《性愛與婚姻》的書名重印，估計是做大學的教輔書出版的。因為書里所收文章全部按照美國社會科學論文的標準做法，由前言、文獻綜述、研究假設、研究結果及解釋等幾個部分組成，一絲不苟。雖然看上去像標準的學期論文，不像研究著作，但是在當時我國一般社會學研究論文尚缺少寫作規範的情況下，可以算是規範化的一點嘗試。後來，有一位東南亞某大學的教授來訪，看到了這本書後對我說：你這本書跟中國其他的學術書寫法不一樣，我猜她指的是別人還是我國社會科學論文的傳統寫法，而我這個寫法一看就是從國外社會學那裡直接學過來的。

  1991年：《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

  做同性戀研究，線索的獲得是最困難的一件事。因為他們在人群中所占比例較小，也因為他們不願意暴露身份。而我是比較幸運的。在我的單身研究中，竟碰到了這樣的一個案例。由於單身人在人群中也是少數，所以用隨機抽樣樣本很難找到他們。於是，我在《北京晚報》上登了GG，徵集參加研究的志願者。在我的單身調查對象當中，有一位三十歲上下的男士，在我問到他保持單身的原因時，他一一否認了眾多普通的原因。後來他說，你是國外留學回來的，看上去也不像壞人，我就告訴你我獨身的真正原因吧——我是一個同性戀。就這樣，我得到了我的第一個同性戀個案。後來，他介紹了朋友，朋友的朋友，就這樣越滾越大，最後達到一百二十人的規模。社會學中有一種調查方法，叫作「滾雪球」的方法，就是這樣做的。所以，我的同性戀研究從社會學研究的方法上看是無可挑剔的。

  這項研究成果的出版本來是北京出版社約稿的，但是成書之後，他們又說這個問題太過敏感，不敢出版了。於是我們找到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了第一版，書名為《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次年，才又在外地的一個出版社出版了本土的版本。在書出版後，我接到大量的電話和信件，有許多同性戀者約談，於是在1998年又出版了這本書的增補本，篇幅增加了一倍，書名改為《同性戀亞文化》

  稱同性戀者為「他們」本來並無貶義，尤其說「他們的世界」，從中文的字意和韻味聽上去還挺有詩意的。無獨有偶，某年一位女攝影家拍攝了一批同性戀者的形象，準備結集出版，她給她的攝影集也起名為「他們的世界」。我想，中文讀者大多會從「看，他們有自己的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去理解「他們的世界」，讀中文的同性戀者們也不會從這個提法聯想到受排斥或者不被尊重的感覺。

  然而，有一位西方的同性戀者對「他們的世界」這一提法卻頗有微詞，他認為，這是把同性戀者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稱呼，好像異性戀者才是「我們」，而同性戀者是「他們」 (the other) 。在這裡，他所理解的「他們」是「他者」和「另類」，不是簡單的「他們」。從中文的文義看，前者有貶低的意味，而後者卻沒有；前者有等級之分(「我們」屬於高的等級，「另類」屬於低的等級)，後者卻是平等的(我們和他們沒有高低之分)。他的反應一方面源於西方人對中文的隔膜，另一方面也來自西方同性戀運動為同性戀者賦權之後所帶來的權利意識和平等意識以及伴隨而來的對於歧視的過度敏感和警覺。

  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

  這一年我回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只是不再是馬列所而是社會學所。離開北大的主要原因是，我不喜歡教書，覺得教書總是要把一套話反覆說很多遍，而重複是最不符合我的天性的，我受不了這樣的枯燥事情。此外，還有一個考慮：從學術氣氛的寬鬆和當時具體的人際關係上看，北大是大環境好，小環境不好；社科院是大環境不好，小環境好。所以，我最終還是選擇了後者。從那一年一直做到退休，整整二十年。這二十年是我生命中研究和出版的活躍期。

  1993年：《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

  《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寫於20世紀90年代初。該書以我國南方與北方各一個村莊中所搜集到的資料以及城市中自願不育者的調查為依據，比較了生活在不同環境中的人們在生育觀念上的巨大差異，並探討了這種差異的理論意義。

