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大分流」的開始

  插圖14：趙孟頫（1254—1322），《調良圖》，手卷，台北故宮博物院

  本書首發𝒷𝒶𝓃𝓍𝒾𝒶𝒷𝒶.𝒸ℴ𝓂,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蒙古人入侵

  伴隨著橫向社會勢力的崛起、大陸上持續不斷的衝突以及分裂的進一步加劇，「偉大復興」的前兆於12世紀開始顯現。鳳凰振翅飛往拉丁歐洲，它沿著貿易走廊的路線向義大利和法國前進。而此時的東方卻陷入混亂，野蠻民族不停侵擾穆斯林和中原地區，他們打破了亞洲的平衡，讓這半個世界地動山搖。

  蒙古人的發源地在今天烏蘭巴托以北的斡難河和克魯倫河之間的地區。他們最初與契丹人結盟，在這裡放牧、捕魚和打獵。農業種植對他們來說很是陌生。牧群為他們提供肉、奶、骨頭和皮革。有些人懂得釀造啤酒和木工，最受人尊敬的是鐵匠。當然，他們必須得先弄到鐵和其他金屬。侵襲他族幫助他們補充自己有限的物資種類。蒙古人靠矮小精壯的馬匹生活。據說，在穿越貧瘠地區的漫長過程中，士兵們會在坐騎的脖子上切開一條靜脈，以暗紅的馬血為食，這樣就不用浪費時間休整。蒙古人是出色的騎手，在疾馳的馬背上也可以放箭。在戰場上，每名人馬合一的戰士都有備用坐騎，最多可達五匹。這就是為何他們的進攻可以勢如破竹。

  部落間為爭奪牧場而進行的戰鬥和惡劣的自然環境讓蒙古人早早便鍛鍊了軍事作戰能力。一位印度編年史家描述說，他們是擁有鋼鐵之軀的男人，光頭被氈帽遮蓋，臉頰通紅似火；他們的眼睛如此銳利，仿佛可以穿透金屬容器，但散發的惡臭甚至比他們的膚色還要令人恐懼。歐洲的編年史學家小聲嘀咕說，蒙古人會吃流產的胎兒、胎盤和其他「不潔」的肉。英國編年史學者馬修·帕里斯（Matth?us Paris）認為他們是失蹤的以色列十支派的後裔，將會與歐洲其他信徒勾結。這些說法匯集起來，讓傳說中猶太人的世界陰謀經久不衰且更為險惡。

  蒙古人最初的統治形態是家庭和氏族組成的關係網。其中一位領袖鐵木真，生於1162年前後，他以殘酷和謀略迫使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凝聚為一個國家。他被尊稱為「成吉思汗」「世界的霸主」，或者說「海洋的霸主」。作為天神騰格里（Tengri）的代言人，他認為自己要完成神授的使命，在地球上建立一個和平王國。要完成這項高貴的使命，就避不開恐怖與死亡。成吉思汗的部落（horden）——這個詞源自「ordu 」，意為「營地」——首先要打擊的是毗鄰的突厥人和金人。大都（今天的北京）也被鐵騎蹂躪，據說這座中國北方城池的烽火燒了整整一個月，染紅了整片天空。蒙古軍隊擊潰了中亞各國，並摧毀了絲綢之路沿線的城市。1221年，這位「草原上的亞歷山大」抵達印度河。與此同時，在西部，他的騎兵已經穿越了高加索地區，負隅頑抗的俄羅斯軍隊遭遇慘敗。1227年鐵木真去世時，蒙古的勢力範圍從歐洲邊界直達朝鮮半島，高麗王朝也俯首納貢。

  鐵木真的離去完全沒有平息蒙古的狂熱。建國不久的保加利亞王國慘遭瓦解；莫斯科、羅斯托夫和弗拉基米爾接連淪陷；基輔在英勇抵抗後也未能倖免。蒙古大軍兵分三路，一路挺進波西米亞、匈牙利和波蘭，占領了克拉科夫和弗羅茨瓦夫。1241年4月9日，成吉思汗的孫子孛兒只斤·拔都親率一支偵察軍在利格尼茨擊退了一支來自西里西亞和波蘭的騎士軍團。兩天後，他們又殲滅了一支匈牙利部隊，深入歐洲內部的道路似乎已經暢通無阻。世界末日似乎越來越近，但上帝在懲罰人類後總會賜予恩典。被稱為「韃靼人」的蒙古軍隊突然撤退，原因不明，拉丁歐洲的中心得以倖免。但凡蒙古人所到之處，只剩一片焦土。據說，有100萬人因為這些摧殘不幸喪生，還有數十萬人遭受饑荒，他們都是戰爭的犧牲品。工匠被綁架到蒙古帝國，貿易陷入死寂。來自法蘭西、瓦隆和德意志的遷居者占領了這片空地。

