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全史（下）第三章 可能性的實現：1400—1600年

  「文藝復興全盛期」

  27. 國家利益至上之時

  插圖37：米開朗琪羅，《摩西》，1513—1516年，羅馬，聖彼得鐐銬堂

  教會統治的勝利：文藝復興教皇

  15世紀下半葉，教皇對宗教會議至上主義進行持續打壓，不斷否決公會議提出的改革計劃，其權力也得以繼續擴張。1468年，以波姆波尼奧·萊圖為首的小圈子策劃了一場起義，這是共和思想的最後一次垂死掙扎。這次的計劃跟先前波卡里的謀反一樣遭人告密。教會統治盤踞在彼得和保羅兩位聖徒的墳墓之上，現在更得到強化，令羅馬換上了一副新面孔。通往權力中心的街道向大眾開放，在神聖的日子裡他們會到台伯河畔朝聖。自西克斯圖斯四世以來，城邦完全從屬於宗座財產管理局。長期以來，歷任教皇都和諸侯一樣行事，而且簇擁在他們身邊的世俗隨員比宗教隨員更多。他們有數不過來的兒女，婚事不僅公之於眾，還會舉辦奢華慶典。

  教皇三重冕是羅馬各貴族勢力拼命爭搶的對象，奪得冠冕意味著唾手可得的金錢、土地和受俸神職。樞機主教的一身紫袍，甚至聖座，都能成為許多羅馬貴族婚事中許諾的嫁妝。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私生子切薩雷·波吉亞是所有教皇寵兒中最著名的一個，他靠著父親便可公然尸位素餐。如果慶典策劃大師約翰·伯查德（Johannes Burckard）所言非虛，那麼梵蒂岡莊嚴的宮牆之內處處放蕩無度。他描述過一場有50個交際花參加的狂歡夜：在教皇淫邪的目光中，她們裸身起舞，爬過切薩雷的居室，然後高級教士便和這些美人共赴巫山。哪位雲雨最頻，就能得到獎賞。

  除了放蕩和祈禱，政治頭腦也是教皇必需的。查理八世進軍義大利成為那不勒斯國王，讓亞歷山大六世的聖座岌岌可危，尤其是奧爾西尼、科隆納、卡塔尼等羅馬內部的幾大家族本就與教皇為敵，現在跟法國人結盟更令他寢食難安。不過，歐洲方面的反攻也開始了。義大利各公國組成聯盟回擊查理，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也加入進來。面對聯軍的進攻，查理只能迅速撤退以求保全。一個恐怖的敵人伏擊了他的軍隊，讓士兵失去了戰鬥力：梅毒吞噬著士兵的身體。法國的權力地位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義大利的南部已經易主，最終於1502年再次落入西班牙人手中。

  危險幾乎還沒有過去，教皇就又與法國修好。他的搭檔是路易十二（Ludwig Ⅻ），1498年查理八世去世之後的繼任者。這份協議是按照當時的風格簽訂的：切薩雷·波吉亞放棄了他的宗教職位，與一位法國公主結為秦晉之好，拿到了瓦倫蒂諾的封地和公爵頭銜，義大利人因此用「瓦倫蒂諾」稱呼他。在這之前，亞歷山大六世為向他的法國夥伴獻殷勤，宣布查理八世的無嗣婚姻失效。這樣，路易就娶了他的前任的遺孀，布列塔尼的安妮（Anne von Bretagne），通過政治婚姻把布列塔尼公國的領地牢牢鎖在法國版圖內。威尼斯後來加入了羅馬和法國的聯盟，令法王在1500年前實現了對米蘭的統治。米蘭公爵「摩爾人」盧多維科·斯福爾扎在法國身陷囹圄。