  記得一次與香港理工大學的阮新邦教授聊天，他說在我寫的書里這本最好，其他就不敢恭維了。當時弄得我面紅耳赤。雖然我自以為對同性戀的研究、對女性的感情與性的研究在價值上和原創性上一點也不弱於這項研究，但是從研究和寫作所下的功夫看，這本書也許真是略勝一籌。

  這本書先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次年又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了一次。在這本書中，有一個特殊之處：在我寫作的過程中，第一讀者王小波有時看著看著感到技癢，就說：「來，我給你寫一段。」我覺得是當時他發表文章的機會還比較少，對文字的狂熱喜愛又使他按捺不住，所以就有了現在這本書中偶爾會看到他的文字的情況。有明眼人對我說：「這裡面有些段落怎麼像出自王小波之手啊。」他們還真說對了。王小波的文字太有特色，即使他只寫了一小段，人們也能從十幾萬字當中把它摘出來。

  有一次我問小波對我的文字的看法，他評價還不低，但是他說，你的文字扔在地上還跳不起來。我想這是個中肯的評價。我的文字的特點用馮唐的話來說是「清通簡要」，沒有廢話，沒有多餘的字。但是缺乏僅僅屬於我自己的獨特風格。這種文字用來寫論文還差強人意，後來寫起小說時就顯得捉襟見肘了。人們都說我的小說寫的有論文味，問題就出在這裡。可是我始終覺得，一個人的文字風格是從靈魂中帶來的，是無論怎麼修煉也修煉不出來的。就像人的長相一樣，無論後天怎麼加工，並不能改變原來的模樣。

  1994年：《性社會學》

  這是一本譯著。它的原名是《人類性行為》，作者是約翰·蓋格農，是一位著名的性學家，以創立「性腳本理論」聞名於世。當年我在匹茲堡大學讀書時，他的這本書是本科生性社會學課程的教科書。

  我之所以翻譯這本書，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趁機熟悉一下性社會學的內容，另一個是想在我當時服務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開設性社會學課程做課本。結果書翻譯出來了，課卻沒有開成。當時據說系裡把這門課報到學校，可是並沒有批准。由此可見性社會學在當時的中國的困難和邊緣處境。在西方，性社會學早已是顯學，可是在中國，它還是難登大雅。以思想自由著稱的北京大學尚且如此，遑論其他學校。由此可以了解到當時社會氛圍在涉性研究領域中的保守和壓抑。

  1996年：《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

  1990年代初，我搞了一個小規模的關於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的調查，樣本容量為四十七人，方法是深入訪談，即用一個半結構化的訪談提綱，與調查對象當面深談。考慮到調查涉及個人情感和性的隱私，面對面的深入訪談絕對有必要，也是按照費老關於社會學調查要出故事的思路。定量的問卷調查可以得到總體的概況，但是要想了解詳細情況就非用定性方法不可了。一個有趣的巧合是，在翻閱西方性研究史的時候，看到19世紀末在西方有位性學先驅，一位女性學者，也做了一個小樣本的女性性行為調查，樣本量恰巧也是四十七人。我看到之後暗暗心驚：怎麼會有這麼巧的事情？

  這項調查的結果就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女性的性與愛》。當時賣得並不好。大概因為香港的社會氛圍與大陸有太多不同，性的禁忌相對來說要小得多。這就解釋了在1998年，同一本書在大陸以《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為題出版時引起大熱的原因。這本書的發行量有十萬冊以上，這在學術書中絕對是一個例外。原因有二：一是性在我們的社會中過於受壓抑，有一本書能如此談論性的問題，閱讀它對於人們的壓抑是一個宣洩，對於長期壓抑而造成的無知狀態，這本書是一個對諸多問題的答疑。二是該書的做法恰好採用了社會學中定性研究而非定量研究的方法。如果是同樣的題目，用定量研究就不一定會有如此眾多的讀者。數字會使人感到枯燥，會嚇退許多人，而定性研究不同，它有大量調查對象的口述資料。雖然我很小心地做了處理，將每個人的敘述打散，分散在各個不同的小標題之下，使人不能從某一段敘述中認出某一個人。但是，真實敘述本身就有它的魅力，加上在許多問題上被調查對象有不同觀點，不同做法，道德標準衝突，就使得這本書相當好看。即使如此，它的暢銷對我來說還是相當意外的。