  出於戰略上的考慮，拔都放棄了繼續西征的計劃，而是守護已被征服的土地。強行進攻人口稠密的中歐，與塔樓林立的城堡和城牆堅固的城市作戰，無疑是冒險行為。此外，由於鐵木真的繼任者窩闊台離世，拔都不得不宣布班師回朝，戍衛首都喀喇崑崙。所有草原帝國都有明顯的結構性問題：圍繞繼承權的紛爭一次又一次破壞了帝國凝聚力。一開始，成吉思汗的四個兒子各自為政。龐大的蒙古帝國中已經有了汗國的雛形，每個汗國遼闊如一個帝國，還分別建立了王朝。13世紀下半葉，欽察汗國[84]和伊利汗國為爭奪高加索地區的統治權開戰，蒙古的分裂拉開了序幕。在此期間，拜占庭明智地保持了外交上的中立。

  伊利汗國在1335年解體，中亞的察合台汗國則延續到了16世紀。欽察汗國對羅斯的統治長達兩個世紀，其勢力範圍有時甚至到達西里西亞和摩拉維亞。可汗雖然索要貢品，卻保護教會和宗教信仰。然而，他們沒能征服今天俄羅斯的西北部，這片「羅斯之地」。日益繁榮的諾夫哥羅德就坐落於此，它的貿易網已經延伸到荷蘭。時任諾夫哥羅德大公的是留里克王朝的亞歷山大（Alexander Newski，1252—1263年在位），他一邊提防著虎視眈眈的蒙古人，一邊在涅瓦河畔大敗瑞典軍隊，此後不久又在冰封的楚德湖上擊退條頓騎士團。因為大勝瑞典人，亞歷山大被尊稱為「涅夫斯基」（Newski），意為「涅瓦河的那個人」。他的大公頭銜也得益於他的忠誠。東正教徒認為，韃靼人只關心稅收不關心靈魂，選這些人做盟友也是不小的罪孽，可能比與西方國家結盟好一點點。拉丁歐洲和羅斯之間的文化鴻溝已經變得很深。

  蒙古人的入侵也在亞洲史中烙上了深深的印記。在南部，旭烈兀——大汗蒙哥的兄弟，伊利汗國的首位可汗——征服了塞爾柱王朝的旁支、位於安納托利亞的羅姆蘇丹國。在波斯，他消滅了一群可怕的刺客——這是一個原教旨主義的什葉派分支，因奔襲各國暗殺統治者而臭名昭著。蒙古人「就像被烏雲籠罩下的陰影一樣」在穆斯林世界裡橫衝直撞。1258年，巴格達淪陷。因為馬穆魯克人的頑強抵抗，蒙古人最終沒能征服埃及。印度的倖免則要歸功於德里蘇丹國的軍事力量和在要塞設置的防線。但蒙古人輝煌的東方大業仍在繼續，大汗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征服了南宋。按照中國習俗，他以「大元」為國號，寓意「偉大的初始」，後來廟號為「世祖」。元朝的統治一直持續到1368年，大都成為新的首都。此外，高麗也被納入元朝的版圖。歷經400年的分裂，中國重新獲得了統一，儘管此次的角色不同尋常，是一個更大整體中的一部分。蒙古人計劃入侵日本，但首次出征就莫名終止，第二次進攻又被一場「神來之風」阻止了：這場颱風摧毀了兩支蒙古艦隊。南征大越和爪哇也失敗了，海上帝國滿者伯夷[85]在爪哇開始崛起。

