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

  民國二十年　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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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十一時十五分

  一打完電話，冷小曼就不知道接下來該幹什麼。她是偷偷跑出來的。早上她一直在等待機會，老顧剛一離開，她就偷偷跑出霞飛路西段的這套公寓。她想到樓下的花園裡散散步，她告訴人家。

  她站在花壇邊，望著一簇白色的茶花。它開得太晚，葉子的邊緣已被七月的陽光曬得枯焦。她覺得樓上的窗口旁有人頭晃動，嚇得不敢動彈。她覺得自己在毫無意義地拖延時間。

  她轉頭盯著玻璃門邊那塊銅牌看，Gresham Apartments[1]， 1230。她只能辨認出這兩行較大的蝕刻字。玻璃門後沒有人，門房設在她身後車道的那一頭，穿過另一幢大廈底層樓道，在沿霞飛路的公寓大門口。她沿著花壇的弧形水泥砌欄緩緩移動腳步，裝得若無其事，裝得像是對一隻蝴蝶感興趣，她覺得背後有人盯著她看。只要站在窗口裡側，根本不用伸頭，整個院子一覽無餘。

  她在公寓大門邊的考夫斯格女裝鋪里站幾分鐘，這是一間俄國人開的高級服飾店。她感到羞愧，既因為這種無謂的遷延，又因為自己將要做的事。

  她認為這幾乎算是一種背叛。可她覺得自己要是什麼都不去做，那也是一種背叛。昨天下午，老顧向朴季醒布置任務時，她在場。朴正準備開車去銅人碼頭，小薛會在碼頭售票處等他。

  老顧說：「後天就要行動。不允許任何疏忽大意。提貨以後，你要把小薛控制起來，以防萬一。」

  說這話時，他沒有迴避她。這是必要的預防措施，她應該理解組織的用意。

  朴提出新問題：「那麼這個白俄女人呢？她也知道很多事。」

  「也關起來。」

  「那樣——人手會不夠用的。控制一個人，要派兩個同志。同時控制兩個人，至少要派三個，三個也很勉強，無法做到萬無一失。」

  老顧在沉吟。他劃根火柴，點燃香菸，掃她一眼。

  「小薛很要緊。他對組織很重要，我們要保護他。我們要把他當成自己人。至於那個白俄女軍火商……她知道的確實太多……即使行動勝利完成之後，她也知道得太多。」

  她沒能掩飾住，她完全聽得懂這暗示。她心裡一緊，而她的眼睛一定睜得很大。

  ……當同志遭受不幸，要決定是否搭救他的問題時，革命者不應該考慮什麼私人感情，而只應該考慮革命事業的利益。因此，他一方面應該估計這位同志所能帶來的好處，另一方面也應該估計由於搭救這位同志需要損失多少革命力量，權衡輕重再行決定……在擬定處決名單和確定次序時，決不應該以一個人的個人惡行，甚至不應該以他在人民中所激起的公憤為標準……應該以處死某一個人能夠給革命事業帶來的好處的大小為標準。所以，首先應該消滅對革命組織特別有害的人……

  再一次，那些以前她曾反覆背誦過的句子在她頭腦中浮現，如同無聲電影的一幕，如同以黑體字方式顯現的旁白。她覺得一陣耳鳴，像是從淹沒她頭頂的水中傳來的說話聲：

  「……處決她？」是朴在說話。

  ……婦女，應該分為三種：

  一種是內心空虛、思想愚鈍、麻木不仁的人，她們可以像第三類和第四類男子一樣加以利用。另一種是熱情、忠誠、能幹的人，但不是我們的人，因為她們還沒有鍛鍊到具有真正的、毫無空話的、實際的革命認識的程度，她們可以像第五類男人一樣加以使用。最後一種婦女完全是我們的人，即完全親信者、完全接受了我們綱領的人。我們應該把她們看作是我們的無價之寶，我們沒有她們的幫助是不行的……

  那些句子還在頑固地浮現，一行接著一行。這是組織的綱領，這是老顧親手撰寫的文件，這是參加群力社的所有同志必須背誦、必須牢記心頭的誓言。

  「我們找不到她……」她聽到朴在說話。

  「你把這張支票交給小薛。這是一筆巨款，他一定想要馬上交到她手裡。你開車送他……」她的耳朵里嗡嗡直響：

  「……無論他去哪裡，你必須堅持用車送他。從今晚開始，你要讓人始終看著他，寸步不離，一直到行動結束。」

  她突然說起話來，她以前從未在這樣的時刻發表個人意見：「但當著他的面——要是當著小薛的面處決她，一定會嚇到他的。那是他的朋友，他從前的……情人。」她在「從前」這裡停頓片刻。

