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東方的傍晚

  插圖25：唐寅，《夢仙草堂圖》（局部），16世紀，華盛頓特區，史密森尼學會弗里爾美術館

  明朝中國的開始

  世界的其他地區在14世紀同樣遭遇了危機。自該世紀30年代以來，內戰一直在日本肆虐，匪徒團伙在這片土地上掃蕩，編年史家記錄下那些夜襲、突襲、恐慌、謀殺以及「毀滅世界並推翻一切的暴徒」。編年史家認為，下層人士想要推翻統治者的行動，這一事實構成了撼動整個帝國的動亂背景。鎌倉幕府淪陷了，駐守在京都室町的軍閥足利氏贏得了權力。1338—1573年，日本的各個朝代與時期都是根據氏族或幕府駐地的名稱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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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在這一時期經歷了極為寒冷的年份，颱風、冰雹和洪水侵襲不斷，天上出現預示不祥的巨龍，蝗蟲將稻田啃噬得精光。1344年，黑死病從這裡開始肆虐，然後向西蔓延，奪走無數生命，人口數一度從1億減少到6000萬。高稅收的負擔讓南方遭難，局勢越發緊張。這些反應與歐洲的情況類似：許多人似乎感到末日來臨。當西方在無盡痛苦中等待彌賽亞的降臨時，中國則寄希望於能帶來啟示與和平的未來佛彌勒菩薩的歸來。在其他文化中，彌勒菩薩的同類則現身為伊瑪目、馬赫迪，甚至還有屈夫霍伊澤山的皇帝腓特烈。飽受折磨的人們對具有黃金時代天堂特徵的「純淨土地」夢寐以求。通過這樣的海市蜃樓，推翻元朝的起義獲得了力量。打著烏托邦旗號的教派——其中包括「紅巾軍起義」——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追隨者。受前朝魅力的吸引，他們的首領在打下領地後，用「漢」或「宋」來命名其試圖建立的王朝。蒙古的統治者喪失了控制權。混亂之中的救世主最終不是一個明智的神，而是一個殘酷的、長著麻子的農家子弟：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由於其出色的軍事能力，朱元璋在紅巾軍中脫穎而出。他的士兵消滅了敵對的軍閥，奪取了一座又一座城市。1368年，他成為中國南方的君主，蒙古皇帝逃亡。於是朱元璋稱帝，將國號命名為「大明」，意為「光明」。南方的南京成為明朝首都。

  朱元璋選定「洪武」（意為「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為年號，不僅昭示了他的執政形象，也利用了這一勢頭。中國重新由漢人統治。他整頓了領導層和管理層，罷免了丞相併取消了這一職務——這是一個重大錯誤，從長遠來看，這會削弱皇帝的地位。10萬人在這次大清洗中成為受害者。外國人和佛教徒被邊緣化，儒家精英的影響力減弱，這樣一種建立在不信任和嚴厲措施之上的制度確保了穩定。政府的爪牙對異己進行毆打、折磨，甚至施以剝皮酷刑，還把剝下來的皮懸掛出來示眾立威。但是，即使是暴君也不能永久剝奪朝廷官員的權力。官僚體系中的工作量巨大，官員任務繁重。給事中[151]張文輔報告說，皇帝的內閣在短短八天之內就處理了不少於3391件事務。

  洪武年間的法律通過刻有文字的鐵板得以昭告天下，到處都是一片祥和——這聽起來像是刻薄的諷刺。未經允許，任何人不得離開家鄉。這項原則是在元朝時期提出的，同時在這一時期，統治者還嚴令禁止變更職業。對於經濟和文化生活同樣致命的是，對外貿易的受限，甚至中國的內部貿易也受到限制。只有農業得到了過度的補貼，整個國家自給自足。洪武皇帝的繼任者奉行防禦性的外交政策。而此後參加科舉考試的官員的精神食糧和備考資料只剩少數儒家經義，孟子語錄中那些妨礙穩定與秩序的內容[152]成為審查制度的犧牲品。但另一方面，在明朝初期，國家大力造林，並建立了灌溉系統。