  在此期間，基督教地區的多位統治者試圖與蒙古人結盟。聖路易希望借蒙古人之力打敗穆斯林。一開始，蒙古帝國的統治僅僅依靠統治者的威嚴、密切的宗族關係及勇猛的騎兵。現在，除了馬匹、弓箭和射石炮，最重要的權力工具也出現了：依託密集的驛站建立起來的高效通信網絡。蒙古人向那些俯首認敗的民族學習，跟他們做買賣，也與歐洲的商人保持著貿易往來。被俘虜的士兵要麼甘心稱臣，要麼死路一條，而平民百姓卻倖免於難。畢竟，新的統治者也需要各行各業的能工巧匠，他們在統治中吸納儒家管理之道，從中國、波斯和阿拉伯的文化中學習社交禮儀。毫無疑問，這再次表明持續擴張的社會一旦擺脫了其原生的自然環境和文化，進入全新的環境中，那它必然會比其他社會更加開放創新。從現有形態的轉型中進行轉型的突出代表，是「亞洲的彼得大帝」忽必烈可汗——求知慾旺盛的他既遵循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又把大都的皇宮裝飾成氈帳。

  蒙古人最終沒有建立起強大而完善的機構，他們只是複製或挪用已有機構，不去自己學習，而是聘用專家來研究複雜的技術和工藝。但是，蒙古人修訂了自己的法律，並在《蒙古秘史》中記載了蒙古人的起源傳說，稱其祖先叫巴塔赤罕，是「蒼狼」與「白鹿」交配所生。曾擔任伊利汗國總理大臣的波斯人拉施德丁（Raschid ad-Din）撰寫了《史集》，擴大了蒙古人對世界史的認識。他對中國印刷術的詳細描述，一度是最為詳盡的論述。

  蒙古的統治者們最初都是騰格里派的信徒，信奉以天神騰格里為中心的薩滿教。後來，一些可汗接受了被征服者們的宗教信仰，但也保留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伊利汗國的完者都就是一隻「信仰變色龍」：這位薩滿教徒一開始受洗成為聶斯托利派基督徒，後來轉信佛教，然後加入遜尼派，最後可能皈依了什葉派。該領域最出色的研究者赫伯特·弗蘭克（Herbert Franke）推測說，如果草原騎兵於1241年留在了匈牙利，他們可能會成為善良的基督徒。但是，大多數汗國最終還是轉向了伊斯蘭教信仰。此前被包容的宗教少數群體將要迎來一場更為猛烈的風暴。中國人保持著對佛陀的虔誠，穿著藏傳佛教「喇嘛教」的服裝崇拜他。除此之外，香火繚繞、貢禮豐厚的孔聖人——孔子，他的權威至今已持續近2000年。

  中國：城牆環繞的自由

  在蒙古政權統治下，極權統治的趨勢在中國越發明顯。歐洲的精英群體組織嚴密，可能還掌握著軍事武裝，他們可以限制中央集權，但中國沒有這樣的群體。根據不同的生產職能，民眾被劃分到不同的階層。蒙古人和色目人在前位，其次是北方的漢人。社會階層的躍遷幾乎是不可能的。地位最低的是剛剛被征服的南方漢人，他們被迫承擔大部分的賦稅，而且越來越重。國家劃定階層秩序是為了擁有各種技藝嫻熟的工匠、教師和戰士。因此，階層地位是固定的、世襲的。這意味著：一世為陶工，則世代為陶工；一世為士兵，則世代為士兵。職業並不根據個人的喜好或能力而決定。

  征服者們為佛教、道教、聶斯托利派基督教或穆斯林的宗教學者和教士劃定了階層，也給「儒家」信眾分配了等級——這群人在南部約有10萬人，在北部約有4000人。他們擅長閱讀、寫作和計算，並且個個知識淵博，是中層行政管理人員的儲備庫。他們雖然不用繳納某些稅款，並在很大程度上遠離了兵役勞役，卻也被困在了一個較低的階層。在他們當中，誕生了兩種精英：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許多古老的儒家士族素以世代傳承的文化和博學為傲，對地方仍有不小的影響力。士族和大地主都倖免於難，後者更是蒙古人不得不選擇的合作對象；若非如此，這個龐大的帝國將無法長治久安。中國的精英階層是新的蒙古-西亞統治階層的對立面。統治階層雖有權勢，但教育程度不高，缺乏應對官僚的技巧。他們施政的結果就是對創造力前所未有的扼殺。「儒家」還是保留了大批可以帶來增長和變革的文人，不過他們的潛力要等到明朝才得以發揮。