  這本書後來又由不同出版社再版過多次，還由我的韓國學生李英梨翻譯成韓文出版。

  1997年：《女性權力的崛起》

  《女性權力的崛起》是一本資料集錦性質的書。我把當時我所能找到的女性研究方面的各種資料收集起來，分門別類做了一個綜述。書的這種寫法在我來說是不常見的——我比較喜歡就一個專題做經驗研究。這本書可以作為女性研究的入門書，省卻了讀者自己去廣泛閱讀和查找與婦女問題有關的研究資料的麻煩。對於廣大非專業的讀者來說，這本書也是了解與婦女有關的各種經驗研究數據和理論論爭的一個捷徑。

  1997年 4月11日：小波辭世

  當時我正在英國劍橋大學做訪問學者，忽一日接到好友林春電話，說小波出事了。雖然當時沒有人告訴我出的什麼事，就說病了，但是我有了很不好的預感。從接電話開始，一直到登機回國，我的心跳一直很快，心裡發虛，全身像要虛脫一樣。在從機場回家的路上，沈原說了一句話：「小波是個詩人，走得也像詩人。」這下我就全明白了。我現在不願回想，那些日子我是怎樣熬過來的。我的生活因為沒有了他，已經徹底改變了。

  雖然小波出人意料地、過早地離開了我，但是回憶我們從相識到相愛到永別的二十年，我沒有什麼可抱怨的：我們曾經擁有幸福，擁有愛，擁有成功，擁有快樂的生活。

  記得那一年暑假，我們從匹茲堡出發，經中南部的70號公路駕車橫穿美國，一路上走走停停，用了十天時間才到達西海岸，粗獷壯麗的大峽谷留下了我們的足跡；然後我們又從北部的90號公路返回東部，在黃石公園、「老忠實」噴泉前流連忘返。一路上，我們或者住汽車旅館，或者在營地扎帳篷，飽覽了美國絢麗的自然風光和大城小鎮的生活，感到心曠神怡。

  記得那年我們自費去歐洲遊覽，把倫敦的大本鐘、巴黎鐵塔和羅浮宮、羅馬競技場、比薩斜塔、佛羅倫斯的街頭雕塑、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尼斯的裸體海灘、蒙地卡羅的賭場、威尼斯的水鄉風光一一攝入鏡頭。雖然在義大利碰到小偷，損失慘重，但也沒有降低我們的興致。在桑塔露琪亞，我們專門租船下海，就是為了親身體驗一下那首著名民歌的情調。

  記得我們回國後共同遊覽過的雁盪山、泰山、北戴河，還有我們常常去散步和作傾心之談的頤和園、玲瓏園、紫竹院、玉淵潭……櫻花盛開的時節，花叢中有我們相依相戀的身影。我們的生活平靜而充實，共處二十年，竟從未有過沉悶厭倦的感覺。平常懶得做飯時，就去下小飯館；到了節假日，同親朋好友歡聚暢談，其樂也融融。

  生活是多麼的美好，活著是多麼好啊。而小波竟然能夠忍心離去，實在令人痛惜。我想，唯一可以告慰他的是：我們曾經擁有過這一切。

  1998年：《虐戀亞文化》

  「虐戀」是我在英國劍橋大學訪學半年(原定一年，因小波去世而中斷研究提前回國)期間搜集資料的一個主要題目。劍橋大學的圖書館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不否認，在資料的搜集過程中，我非常享受。如果我不喜歡這種特別有趣的性活動及其所表達的觀點和審美，我也不會選擇這個題目。我常常感到，所謂性感，所有人類的性感覺，在虐戀中都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它是一般人們的性感覺的誇張的表達，是性感的極致。神經稍微脆弱一點的人會受不了它，精神不夠純粹的人也領略不到其中的妙處。