  這個被束縛的帝國在永樂皇帝（1402—1424年在位）的統治下得以展現其力量。洪武皇帝去世後，朱棣從帝位鬥爭中勝出，從而獲得了皇權。在這個過程中，又是幾千個頭顱落地。在付出天文數字般的代價後，位於塵土飛揚的華北平原邊緣的北京成為新首都。一條專門開鑿的運河方便了北方的糧食供應，並為70萬人的大都市提供了食物。一層又一層的圍牆——宮殿牆、居住區圍牆、院落圍牆——囚禁了一切的自由。30萬精兵強將隨時候命，準備應對一切可能發生的動亂。即使是在永樂皇帝的統治下，星羅棋布的非正式監控網絡也能確保人民的安定。然而在中國人的眼裡，北京就是宇宙的中心。在這個曾經與老百姓隔絕的「紫禁城」中，有供奉天神的神殿，以及無數金碧輝煌的宮殿，那裡住著這個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一群人。1406—1420年，一支由強招入伍的勞動人民和工匠組成的隊伍很快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宅綜合體。皇帝住在這裡，身邊圍繞著太監、大臣、軍隊和後宮佳麗。在太和殿裡，皇帝坐上龍椅，朝臣站立在側，附近遍布各種花園和小湖，亭台樓閣倒映水面。直到今天，青銅獅子依舊如600多年前一樣在這裡守望，紫禁城內的屋頂皆覆蓋著象徵皇家的黃色。

  甚至在皇宮奠基之前，永樂年間就發生了根本性的政策變化，並開始制定積極的外交政策。南方的大越受明朝統治有20年之久。數次針對蒙古的征討，皇帝都親自帶兵出征。這種具有前瞻性的防禦策略，代價高昂，最終卻徒勞無功。規模巨大的海上艦隊探險使一切都黯然失色，它們似乎開啟了向蔚藍遠方的進軍。然而，科學技術創新的偉大時代並沒有因此復興。機械鐘也還沒有給天子們指示時間，相反，是鼓聲和鐘聲在北門塔樓以傳統的方式敲打報時。永樂皇帝還聘請了翻譯人員，並雇用了2000多位學者來撰寫百科全書，他們匯集了近2.3萬冊書籍，其中涵蓋了世間萬物的知識，包括古典文獻、歷史、文學和哲學討論。著述仍然較為罕見，而在宮廷之外，顯然也沒有什麼重要的作品問世。明朝成為一個渴望權勢的巨人，壓制了所有個體的主動權。「馬拉蓋的燕子」顯然還成不了一個夏天[153]。此時的中國，經濟可能會蓬勃發展，但技術突破並未實現。幾乎所有偉大的革新理念仍在別處醞釀。

  阿拉伯科學的衰落

  阿拉伯科學技術的鼎盛時代也已成為過去。13世紀的法學家伊本·薩拉赫·薩拉赫祖里（Ibn as-Salah asch-Sharahzuri）認為哲學實際是魔鬼：任何學習或教授它的人都會失去真主的恩惠，並被撒旦吞沒。他的態度以及與他思想相近的伊本·泰米雅（Ibn Taimiyya，1263—1328）的見解並不是伊斯蘭思想史獨有的：基督教也擁有這樣的立場。然而，反對「法勒薩法」[154]的人在伊斯蘭社會似乎比在西方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其不同之處在於希臘文化中心文本中的「非神聖性」概念。不可否認，阿拉伯哲學幾乎沒有擴展其含義。就迄今為止已知的資料而言，人們主要是對傳統的討論，對經典的解釋和對教科書的編寫。作為後來最重要的穆斯林哲學家之一，波斯人穆拉·薩德拉（Mulla Sadra，1572—1641）的形上學綜合了新柏拉圖主義、神秘主義和諾斯替主義教義。他的思考有時會觸及庫薩的尼古拉（Nicholas Cusanus）的思想。