  元朝時期，中國精英階層在抗拒、合作和漠視的心態之間徘徊。較為富足之人遊手好閒，寄情風雅，終日享樂；拮据之人則設法謀生，或為教書先生，或為文書，或懸壺濟世，或為術士，也有削髮為僧的。多虧了這些有閒文人，元代湧現出大量高水平的書法和繪畫藝術，反倒是書籍的數量急劇下降。一些藝術家試圖通過「復古」來重獲遺失的身份。[86]劇作家和詩人找到了恩主，也找到了觀眾和讀者。科學也沒有完全凋敝，不僅設立了司天監，還設立了司天台。此外，「西方」的——經波斯傳來的阿拉伯的——醫學、數學、水力學和其他科學領域都結出了累累碩果，只不過革新的動力日趨減弱。

  在蒙古的統治下，仍有一些學者可以教授知識、進行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波斯數學家和天文學家納西爾丁·圖西（Nasir ad-Din Tusi，1201—1274）。旭烈兀在大不里士附近的馬拉蓋為他建造了一座天文台，許多學者和樂器製造商雲集在此，當中包括敘利亞人和中國人。就這樣，一個新的科學中心在東方崛起，它的視線遠及「智者」阿方索十世（Alfon Ⅹ. des Weisen，1252—1284年在位）的光暈[87]。但是，只要看到儒家文人位列當時的十民[88]之九，居於娼之後、丐之前，就知道當時科學的地位有多低下，處境有多艱難。儘管科舉考試在1315年被重新恢復，卻鮮有人因此加官晉爵。阻擋讀書人飛黃騰達的一個原因是，各地的行中書省——行省丞相可以世襲並享有特權——大多是一個封閉的圈子。儘管蒙古帝國內部的文化交流非常豐富，但元朝人更樂於信任他們的蒙古同胞和其他「異族」。例如，穆斯林的天文學對元朝的天文學幾乎沒有任何影響。

  元末是一個被世界末日氛圍所籠罩的時代，充斥著飢餓、混亂和內戰，學者根本無法潛心研究。紙幣的過度發行導致通貨膨脹，民眾的微薄積蓄都被吞噬，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如果說中國科技發展停滯主要是因為蒙古入侵，那麼上述情況都是有力佐證。人才越來越難以找到用武之地，「正確觀念」也錯失誕生之機。

  一個梵蒂岡的穆斯林

  隨著翻譯熱潮退去，巴格達迎來了它的秋天，後因蒙古人的摧殘又經歷了漫長的冬天。而另一邊，穆斯林的哲學、科學和文學、神秘主義以及眾多猶太教的虔誠信徒卻在亞洲、北非和西班牙的城市中找到了庇護所。例如，阿尤布王朝治下的開羅就為猶太醫生邁蒙尼德（Maimonides，1135/1138—1204）提供了庇護，他是當地宗教與阿拉伯文化之間的中介。西班牙仍然是拉丁歐洲最重要的門戶——那裡仍留存著古代的傳統。摩爾人的建築風格在這裡、在馬格里布達到了頂峰，然後擴散到南美，直到19世紀仍有融合藝術的產物。直到今天，西班牙弗拉門戈舞和葡萄牙憂傷的法朵[89]聽起來依然呼應著伊比利亞半島的阿拉伯往昔。

  在安達盧西亞，泰法國王的宮廷生活絢爛多姿。抒情詩和山水詩盛行一時，廣為流傳的還有哲學著作、編年史、天文學和醫學書籍、農業和植物學指南。植物園最早出現在科爾多瓦和塞維亞，後來拉丁歐洲才開始在修道院外打造植物景觀。宰赫拉威（Abu al-Qasim，約936—1013）在這裡進行研究和教學，這位在西方被稱為「阿爾布卡西斯」（Albucasis）的穆斯林醫生是外科學的創始人，在《醫學方法論》（Kitabat-Tasrif）中，他記錄了自己所使用的器械和實踐過程。歷史學家伊本·哈茲姆（Ibn Hazm，994—1064）的研究領域覆蓋了伊斯蘭法律院校、教派以及三種一神論宗教，他創作的《班鳩的項圈》（HalsbandderTaube）是一部世界級的文學作品，以敏銳而平實的文風表達了他對愛情的思考。