  「……會嚇到他的，」她幾乎是在喃喃自語，「他一直都願意幫助我們。你無法對他解釋……」

  「他還要什麼？他會被嚇到的，可除此之外他還能怎樣？他早已在幫我們做事。他只能繼續做下去。他還要什麼？他有你。現在，他還有這筆錢——這筆巨款。我們會向他解釋的，你也有理由向他做出解釋。也許你自己就是一個很好的理由……」老顧順著自己的思路往下說，好像全是因為某種跟他無關的邏輯，跟他無關的事實，而不是他自己在這樣想。

  昨天晚上，老顧一直沒有離開公寓。他躲在小屋裡抽菸，冥思苦想。她進去給他送茶，滿腦子想要再次提出不同意見。但她看到老顧坐在檯燈光圈外的陰影里，看到他一動不動的樣子，她沒敢說出口。朴已帶著指令離開，齒輪已開始轉動，沒有人能夠阻止它繼續轉下去。

  她睡不著。她不認識那個白俄女人，她甚至想不起來她的長相。她只看到過一張照片，面孔有些變形，角度不對。煙霧和鼻線呈七十度夾角，眼睛在向右側瞟過來。她認為這是在看著照相機。她還認為照片上的人是躺在床上，因為煙霧總是垂直向上的。特蕾莎對她完全是個陌生人，名字是小薛告訴她的。她甚至在自己心裡也不想叫出這個名字，她又有什麼理由要用這種親切的方式來叫喚這個女人呢？

  這個女人是以一種古怪的方式進入她的認識領域的，通過她自己的一條短褲，通過——某種肉慾的殘餘物，它一度給她一種骯髒的形象，一種散發著隔夜的身體氣味，一種灰撲撲的陳舊騷味……可這會兒她一想起她來，就想到這條短襯褲。那些口紅啊，照片啊，都不能向她證明什麼，可這條短褲——柔軟的絲綢因為床底的灰塵和潮氣變得有些脆硬——卻在向她證實一個活生生的肉體。

  她覺得那個令她感到恐懼的夢魘，那個很久以來折磨著她的夢魘又再次籠罩過來。她不敢入睡。她在一個決定與另一個決定之間來來回回，好像這是一個她總也走不出去的迷宮。

  她打算按照早上睜開眼後的頭一個念頭來做決定，可她根本就沒睡著。她也分不清到底哪個才是睜開眼的頭一個念頭，她覺得自己根本就沒閉上過眼睛。她試著再閉一次，可睜開眼之後的念頭跟先前那個完全相反。

  最後她做出決定，幫助她的是那種觀點：她認為小薛必須得到組織更真誠的對待。他的工作的重要性，他的工作所需要的自覺性，都不允許在其中摻雜一絲懷疑之心。

  但是當她走到公寓門外，她又不知道該怎麼辦。她不知道如何找到小薛，她更不知道怎樣找到那個白俄女人。後來她才想起那個電話號碼，那個寫在照片背後的電話號碼。

  她站在永安果品行邊上，等待從亞細亞火油公司的殼牌（Shell）加油站里駛出的第一輛計程車。司機說他不能在這裡載客，要她去車行櫃檯叫車。她不知說什麼好，只能憂傷地望著司機，一直等到他答應讓她上車。

  她站在福履理路小薛的房間中央。她知道那張照片在哪裡。那是她放的，在那張舊報紙包里，與那條絲綢襯褲躺在一起。這兩樣東西擺在一起，向她勾畫出那個她從未真正結識過的女人的輪廓。而她現在決定去救她一命，去向她發出警告。她要勸說這個白俄女人別跟小薛見面，別去見他。她想她早就希望他們不要見面。她早就希望把這女人用報紙包起來，塞進牆角，塞進衣櫃後的夾縫裡。可她在電話里剛一開口，就覺得自己好像一個嫉妒的妻子，勸說那個狐狸精不要再來跟丈夫幽會。「你不要去見他，不要去見小薛……」

  可這會兒她又不知道接下來該幹什麼，該往哪裡去。此刻多半已有人向老顧發出警報，行動即將開始的關鍵時刻，她擅自離開隊伍。別人一定會猜出她的想法，別人一定會把這種行為認定為背叛，可她沒別的地方可去。她找不到小薛，她是巡捕房通緝的要犯。她一個人離開公寓這行為本身就很危險。她可能會在街上被人認出來，可能會是巡捕，可能會是另一個對她有興趣，可並不太喜歡她的記者。

  最後，她決定還是回到那公寓去，她沒有家，沒有朋友，組織就是她的家，她的朋友。

  [1] 格雷夏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