  這種衰落是何時開始的，就如同問及造成這種衰落的可能原因一樣，頗具爭議。摩洛哥哲學家穆罕默德·德沙比里（Muhammad al-Dschabiri，1936—2010）認為其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穆斯林沒有遵循阿威羅伊主義。德沙比里在其《阿拉伯理性批判》（Kritik der arabischen Vernunft）中主張對傳統進行批判性追溯，即研究、反思，而不是像往常一樣僅閱讀神聖文本。但這就要問了，為什麼伊本·魯施德的思想被困在伊斯蘭世界裡，而西方卻在他的幫助下開啟了批評和理性之路？毫無疑問，與希臘遺產的隔絕是造成伊斯蘭社會中哲學的衰落以及科學技術停滯的原因之一。但是，這並不能說明為什麼出現了這樣的發展。當然，尋找這一原因會面臨許多困難。豐富的資料仍安靜地躺在檔案中，無人翻閱。此外，「伊斯蘭普世主義」一詞涵蓋了政治上支離破碎的無國籍遊牧地區，以及高度文明的城市地區、理性組織的國家和粗暴的專制主義地區。與中國的例子類似，造成歐洲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大分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外部原因之一是蒙古人。他們導致城市人口銳減，土地遭到破壞，灌溉系統被毀壞。在許多地區，遊牧生活取代了定居生活。由於蒙古人和其他外族的入侵，「阿拉伯農業革命」也陷入停滯。巴格達在被征服時，它的36座圖書館在大火中被燒毀，而地理學家伊本·朱拜爾在此之前的幾十年就將這座城市描述為一片廢墟，僅是「一種幽靈的雕像」。知識生活的領域已被截斷。義大利南部的穆斯林人在對抗諾曼人的鬥爭中淪陷，收復失地運動又從安達盧西亞的伊斯蘭世界中奪走了其知識皇冠上的寶石。在13世紀上半葉，阿拉伯文化的古都科爾多瓦和塞維亞兩座城市也被卡斯蒂利亞奪走了。此外，與基督教軍隊的戰爭進一步激化了這裡的矛盾。宗教狂熱者更是將伊本·魯施德和其他人驅逐到了馬格里布。由此，與安達盧西亞東部的關係破裂。從此，哲學與深奧和神秘過從甚密，結果導致哲學在與現實的距離中迷失了自己。

  哲學主題和視角的範圍仍然有限。直到16世紀——根據伊斯蘭學者海珊·孜（Hossein Ziai，1944—2011）的觀點——宗教與古典阿拉伯哲學的和解才顯現端倪。直到現代，伊斯蘭世界才出現笛卡兒、斯賓諾莎、費爾巴哈甚至叔本華的身影。西方思想也與拉丁和希臘傳統的敏感領域一樣並未引起更多注意。畢竟，人們知道自己擁有「正確」的宗教，有了《古蘭經》，他們就擁有了完美的、最終的上帝之書。《古蘭經》稱穆罕默德為「封印先知」（Chatam an-Nabiyyin），直到末日，他都是最後一位先知。那麼，人們應該從那些否認絕對真理的文化中學到什麼呢？伊斯蘭世界認識的第一位歐洲哲學家是笛卡兒。1862年，他的《方法論》在法國領事的支持和倡議下被翻譯成波斯文。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學家首先通過穆罕默德-阿里·福魯吉（Mohammad Ali Foroughi，1877—1942）在1930—1940年翻譯出版的三卷《歐洲哲學史》為伊斯蘭世界所熟悉。這與阿拉伯科學的古典時代形成鮮明對比。例如，新柏拉圖主義的著作《原因之書》在歐洲保存了237份拉丁文譯本，而已知的阿拉伯語版本僅有三種。

  宗教的至高重要性還體現在以下事實：在13世紀之後，只有那些專為宗教服務的科學才產出了新的東西：天文學比其他科學更早地通過阿拉伯語的翻譯獲得了一些西方知識——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數學。天體運動的研究有助於確定祈禱和齋月的時間。因此，納西爾丁·圖西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數學家，還是一位神學家。天文學家阿沙蒂爾（ash-Shatir，約1305—1375）在大馬士革的倭馬亞清真寺憑藉計時員的工作謀生。穆斯林學者關於球面三角學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宗教動機，因為用它可以確定聖地麥加所在的方向。只有眾所周知的天文學儀器在後來的時期得到了改進。這裡或那裡進行的對傳統知識的修正卻很難使整體情況變明朗。希拉西（ad-Din Ash-Shirazi，1236—1311）是一名伊朗醫生和蘇菲派成員，在馬拉蓋，他從圖西（al-Tusi）那裡學習了他的天文技藝。他最重要的成就是以法拉比傳統嘗試研究科學的分類系統。他還發現了彩虹的本質。他的學生法里西繼續在這一領域進行研究。阿拉伯偉大科學中的另一位「後人」是阿里·庫什吉（Ali al-Quschji，1403—1474），他先後在撒馬爾罕和伊斯坦堡工作。不管奧雷斯姆的見解如何，他都假設地球是在自轉的。他試圖通過將行星移到偏心位置來避免本輪。他的模型不僅基於數學，還基於觀察。他的工作本可以開創一種獨立於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但無論是庫什吉的天文學，還是後來的繼任者波斯人沙姆斯·阿德丁·夏弗里（Shams ad-Din al-Chafri）都沒有拉開範式轉變的序幕。這裡的醫學水平也始終停留在中世紀鼎盛時期。