  切薩雷·波吉亞的兄弟胡安被人刺死，後來被人從台伯河裡打撈上來，此後，切薩雷便毫無爭議地成為他父親麾下運籌帷幄的主角。作為教皇軍隊的首領，又坐擁一支路易十二提供的僱傭軍，切薩雷公爵大顯身手，詭計、謀殺、戰爭和利誘輪番上演。他在羅馬的對手如今喪失了法國的庇護，被一一清理門戶。羅馬涅的領主們也個個俯首稱臣，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全都落入切薩雷的手中。而在這之前，這裡的教皇勢力沒那麼強大，自治程度曾讓當地領主倍感自豪，是權力式微、文化昌盛的大本營。這片淪陷區還囊括了弗利、佩薩羅、里米尼、法恩莎等地，連烏爾比諾也未能倖免。1502年，切薩雷曾領導法國軍隊進攻那不勒斯，並征服了托斯卡納的皮翁比諾。在羅馬涅的戰爭中，他是御賜的教皇軍隊指揮官，還擔任法國王室的封臣。實際上，像他的聖父一樣，他關心的是如何建立「波吉亞的統治」。

  但亞歷山大六世於1503年溘然長逝，一己之國的美夢也隨之破裂。德拉·羅韋雷家族的代表尤利烏斯二世（Julius Ⅱ，1503—1513年在位）登上教皇的寶座，他可是波吉亞家族宿敵的後人。瓦倫蒂諾的權力是靠著他的教皇父親和法國扶植，這一點很快就得到證實。他逃離義大利，最後成了納瓦拉國王的臣屬。1507年，當時他因身患梅毒而容貌盡毀，義大利已經沒人記得他這號人物，在一次圍攻堡壘的戰役中，他死在離潘普洛納不遠的地方。對後世來說，他像個陰魂不散的幽靈，其卑鄙無恥簡直無人能出其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馬基雅維利從這個政治破產者身上吸取經驗，構建出理想的王侯形象；尼采對布克哈特的誤讀令他收穫甚豐又與之相去甚遠[1]，但他由此創立了「超人說」，用這一荒謬的反駁對抗19世紀末人們蒼白無力、深入骨髓的平庸。

  

  切薩雷的征服者尤利烏斯二世繼續執行他的「土地清理」策略。他果斷奪回波吉亞家族的戰利品，並占領長期紛爭的博洛尼亞。米蘭臣服於他的武力，並於1512年被他轉贈給了斯福爾扎家族的繼承人馬西米利亞諾（Massimiliano Sforza）。熱那亞擺脫了法國的統治。時人稱他為「恐怖」教皇，但更多是出於尊敬而非貶低。人們見他肩披鎧甲、跨坐良駒，身邊軍隊如眾星拱月。當米開朗琪羅準備為他雕像時，他可能曾提出希望自己手持利劍而不是手執書卷。他可能還說過「我對知識一點都不了解」這樣的話。他曾試圖限制聖職買賣，偶爾以謙虛和藹的樣子示人，但這對這位羅韋雷教皇的形象幾乎沒有改觀。

  他知道如何提防羅馬貴族。出於防備，他把宮廷衛士當中的貴族親信都解職，圍繞他身邊的都是可靠的瑞士僱傭兵團，即前面提到的瑞士衛隊。康布雷同盟雖然大勝威尼斯，但他和他的同胞都沒有分到多少好處。最迫在眉睫的是阻擋法國勢力對義大利北部的擴張。政治也遵循化學反應模式，於是教皇又與康布雷同盟中最重要的盟友們聯合起來，毫無芥蒂地組成新的「神聖同盟」，一致對抗他們曾經的盟友法國。路易十二試圖反擊，在比薩召集宗教分裂會議想要廢黜教皇，卻被尤利烏斯二世輕易化解，後者於1512年召集了第五屆拉特蘭公會議與之抗衡，以壓倒性的人數優勢瓦解了教會分立論者的陰謀。