  在泰法小國的都城托萊多，人們繪製了行星圖表，用於計算日曆、日食和月食。來自薩拉戈薩的伊本·巴賈（Ibn Baddscha）既是亞里士多德學派的學者，又是詩人，在格拉納達長期擔任總理大臣。1139年，他卒於菲斯。出生於瓜迪克斯的醫生阿布·伯克爾·伊本·圖費勒（Abu Bakr ibn Tufail，1105—1185）也同樣移居非洲，並在馬拉喀什地區擔任了總理一職。他的成長小說《哈伊·本·亞克贊》（Hayyben Yaqzan）在啟蒙運動中被廣泛閱讀，其中既讚頌了理性的力量，又與真主安拉的神秘保持統一，並捍衛蘇菲派的立場。

  然而，隨著12世紀的到來，阿拉伯世界的科學和哲學的盛世——如果將其在中亞和北非的延續忽略不計的話——悄然落幕。波斯人安薩里（Abu Hamid al-Ghazali，1058—1111）就曾尖銳地反對在哲學中提及真主，這一觀點得到廣泛支持。這位遜尼派學者最初是在巴格達教授法學，曾有輝煌的職業生涯，後來遭遇世俗事業的失敗，從此以蘇菲派的身份雲遊全國。出於內心的體驗和對真主安拉的恐懼——他可謂穆斯林中的路德——他認為應該進行「宗教復興」（nahda）。安薩里的哲學批判有一個顯著特徵，是他對「知」的可能性抱有「蘇格拉底式」的深刻懷疑。他認為理性與信仰體驗之間沒有聯繫，因此否認自然法則的因果關係，而更傾向於把所有事情看作真主的旨意，哪怕是一小團棉花燒起來了。無論是法拉比和伊本·西那，還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被安薩里當成不虔敬者和異教徒。最後，他甚至呼籲公眾完全不要閱讀那些「誤導性」的著述，他的反對也隨之達到頂峰。他和之前的金迪以及後來的基督教神學一樣，譴責亞里士多德關於世界永恆的觀點。他的結論正相反，認為世界是被創造的，必然需要造物主的接受。後來，這成為真主存在的證據。安薩里甚至懷疑數學，因為數學誘騙人們，使得一切哲學都有了證明力。但是，他從自己的觀點中提取出倫理學、政治哲學和邏輯學的觀點，並認為邏輯學是神學的輔助。從這一點來說，他可以援引阿布·哈桑·艾什爾里（Abu l-Hasan al-Aschari，873—935），後者一直宣揚在傳統和理性之間持中間態度。

  最後，安薩里選擇了艾什爾里學派的立場。此外，穆爾太齊賴派在宗教復興之後逐漸衰落——無論是在白益王朝，還是在中亞和卡拉派的猶太教中，它都銷聲匿跡，直到近代才被重新發現。宗教的寒風不僅吹息了它，是不是還凍結了一個理性之春？這對穆斯林世界來說是一大不幸。當然，穆爾太齊賴派與歐洲的啟蒙運動分享的僅僅是「古希臘的」辯證論方法。它是徹頭徹尾的神學派系。它認為絕對知識不能戰勝三段論，這個觀點雖然不完全錯，但人們因此駁斥穆爾太齊賴派也無可厚非。

  被西方稱為「阿威羅伊」（Averroes）的博學家伊本·魯施德（Ibn Ruschd，1126—1198）總結了整個阿拉伯哲學的黃金時代。他不僅是著名的哲學家，也是重要的醫學家，還撰寫了一部涉及醫學所有門類的教科書。與其他的安達盧西亞學者一樣，他大力呼籲人們回歸一種「純粹的」亞里士多德派。當人們對《古蘭經》的闡釋有爭議時，應該讓理性來裁決。正如在他所虛構的與安薩里的討論中，他認為理性必能得出與信仰相同的觀點，畢竟世界和世界第一原則即真主都是完全理性的。如果人們不認可因果關係，那就是在排斥理性。伊本·魯施德反對阿訇的「獨斷」權力，也反對神學的領導權。他認為神學只是宗教的中介，是一種有利於維持社會秩序的事物。後來許多「被啟蒙的」思想家也持類似觀點，比如馬基雅維利。伊本·魯施德認為，只有不朽的靈魂才是世界靈魂的一部分，而物質的那一半應隨著個體的消亡而流逝，這聽上去很像是異端。關於天國生活的設想只是民眾信仰需要的安慰畫面。伊本·魯施德贊同「完美之人」亞里士多德，反對柏拉圖和阿維森納，他認為人通過思考的確能認清真實的東西，看到的不是真實的影子。他以此為基礎，為依靠經驗的科學提供了哲學依據。