  與以往一樣，學術的發展都與宮廷、清真寺和醫院相聯繫。伊斯蘭學校（Medresen）的規模大小不一，從個人到大型機構都有，一直是傳統的傳承者，而不是創新的實驗室。他們致力於傳授宗教和實踐知識，尤其是伊斯蘭法律。除邏輯學之外，希臘哲學在課堂上並沒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偶爾會開設語法和歷史課程。除了哲學和占星術之外，設拉子地區的伊斯蘭學校還教授物理、化學和數學。然而，這種被誤讀的「伊斯蘭人文主義」（studia adabiya），並無法達到具有西方特徵的「人文主義研究」的廣度，以實踐為導向的研究——包括天文學和數學，主要是醫學——占據著主導地位。有關印度穆斯林圖書館的信息也表明了這一點。

  可以構想和探索的內容常取決於統治者們的異想天開和喜好。如果一位心思細密的統治者之後繼位的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呆瓜，而他唯一的樂趣就是獵獅，那麼他周圍的所有科學都將終結，許多學者的處境也因此時好時壞。他們不得不從一處宮廷跑到另一處宮廷，不斷找尋新的贊助人，有的甚至只是為了保命。在一些最偉大的人的傳記中，他們歷經重大轉折——因為他們的某些見解或捲入了宮廷的爾虞我詐中。金迪曾被施以鞭刑，伊本·西那被迫過著不安的流放生活，海瑟姆為逃離法蒂瑪王朝古怪的哈里發哈基姆的加害而假裝瘋癲。邁蒙尼德作為一名猶太人是一個特例，他被驅逐出科爾多瓦後，不得不環遊了半個世界，先是去菲斯，然後去了耶路撒冷和亞歷山大港，直到在富斯塔特謀得生計。目前尚不清楚穆拉·薩德拉是否有過流放的經歷。

  當然，在拉丁歐洲也可以找到類似命運多舛的人物，只不過那裡還有更多選擇：更為密集的地區林立著更多宮廷、繁多的修道院和自由的城市、各類學院，之後還出現了人文主義團體、印刷工場、文法學校，以及大學獨一無二的機構。這些地方為拉丁歐洲的對話賦予了持久性，是所有重要創新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伊斯蘭文化中，這些條件則尚未形成。因此，阿拉伯天文學家可以證明托勒密的錯誤並修正亞里士多德的學說，但最終將地球從宇宙的中心移開的則是歐洲人。伊本·納菲斯（Ibn al-Nafis，1210/1213—1288）可能發現了血液小循環，穆斯林的一些解剖學家直到19世紀都仍在不斷引用他的見解，但伊斯蘭世界卻沒有從他的見解中得出進一步的結論。從安達盧西亞逃亡的知識分子聚集在了開羅和福斯塔特，這裡取代了遭到重創的巴格達，伊斯坦堡和伊斯法罕之間不時湧現出幾位智者。但是，更為重要的技術創新並沒有盛行，也沒有重大的發現。當歐洲人在積極尋求新的未知土地之時，阿拉伯的地理範圍直到16世紀才勉強超越伊德里西繪製的地圖。即使被視作開創性發明的緊固螺絲——阿拉伯人在19世紀就已經熟悉它了——似乎又被遺忘。因此，並沒有「矮人」能夠爬上像拉齊、阿布爾·卡西姆、伊本·西那或伊本·納菲斯等「巨人」的肩膀。總的來說，相較於不斷增加、不斷產生新觀點和新發明的拉丁歐洲的思想家和建設者來說，伊斯蘭世界馬拉蓋時期及隨後幾個世紀出現的傑出學者依然只是很少的一群人。

  大約在1400年，偉大的歐洲文藝復興的可能性空間已經大大敞開。此時其從瑞典蔓延到波蘭和莫斯科大門前，從匈牙利到達了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義大利仍然是其中心。馬基雅維利將它讚美為「重新喚醒死去事物」的土地。如此，他的家鄉便在世界史上占據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