  如今，虐戀在中國已經越來越為人所知。在遍布全國的情趣商店中，虐戀用品占了相當大的比例。雖然其中有虐戀需要的「行頭」比其他形式的性活動要多這一原因，但從虐戀工具的暢銷，還是可以看出人們對它的鐘愛。不同的社會學調查統計結果顯示，人口中有5%~30%的人有過虐戀實踐；有10%~49%的人有過虐戀想像。由此可見，即使虐戀的確是少數人的愛好，那也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少數。

  後來，我寫了一本虐戀小說，是短篇小說集。我的小說帶有論文味道，因為我在文學上除了欣賞和酷愛之外，沒有什麼抱負。我寧願把這本小說集當作我的虐戀研究的小說形式的圖解來看，說得更直白一些，我想通過小說讓大家知道虐戀是怎麼一回事，喜歡虐戀遊戲的是怎樣一群人。當然，如果人們能從我的虐戀小說中看到一點點美，得到社會學研究知識之外的審美快感，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1999年：《婚姻法修改論爭》

  這一年我主編了《婚姻法修改論爭》一書。這書值得一提的是因為它對我國修改婚姻法的過程有一定的影響，也是這一過程中各種觀點激烈爭辯的一個記錄。婚姻法與其他小法不同的是，它與絕大多數中國人有關。所以人們在這個問題上也都想發言、出聲，各種觀點的論爭十分尖銳、刺激。我在其中也寫了一篇。

  那一年，我們一些社會學家和法學家還被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請去開座談會。在會上我第一次提出了同性婚姻問題。當然，這個提法不僅在中國過於超前，在全世界也是比較靠前的。雖然當時已經有幾個國家批准了同性婚姻，但是同性婚姻的聲勢還不像現在這麼大。

  1999年：《性的問題》

  《性的問題》一書是我在性的問題上的一些思考的結晶。其中被人們了解較多的當屬對我國現行涉性法律的思考和批判。原因是我在一些講座中把這個問題單獨作為一個題目講過，在評論時事的文章中也使用過其中的一些觀點和材料，例如淫穢品問題、賣淫問題、聚眾淫亂問題、自願年齡線問題，等等。而我在1999年出版的這本專著中的一些觀點，直到十幾年之後，仍然被認為是「前衛」和「先鋒」的，這是褒義的說法，而貶義的評價則是「超前」的，不斷成為涉性問題社會論證的焦點。

  我在其中提到了目前我國正在實行的與性有關的法律有兩大類，一類涉及有受害人的行為，另一類行為根本沒有受害人。即使前一類法律也不是全無問題的，而後一類法律更是問題多多。我希望通過自己的研究推動我國涉性法律的改善，我甚至想用後現代理論最忌諱的一個詞——進步——來說明我的目標。因為雖然文化相對論告訴我們，不同的文化、習俗、規範和法律都有它自己存在的價值，但是我所引用的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例不能不讓我們感慨，我們有些法律和規範實在是太過原始，太過野蠻，太過落後。用我後來常常用的一個比喻來說，它們已經是一些活著的恐龍了。對它們的批判和改變甚至已經不再屬於「相對合理」的範疇，而是屬於「絕對進步」的範疇了。

  2000年：《酷兒理論——西方90年代性思潮》

  《酷兒理論》一書是我的一部譯文集。其中所有的篇章都是我1999年在美國加州大學參加性別問題研討班期間搜集到的。在這個研討班上，我有幸會見了文章被收入書中的幾位作者，如葛爾·羅賓和朱迪斯·巴特勒，親耳聆聽了她們的高論。我還利用有限的逗留時間，跑到羅賓的班裡去聽過課。記得她在課上放了一段舊金山女同性戀酒吧的錄像帶——她的課是關於女同性戀的研究。她對虐戀的研究也很有名，她曾經的一位女友帕特·柯麗菲亞是虐戀的活躍分子和著名作家。

  我們在業餘時間跑去舊金山，住在麗莎·羅芙的家裡，晚上借來虐戀的錄像帶觀賞。麗莎安排我與虐戀的活躍分子見面，他們帶我去參觀了舊金山最著名的虐戀用品專賣店。我們還在咖啡館裡見到非常成功的易裝（男變女)演員。我至今還記得羅賓對我們講述在西方女性主義者當中發生的「性論戰」的情景。那個研討班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這本譯文集就是我對那個研討班的一個記憶方式。