  穆斯林文化一直在與伊本·魯施德進行抗爭，而沒有選擇直接將他遺忘。但數百年來，伊本·魯施德對西方人而言仍然如鯁在喉。他是世俗世界的學徒，卻成了歐洲的老師。在這裡，他很快便只剩下一個身份：用但丁的說法，他是亞里士多德的「評論家」（il commentator）。拉斐爾讓他出現在梵蒂岡的《雅典學院》中，這位偉大的穆斯林在基督教世界的中心獲得了一個榮譽席位（插圖3）。

  拜占庭：薰香籠罩下的科學

  與東亞世界不同，有四種偉大的文化曾有機會向希臘人和羅馬人學習：阿拉伯世界、拉丁歐洲、拜占庭和猶太文化。但是它們對待古代遺產的態度卻截然不同。和猶太教正統派一樣，東正教也成為一項阻礙，攔住了希臘精神在它的祖國拜占庭帝國前進的道路。當穆斯林、猶太人、基督教徒甚至信奉星星的哈蘭的薩比教徒都積極地開展翻譯和注釋工作，當西歐開始步入現代之際，亞歷山大港和雅典之間的拜占庭默默度過了千年之交，這個曾經的創新國度沒有出現任何真正重要的發明或科學突破。拜占庭的案例警醒我們，無論多麼輝煌和令人振奮的知識遺產都需要在特定環境下才能發揮作用。無論是龐大的中產階級，還是因組織結構而確立的城邦身份，或者哪怕是歐洲城市的那種自治權，都從未在東羅馬出現過。皇座和祭壇的聯盟牢不可破，卻損害了所有精神上的自由。其中最強大的阻礙通常來自「使徒一般的」巴塞勒斯。沒有他的首肯，任何人都不能升為宗主教。與西方國家不同，教士在這裡不得擔任世俗職務，這可是政治權力的基礎。拜占庭教會的牧首從未罷黜過任何一任皇帝——只有牧首米恰爾·色路拉里烏斯（Michael Keroullarios，約1000—1058）曾嘗試過，但他最終在流亡途中喪生。直到拜占庭晚期，奧斯曼帝國日益崛起、熾如驕陽，拜占庭的國家疆域和皇帝權力都如冰雪般消融，牧首才獲得了一些影響力。帝國統治者的加冕禮是極其重要的儀式，如拉丁歐洲一樣，皇帝在加冕前要宣誓保護信仰，而「東正教的最高牧首」也要宣誓效忠皇帝。巴塞勒斯只是國家的管理者而非統治者，僅僅是一個「專制君主」（despótēs）[90]，這個觀點只是皇權理念中的空中樓閣，與政治現實無關。皇帝的特權從未經過任何基本的討論。東正教教會雖然培養了一批重要的神學家，但卻沒有完整的神學體系。因此，平信徒當然也可以釋經。就算巴塞勒斯對信仰問題發表評論，也沒人感到有何不妥。「既是皇帝，也是神父」，人們曾這樣評價教皇利奧三世，而阿萊克修斯一世被同時代人視作第十三位使徒，如同曾經的君士坦丁大帝。

  馬其頓的盛夏很快燃盡[91]，並沒有點燃一場「偉大的復興」。隨著時間流逝，帝國喪失了維持地區秩序的實力。拜占庭尚有餘力壓制一些民族，比如佩切涅格人，他們都告別了歷史舞台；但對於在這片區域逐漸建立國家的其他一些勢力，帝國不得不分散兵力，多線作戰的局面讓它疲於奔命。即便是科穆寧的約翰二世（John Ⅱ，1118—1143年在位）這樣的能君也只能延緩頹勢。在12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裡，保加利亞人和塞爾維亞人紛紛脫離了拜占庭的統治，匈牙利人在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力繼續擴大。在南部，塞爾柱人遏制了拜占庭的勢力；東部則盤踞著蒙古的欽察汗國。1261年，尼西亞的希臘皇帝通過政變成功奪回了首都並以此終結了拉丁帝國。[92]這是拜占庭在漫長的瀕死狀態中取得的最後一次勝利。