  尤利烏斯二世對藝術的資助是空前的。梵蒂岡宮殿的庭院裡處處是古代雕像，包括1489年出土後很快聞名於世的阿波羅像。他親手為聖彼得大教堂的重建工作奠基，如若不是他下令，西斯廷教堂的穹頂上也不會有米開朗琪羅的壁畫；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教皇的作品。他去世時，那裡的腳手架都還沒拆掉。教皇的陵墓同樣也交由米開朗琪羅設計，這是世界藝術中一項具有傳奇色彩的規劃，可惜很多雕像都有始無終：比如「勝利者」的雕塑，半途而廢的「奴隸」群像，還有收藏於羅馬聖彼得鐐銬堂的發怒的摩西像——其面孔是按照可畏又可敬的教皇本尊來創作的（插圖37）。

  與此同時，法國和西班牙的義大利戰爭繼續如火如荼地展開。1515年，從未打過敗仗的瑞士僱傭軍在米蘭南部的馬里尼亞諾被法國炮兵擊潰，聲名一敗塗地。此後的十多年裡，米蘭不得不臣服於法國新任國王弗朗索瓦一世；斯福爾扎的統治成為歷史。這期間，美第奇家族的利奧十世成為羅韋雷教皇的繼任者，開始統治羅馬。利奧十世在7歲時就被任命為宗座總書記官，13歲時被擢升為樞機主教，他通往羅馬的大路早早就已經鋪就。他同時也是一位支持文藝復興的教皇：在加冕典禮後，他乘坐遊行車隊前往拉特蘭宮，就有一位樞機主教在路上布置了阿波羅、狄俄尼索斯、墨丘利、赫拉克勒斯和維納斯的雕像對他夾道歡迎。1517年，一場反對利奧十世的密謀失敗，教皇隨即擴大了樞機團，其中包括值得信任的美第奇家族的追隨者。在這之前，他還下令終止拉特蘭公會議。改革本應是時局所需，但是宗教會議至上主義的支持者們並沒有大動作。他們唯一重要的教令就是確認個人靈魂不朽。在拉特蘭公會議的最後一年，路德發布了他的「95條論綱」。

  利奧十世於1521年去世，當時德意志陷入騷亂。義大利的形勢也變得動盪不安，其命運交予西班牙、尼德蘭和法國的宮廷來裁定。在米蘭遭到法王路易十二多次不成功的進攻之後，義大利南部最終落入哈布斯堡家族之手。北方局勢未定，威尼斯在阿格納德羅一役中吃了教訓：戰爭留下了不會褪去的創傷記憶，讓更多的冒險家望而卻步。威尼斯共和國的藝術家卻罔顧現實，美化外交上的勝利，把危急時刻的總督李奧納多·洛雷丹（Leonardo Loredan）塑造成歐洲的裁判。洛雷丹的財富無可估量，威尼斯被裝點成文藝復興時期的大都市，甚至能與佛羅倫斯相提並論。菲利普·德·科米納認為，威尼斯如畫般的大理石建築讓它成為「我見過的最令人歡欣鼓舞的城市」，他稱大運河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街道」。

  馬基雅維利

  阿諾河畔，一切都朝著有利於美第奇家族的方向發展。一開始，索代里尼管轄下的共和國在外交方面舉棋不定，之後在關鍵時刻又選錯隊伍，站在了法國那一邊。1512年仲夏，那不勒斯總督率領一支西班牙軍隊入侵托斯卡納，占領普拉托之後大肆搶掠，最後在佛羅倫斯安營紮寨。西班牙僱傭兵為美第奇家族開啟了佛羅倫斯的大門，索代里尼不得不倉皇出逃。1513年2月，謀反的計劃不幸泄露，這正好讓新政權找到了藉口，對敵人進行大清洗。曾經的共和國只剩下韋奇奧宮的「五百人大廳」可供緬懷。