  從20世紀90年代起，西方那些在性和性別領域的越軌分子(同性戀者、雙性戀者、易裝者、易性者、虐戀者等)開始自稱為「酷兒」，「酷兒理論」就是他們創造出來的、關於他們自己及其越軌行為的理論。

  2001年：《一爺之孫—中國家庭關係的個案研究》

  《一爺之孫——中國家庭關係的個案研究》是通過對北京一個大家庭(六代百餘人源自同一位祖先)的研究資料寫作而成的。書里描述了這個典型的中國家庭的人際關係及其模式變遷。由於這項研究採用的是深入訪談的方法，當然就得到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對於費孝通所說的社會學研究要「出故事」的教誨，我始終念念不忘，並且引以為研究的真諦和樂趣之所在。

  在這本書的寫作出版過程中，應當特別提及的是我的合作者鄭宏霞所起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她既是這項研究得以順利完成的研究線索「引導人」，又是文中部分篇章的寫作者。

  2001年：《福柯與性》

  《福柯與性》是我對福柯《性史》一書的解讀。在所有的學問家中，福柯是我的最愛。他的所說、所寫、所作、所為總能引起我的共鳴。我的解讀，既有對《性史》一書的解讀，也有對福柯這個人的解讀。雖然我自知自己一生永遠不可能達到他的高度，但是像他那樣生活和寫作是我內心秘密的夢想。福柯的名言「人的生活應當成為藝術品」已經成為我生活的指南。

  在我的心中，福柯不僅是我學問上的老師，而且是我生活的導師。儘管如此，我對他這個人並沒有仰望的感覺，而是「心有靈犀」、可以面對面通過無言的眼神來交流的朋友的感覺。我通過這本書把我內心的一位秘密朋友介紹給大家，暗自希望人們也會像我一樣喜歡他。

  2002年：《西方性學名著提要》

  這是我主編的一本書，其中將西方所有關於性學的重要論著網羅一空。由於為他人的著作做摘要簡介是一件相當枯燥的事情，我想出一個狡猾的辦法：從來不愛開課的我，那一年為研究生開了一門性社會學的課。而幾十位學生的學期作業就是每人一篇性學名著的提要。我把學生們的作業編輯加工，就編成了這本書。這也是很多學生第一次成為正式出版物的作者，所以學生們都很興奮，寫得不錯，有的人甚至不只是提要，竟寫成了對那本書的讀書筆記。後來，書正式出版了，大家不但在他們的文字下面署了名，而且得到一點稿費。雖然數目很小，但是研究生為自己的作業得到報酬的事還是很少發生的，如果不是空前絕後的話。所以大家都很開心，其樂也融融。

  2003年：《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一書是我的讀書心得，由台灣專門出教材的五南圖書公司出版。女性主義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但是它也往往是一個邊緣化的話題。在這本書里，我想告訴人們，女性主義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什麼樣的理論和流派，在主張些什麼；還想告訴人們，我們往往以為中國的男女平等事業已經很不錯了，其實我們離這個目標還很遠，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2004年：《兩性關係》

  《兩性關係》一書是依據性別平等問題的經驗調查資料，對性別研究領域各類問題的思考寫作而成的一本專著。這本書可以被視為《女性主義》一書的姊妹篇。這兩本書都屬於性別研究領域，但是《女性主義》一書以理論闡述和介紹為主，《兩性關係》一書則是對與兩性關係有關的各個方面的經驗調查數據的梳理和匯集。

  2005年：《你如此需要安慰——關於愛的對話》

  這本書是我與同性戀者在網絡上的對話錄，對話對象主要是女同性戀者。她們的故事十分感人，她們的愛情十分真摯。但是她們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會感受到許多的壓抑和困惑。因此，對話涉及她們的生活故事，涉及她們的痛苦和快樂，焦慮和渴望。