  對於科學來說，鐵器時代從來算不上黃金時期。在末代王朝巴列奧略統治下的羅馬帝國，人們經常效仿「第二代詭辯學者」[93]，維持古典風格。包括僧侶馬克西莫斯·普朗德（Maximos Planudes，1255—1305）在內的一批學者，致力於將拉丁文作品翻譯成希臘文，例如奧維德的《變形記》或波愛修斯的《哲學的慰藉》。普朗德的作品在當時頗具影響力，尤其在西方，他甚至出版過一本語法書，幫助人們學習希臘語。此外，他還曾大量訂購托勒密《地理學》中地圖的複製品。

  很少有人想跟著講拉丁文的人學習。拜占庭哲學——儘管人們對它是否真實存在過仍有爭議——被束縛在神學框架內，其中尤為重要的是三位一體論的問題。諸如《蘇達辭典》（Suda）或《群書摘要》（Myriobiblon）之類的作品都只是神學的文學汪洋中為數不多的幾座浮動的世俗島嶼。普塞洛斯的史書雖然早已聞名遐邇，但也只有一份獨一無二的手稿保存下來。柏拉圖的哲學在千年之前就已經擺放在希臘教會的圖書館中，現在也不得不屈居於亞里士多德之後。自14世紀下半葉以來，帕拉馬斯主義神學（Palamitische Thelolgie）[94]開始占據主導地位，並跳出來反對柏拉圖派的教義。普塞洛斯的一位學生約翰·伊塔洛斯（Johannes Italos）因為用哲學方法討論神學問題而陷入糾紛訴訟。拜占庭神學家繼續充當釋義者，而西方的學者則用邏輯和批評來解讀文獻。

  世俗藝術和建築本應更為重要，卻幾乎沒有被保存下來。皇宮只剩下一片斷壁殘垣。直到拜占庭晚期，建築領域才開始接納國際潮流。1315—1321年，人們在柯拉教堂繪製了系列環形壁畫，昭示著垂死的拜占庭藝術最後的一次迴光返照：光彩奪目的濕壁畫，五彩斑斕的馬賽克。基督和聖徒身形優雅，畫面極具空間感和體積感，這是喬托時代拜占庭繪畫復興的最好證據（附圖4）。

  許多歷史書寫都記載了帝國末期的頹勢。與此同時，還出現了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學作品，其中包括描寫與阿拉伯人、法蘭克人戰鬥的史詩歌謠、滑稽故事、愛情故事和諷刺文學。但文學的百花齊放是不可能的，傳統仍然具有壓倒性的力量。

  如果宗教的影響力過大，就會威脅學術、科學進步和討論，拜占庭就是一個典型。希臘留下的龐大遺產，包括豐富的科學、技術和哲學，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卻難得一見。薰香籠罩著「第二羅馬」，也扼殺了自由思想和創造發明。詼諧的冒險故事不得出版，只能寄身在諸如赫利奧多羅斯（Heliodoros）的聖徒傳說中。森嚴的等級制度限制了所有科學的發展。人們辯稱，科學只會將異教思想灌輸進人的頭腦中。拜占庭精神對文藝復興時期出現的科學和技術變革毫無意義。它既要擔任希臘傳統的檔案員，又是公認的偉大藝術的倡議者，已經精疲力竭。

  基督教與生俱來的希臘基因滋養了好奇心並引發了探索欲，且僅在拉丁語地區發揚光大。很快，拉丁歐洲的人們就比希臘人更擅長希臘式思維方式。而在毗鄰的穆斯林世界，翻譯家和評論家一邊來回搬運著希臘語和拉丁語的著作，一邊開始自主思考，其意義日益凸顯。在溫暖期的西方世界，這個充滿活力同時又在找尋方向的社會中，他們的作品廣為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