  那場密謀有很多嫌犯，其中一人後來聞名於世：尼可羅·馬基雅維利。他遭到監禁又飽受折磨，幸運的是他沒有被處決，而是被流放到佛羅倫斯南部的基安蒂。馬基雅維利生於1469年，父親是一名律師。家中的小型圖書館給予了他正規的人文教育。薩沃納羅拉的屍首幾乎還未被燒成灰燼，人們就推舉這個聰明的年輕人擔任佛羅倫斯的「第二秘書廳秘書長」。這個部門負責管理內部事務，同時與主持外交工作的第一秘書廳密切配合。作為機關秘書，他人微言輕，但他在這裡洞悉了政治的秘密，又能夠鑽研權力鍊金術。馬基雅維利曾這樣寫道：「秘書廳不僅是收集資料轉達信息的地方，它更是一個核心空間，在這裡對佛羅倫斯和國際政治的討論活躍又熱情。」他參加過與關鍵人物接觸的外交使團，比如路易十二或者馬克西米利安皇帝。他在切薩雷·波吉亞那裡目睹了「塞尼卡利亞的謀殺之夜」：當時公爵邀請了四個有二心的僱傭兵隊長共同進餐，說是要和解，卻下令扼死了其中兩人，又將另外兩人投入監獄，以便之後暗殺他們。

  馬基雅維利被流放到基安蒂，隱居在聖卡西亞諾附近的小鎮貝爾古西納的聖安德雷亞，在這裡他有大把時間可以自由支配。他創作了劇本和樂曲，還有他的主要作品《佛羅倫斯史》和《論李維》，尤其是《君主論》。這本單薄的小書言辭清晰，講授獲得權力、維護權力和擴張權力的技巧。以往也有很多諫言獻策之書，指導君主如何進行道德無瑕的基督教統治，而這個「世俗化的劇烈實驗」〔波科克（Pocock）語〕和它們沒有任何共同之處。馬基雅維利之前的理論家們認為統治是上帝的「深不可測的決定」，而他認為這是大幸，是命運，就像馴服一個喜怒無常的女人，必要時可以棍棒交加，為了成為其主人，需要「美德」。對於馬基雅維利來說，這意味著智慧和勇氣、意志力和耐力。然而，在危急情況下所有美德都不能衝破命運的力量。因此，君主總是要考慮到所有情況、各種可能性和壓力。君主要看清必要性，並且知道抓住機遇。在命運展現它無法逾越的力量之前，在那個痛苦的時刻到來之前，君主只能靠自己。君主應該既是狐狸又是獅子，狡猾而堅強：獅子不能防禦陷阱，狐狸不能打敗豺狼。

  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包含一些實用的論點：比如對待叛亂分子，要麼施以恩惠，要麼徹底消滅。民眾的懼怕比愛戴更能穩固統治。良藥需及時使用才見效，所以遭遇禍事也要立即行動，必要時可以發動戰爭。想讓自己掌權統治國家的人，應該把所有必要的暴行一舉實施。君主絕對不能覬覦臣民的財產，人們可以平復喪父之痛，但喪失遺產必定念念不忘。作為一個佛羅倫斯人，馬基雅維利對世界大事冷眼旁觀。歷史可能給人希望，也可能讓人陷入絕望——馬基雅維利愛讀盧克萊修，對他來說，歷史並不掌握在好心的、最終會審判一切的聖父手中。這是馬基雅維利的思想中真真切切的革命性觀點：政治脫離了宗教羈絆，上帝也從歷史中退場。宗教只被看成統治工具：對上帝的敬畏很有用，因為可以規訓民眾，幫助維護國家。統治者自己是否相信他起誓的上帝，根本無關緊要。統治者的權杖不是來自上帝的恩典，而要通過智慧、狡猾、謊言和謀殺才能握在手中。歷史並不是從壞到好，更像是在一個永久循環中不斷重複自己的狀態：從有序到混亂，從混亂到有序。