  2006年：《性別問題》

  做了一個小樣本的調查，涉及男女平等問題上的各個方面。這本書可以被視為此前出版的《性的問題》的姊妹篇。對於不熟悉性別與性這兩個研究領域的人們來說，由於這兩個研究領域有交叉(例如，對女性的性活動的研究就既涉及性別領域，也涉及性領域；對賣淫問題的研究也涉及這兩個研究領域)，很多人容易將這兩個研究領域混為一談。其實，這兩個領域的研究對象、範疇和關注點絕大部分是相互獨立而並不重疊的。

  2009年：《社會學精要》

  這本書是我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學習期間撰寫的一部舊作。當時，我剛剛從歷史專業轉到社會學，對與社會學有關的一切充滿了好奇心和熱情。所以這是一部剛剛接觸社會學的人的充滿探索新領域的熱情的試筆之作，對於同樣剛剛涉入社會學領域的人們，這部書對他們了解這門學科的主要人物和名著、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或許會有一些幫助。

  2009年：《後村的女人們——農村性別權力關係》

  這本書是我退休前出版的最後一本專著，是一個中規中矩的社會學調查。2006年春做調查計劃，2006年10月至2007 年夏做田野調查。調查地選在河北省和山東省交界處的一個小小村莊。之所以選上這個村完全是因為我的關門弟子王水是這個村莊中土生土長的女孩。

  王水這個學生很有特色，最早結識她是因為她是《王小波全集》的責任編輯。這個學生完全是一個工作狂，而且自己還寫東西。在博士生面試的時候，別的學生一般有一兩篇出版物就很不錯了，可是王水抱來了她寫的、譯的和編輯的八九本書，給所有的考官留下深刻印象。這個女孩最不同尋常的是，樸實至極。在我們剛認識的時候，她一反別的農村孩子會儘量迴避自己出身的做法，告訴我，她每到農忙而手頭能抽出空閒的時候，就會回到村里幫助父母干農活。她現在已經是一位年薪幾十萬的成功白領人士，是全村人教育孩子時全都要提起的榜樣，可還是那麼樸實無華。

  王水幫我在村中訪問了一百位婦女，筆記記了厚厚一大本。在調查過程中，如果有人出於某種原因沒說實話，旁邊圍觀的姐們兒會馬上「揭發」：哎，這點你可沒說真話。像這樣調查出來的東西可信度是相當不錯的，而這正是社會調查最難解決和最易遭人詬病的一個問題：這種自述式的資料，其中與事實相符的程度究竟如何。在自述型調查中，人們出於迎合調查意圖、遵從社會評價標準、掩護個人隱私等等各色原因不說實話，這是此類調查所得資料的真實性的最大陷阱。而這項調查，因為王水的協助，所獲資料應當說是比較貼近真實情況的。為此，我必須向這位學生表達衷心的感謝。

  多數的調查結果都是看上去很尋常的，平淡無奇。這是社會學調查的一個特點：它關注的是常態，而不是關注特例或者戲劇性事件。但是，即使如此，這項調查還是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發現，比如，在村裡有一個婦女在來客時不可上桌吃飯的習俗，這在男女平等大潮勢不可擋的當代中國，是非常扎眼的一個習俗，它所反映出來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習俗的韻味是相當豐富的。真希望像這樣的發現能夠多一些，可惜多數情況還是大家司空見慣的常態，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如果我是這麼不喜歡常態，當初為什麼要選擇做社會學研究呢？我不禁捫心自問。這也許是我學術生涯的大多數時間都花在性少數派研究的一個原因，同性戀呀，虐戀呀，這些事才能真正引起我的好奇心。而正像福柯有次說過的那樣，好奇心是他搞研究的一個動機。這也是我退休後去寫小說的一個原因：我的心最終還是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受不了枯燥的。我最終不得不遵從我的內心，就像賈伯斯所說的那樣。

  2010~2013年：寫小說

  開始嘗試寫小說。寫作的過程有出乎意料的享受感覺。想起有個朋友，生了個女孩，這孩子很怪，從四五歲起，坐在鋼琴凳上就不下來，父母叫吃飯都不樂意下來。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就有點像這個小女孩。雖然很可能不知所終，但是自己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在退休之後的日子裡，每天除了吃飯睡覺，我有十四個小時的時間，大好的時間啊。能寫多少東西呀。

  讀書和寫作，這就是我今後幾十年的生活，當然還有休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