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譏刺時政，流死汶山

  世所謂人才，有經緯之才，有吏能之才。廖立屬於前者，有經邦治國之才，而劉備、諸葛亮卻只把他作為吏能之才來任用。因廖立不盡心理事，還常發牢騷，這就難免仕途坎坷了。當時的士人，若被大材小用，便常用消極的態度來表示反抗。例如：龐統初歸劉備，「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後來，還是孫吳的魯肅向劉備建言：「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方才得以重用。又如：蔣琬最初被劉備封為廣都長，蔣琬很不高興，整天喝酒不理事。劉備去視察，他也漫不經心。劉備大怒，要殺蔣琬，諸葛亮保釋了他，說：「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後來蔣琬果然成了蜀國的謀士。龐統有魯肅推薦，蔣琬有諸葛亮推薦，而廖立無人推薦，真有點機運不好！

  廖立對時政的批評，總起來有兩個方面：一是指出劉備用人不當；二是批評軍事戰略上的謀劃不周。他直言不諱地指出：「昔先帝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三國志·廖立傳》）應該承認，廖立的這些批評，不僅相當大膽，而且是尖銳中肯的。

  事實上，劉備集團在赤壁之戰後，確實在政治策略和軍事戰略上犯了一系列的錯誤：

  其一，不取漢中而與孫吳爭南三郡。在三國幾大勢力的角逐中，介於關中與巴蜀之間的漢中處於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尤其是對巴蜀，誠如益州人士楊洪指出的：「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三國志·楊洪傳》）早在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劉璋請劉備入川，使擊漢中張魯，即出於這一考慮。如果說這時的劉備，意在保存實力圖謀益州而不願北取漢中，尚屬可諒，那麼，建安十九年（214）劉備攻下成都，自領益州後，再不發兵攻取漢中，就是很大的失策。由於錯失良機，僅僅過了一年，就先後發生孫吳襲取南三郡和曹魏進兵漢中的事件。當時，劉備如能先一步進取漢中，無疑是捷足先登，鞏固了益州防務。然而，劉備卻低估了漢中落入曹魏手中的危險性，置漢中於不顧，率軍趕往荊州，爭奪已被呂蒙占據的南三郡。這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是不足取的。軍事上，奪回南三郡已非易事，曹魏進兵漢中，益州又在危險之中。劉備率軍趕往荊州事實上已無法改變荊州的局面，相反，卻為曹魏取得漢中開了方便之門。政治上，劉備去奪南三郡，使本來就很脆弱的孫劉聯盟又出現了新的危機。結果，兩線受敵的劉備不敢與孫吳戀戰，繼續南三郡的爭奪，不得不與孫吳達成和議，以湘水為界，中分荊州。「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反被曹操奪得了漢中，使益州根據地頓時緊張起來。曹操取漢中並非最終目的，而是要以漢中為據點，吞併益州。故進據漢中的曹魏大將夏侯淵、張郃，不斷攻掠益州，正像廖立所指出的那樣，「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究其錯誤，劉備是難逃其責的。

  其二，荊州失利，完全是劉備、關羽造成的。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就為劉備集團定下了「外結孫吳，內修政理」的既定國策，而且成功地推動了孫劉聯盟，取得了赤壁之戰的輝煌勝利。但是，這一國策又和「跨有荊益，保其岩阻」的戰略設想是衝突的。對荊州的爭奪，常常導致聯盟的危機。因此，留駐荊州的人選應是既能寸土不失，又能顧全大局，緩衝孫劉衝突，謹慎從事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劉備以關羽為荊州留守，是極大的錯誤。關羽雖稱「萬人敵」，然「剛而自矜」，意氣用事，缺乏頭腦，實不足當此重任。當孫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三國志·關羽傳》），使本來就比較緊張的孫劉關係更趨惡化。關羽又「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三國志·張飛傳》），不能團結、使用文職人員。加之，劉備為了與曹操爭奪漢中，抽調駐守宜都的孟達進攻上庸，以策應漢中的軍事行動，致使荊州空虛，關羽孤立無援。所以，廖立批評劉備，「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同時，也批評「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應該說，廖立的批評是正確的。

  荊州的失守，不僅使蜀漢政權「跨有荊益」的戰略設想成為泡影，被封閉於三峽之內。而且，孫劉聯盟宣告破產。劉備為盟弟關羽報仇心切，不聽勸阻，貿然伐吳，又導致了夷陵之戰的失敗，大大削弱了蜀漢的力量。

  分析赤壁之戰至夷陵之戰這段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劉備雖然取益州，奪漢中，奠定了蜀漢立國的基礎，但在軍事政治戰略上犯了一系列錯誤，一失再失，一誤再誤，終於將蜀漢政權局限於一隅之地，不能有很大發展。（田中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