  馬基雅維利沒有被薩沃納羅拉的布道所蒙蔽，他看透了這位「新摩西」的真實意圖，最後還作了一首詩來嘲諷他。他激烈地批判教皇統治，認為是它讓自己的故國分崩離析。教皇國雖然沒能力讓整個義大利臣服，但卻有足夠的實力阻止其他勢力蠢蠢欲動。宗教改革發現了宗教機構的缺陷並得出結論：人們應該讓宗教恢復本初的純淨，相信彼岸的東西，懇求上帝的恩典，而同時期的馬基雅維利卻提示人們關注自身能力。人，且只有人，才是世界的創造者，同時也是被野心吞噬的嗜血豺狼。「他們是忘恩負義、狡猾善變的偽君子和騙子，他們避開危險並且貪得無厭。」

  馬基雅維利的作品反映出，衰落的佛羅倫斯聯邦激情尚在，它眼下的任務不是向這邊或向那邊擴張，而是一場生死攸關之戰。它曾是文藝復興的國度，雖然法國和西班牙在周圍虎視眈眈，但它還是成長為中世紀共和國的死敵。馬基雅維利政治理論中的最後一條道德緣由便是危急情況下的道德。一旦國家陷落，其他一切都化為烏有。不管是共和國還是君主制，國家的穩固是第一要務。馬基雅維利從未說過目的可以神化手段這種話，但是他的書始終灌輸著一個危險的論點：如果能夠阻止事態惡化，必要時刻可以允許犯罪。不過，什麼時候算是「必要時刻」，算是例外情況，卻是由明智而又定義模糊的國家思想家來決定，也就是統治者本人。

  馬基雅維利認為，維護國家的唯一可靠手段是一支強大的軍隊。「如果沒有自己的武器，那沒有哪個侯國是安全的，只能完全接受命運的擺布。」在《論李維》和他的對談錄《兵法》中，他詳述了細節。除了經驗，這裡列舉的是歷史上的例子，它們多數發生在久遠的古代，當然從原則上說經驗也是承襲古人的遺產。馬基雅維利試圖通過這二者來得出普適性的結論。所以，他堅信徵兵可以帶來愛國情感與和平，與之相反的是僱傭軍又昂貴又不可靠——甚至會反噬餵養他們的那雙手。馬基雅維利的這本對談錄是一部兵法經典，躋身經典之列的還有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戰爭理論著作《孫子兵法》，以及修昔底德、維蓋提烏斯（Vegetius）和克勞塞維茨等人的著作。

  然而，馬基雅維利的理念在實踐中卻慘敗。因為堅信家園最好的守衛者是自己的人民，當1512年西班牙人步步逼近時，馬基雅維利號召市民和農民組成了一支軍隊。在與訓練有素的專業軍隊進行的第一場試探性的戰鬥中，這些人就像沒頭蒼蠅一樣四散而逃。除此之外，馬基雅維利的分析能力也未能讓他洞悉明顯的誤判，他沒有認識到日益崛起的世界大國西班牙有什麼樣的軍事實力。他對古代一切事物的無窮熱情讓他一葉障目，無法意識到炮兵的重要性以及令人恐懼的機械化戰爭的發展趨勢。然而，他以實際效果為目標的思想，比之前所有人文主義者都更為清晰地展現出，對古代思想的探究能夠為現代化釋放出多大的活力。自己的公民比僱傭兵能更好地保衛家園，這種想法本身影響深遠，它為普遍兵役制提供了理由。

  集古董商和記錄員身份於一身的馬基雅維利是行動派人文主義的代表。對他來說研習古人意味著學習政治和兵法。羅馬教人如何建立帝國、統治人民。不過，馬基雅維利希望通過追本溯源治癒墮落的國家，尤其是義大利，從這一點來說，他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文藝復興的擁護者。在《君主論》的結尾，他激情澎湃地呼喚義大利的「新君主」把這片土地從野蠻人手中解放出來，最後幾句話引用了彼特拉克《歌集》中的詩句：「勇敢的人啊，就要拿起刀槍，反抗那暴虐的力量，戰鬥不會很長，因為先人的勇氣從未在義大利人心中消亡。」

  少有人知的是，這個佛羅倫斯人也捍衛平民權利。如果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觀點並且捍衛它，這就是馬基雅維利期待的黃金時代。在《佛羅倫斯史》中，他借一個膽子最大、最有經驗的梳毛工之口說出了一系列看法，這些看法在貴族讀者那裡一定非常不中聽又萬分離譜，但卻激發了一個關於佛羅倫斯的古老討論：所有攫取了巨額財富、掌握大權的人，都是要麼通過欺詐，要麼憑藉武力。為了掩蓋這種不當獲利的醜陋真相，他們試圖用「榮譽的利益」來美化它。「不要上當，以為他們祖先的古老血統會使他們比我們高貴。所有人類都出於同一祖先，都是同樣古老；而大自然（而非上帝）也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一個模樣。把他們所有的衣服都脫光：你們就會看到，他們跟我們長得差不多。假如我們穿上他們的衣服，他們穿上我們的：我們肯定就顯得高貴，他們就顯得卑賤。由於貧富不同才使我們有貴賤之分。」把馬基雅維利視為暴政的機械師是很不公平的。16世紀末的法學家阿爾貝里科·真蒂利（Alberico Gentili）稱他是一位「光榮的民主發言人」，甚至社會主義的宣言可能也引自馬基雅維利。

  馬基雅維利的政治經歷使他成為共和黨人。在《論李維》一書中，他認為相比於君主和支持君主統治的貴族派系，民眾發揮了更加積極的作用。當然，他曾經把民眾貶損為「醜陋動物」。他認為美第奇家族毀滅了佛羅倫斯的自由。不過，他可是個夠格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所以才會把他的《君主論》獻給當時佛羅倫斯最有權勢的人「偉大的」洛倫佐二世·德·美第奇。即便這樣，這個流亡之人還是無法返回他的城市。受另一個美第奇族人朱利奧，即後來的教皇克雷芒七世的委託，馬基雅維利書寫了其家族的歷史。

  但他隨後又寫到了一個關鍵場景，而且不僅僅是有關文藝復興時期。這個場景肯定是一個預設的自我塑造，但同時也刻畫了一種心理狀態，這種狀態對每一個文學家或者學者來說都不陌生，不管他在何時何地生活。「當夜晚降臨，我回到家走進書房。我在門口脫下那件沾滿泥土和糞便的日常外套，換上宮廷華服。這樣穿著得體了，我便走進古人的古老庭院，在那裡受到他們熱情的款待，接受佳肴的滋養，這些佳肴唯我獨有，而我也為它而生；在那裡我不怕跟他們交談，我會詢問他們行事的動機。他們和藹地回答我的問題。四個小時，我一點也不會覺得無趣，我忘記一切苦惱，不懼貧苦，無畏死亡：我完全沉浸在他們之中。」在這一刻，馬基雅維利這位兄長帶領我們步入人文主義工坊的最深處，主要是通過對談在醜陋的世界中營造出美學場景，同時也在逃避這個世界。彼特拉克也深有同感。每當他想要忘卻現狀時，就會給李維寫一封虛構的信，在他看來，自己在閱讀時就仿佛和大西庇阿、蓋烏斯·萊利烏斯（Gaius Laelius）、費邊·馬克西姆斯（Fabius Maximus）、布魯圖斯和德基烏斯等人一起交流；他在這些偉大人物那裡尋找慰藉，以求安撫自己悲慘的生活和糟糕的時刻。

  馬基雅維利可以自由思考的空間越來越小，僅限於佩薩和格雷韋之間的農莊。但作為最喜爭論、最具爭議的現代思想家之一，馬基雅維利藉助古登堡的媒介找到了大批交談對象，並很快達到軍團般的規模。他在死後得以返回佛羅倫斯，最終被安葬於聖十字聖殿。「沒有什麼墓志銘能配得上這樣的人」（Tanto nomini nullum par elogium）——這句悼詞直到18世紀才被鐫刻在大理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