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民國二十年　六月二十四日

  中午　十二時十五分

  冷小曼找不到別的辦法。還有更好的辦法嗎？要說服他與老顧見面，組織上出面找他來談談。「要爭取讓他成為我們的同路人」，還要確保安全（對他的身份我們至今沒有把握）。

  況且她還有一件為難的事，她對老顧說了謊。「寶來加」號船舷旁他們偶然遭遇，此前她並不認得小薛。他們倆並不是舊相識，她對組織撒謊。她當然不是要他來幫忙圓謊……

  也許她可以再主動些。她還是有點把握的，多多少少……

  她感到驚奇，如果說開始時她還是在扮演某個受難聖女的角色，懷疑自己的激情，乞求觀眾的尊重……可她自己卻越來越深入情境，如同一場戲劇性衝突在內心展開。最終演變成一場無休無止的辯論，一方是她自己，另一方也是她自己。她想感動別人，卻先把自己給感動，她想讓事實變得更有說服力，結果卻是逼迫自己越來越誠實。

  她說到她對汪洋的崇拜，他的敏捷，他的熱情，他的才華洋溢的演講。她也談到他的霸道，以及他在監獄裡表現出的勇氣。她愛他嗎？她問自己（目光同時掃向她的聽眾），並給予肯定的回答。但是後來——但是後來，她斟酌著詞句，因為這是困難的段落，因為她從未對別人說過這些，甚至包括組織。後來她才發現，汪洋的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他身邊的一切都成為他的工作的一部分，都是次要的附屬物。他對所有人都同樣熱情，對許多女同志都充滿熱情，但同樣，所有其餘的熱情都是次要的，唯一要緊的是工作。

  她失望過嗎？她在內心裡問自己（就好像小薛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探究），然後斷然回答，她根本就來不及失望。她和汪洋同時被捕，她告訴小薛，大逮捕，組織被整個破獲。剛進監獄吃的那些苦頭，她不想說太多，不知為什麼，她認為說出那些事來，會讓她在小薛面前丟臉。就好像那些事實在太醜陋，以至任何人只要稍稍沾上它，都會覺得丟臉。

  她已完全入戲，暗自祈求觀眾的響應。她希望小薛適時提出問題，好讓她有機會再次審視自己，好讓她有機會辯白。她告訴他曹振武提出的條件，她告訴小薛：「他說以當時的形勢，以他當時的身份地位，要把她從那裡撈出來，唯一說得過去的理由是自家人，只要她是他的太太，他就有理由說服人家釋放她。」她希望小薛支持她，或是反駁她，嘲笑她的軟弱。但他只是沉默，像是個預先已對表演者充滿崇拜之情的好觀眾。

  這一次，她希望由小薛來提出那個問題，那麼——曹振武提出這條件（或者說她一開始的拒絕），到底與汪洋的死有沒有關係呢？那樣她就可以辯解說，曹振武絕對不是這樣的人，這擔保她不敢對組織說，但她希望能告訴小薛。她有過懷疑，戈亞民問她那個關於時間的問題時，她曾細細思量，她詢問別人汪洋犧牲的具體日期，回想天氣，雲彩和風，回想士兵的軍裝，掰著指頭排算，努力想要確定汪洋的犧牲，是不是正在她先是拒絕繼而接受的那段日子裡，或者能夠排除也好。她懷疑是因為她自責，在她已變得十分模糊的記憶里，她最後接受曹振武的求婚，是因為他告訴她汪洋早已犧牲。她恍恍惚惚——不是思緒而是一種純粹的感覺——回到過去，好像再次置身於那間軍法處辦公室里，好像再次體驗（也許只是她的想像）那種如釋重負的感覺，為此她鄙視自己。

  

  在她的預計里，小薛一定會說——按照他的性格，「那不是你的錯」。他會安慰她，對她說，「你是毫不知情的，汪洋的死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她希望他能這樣來寬解她，雖然她會討厭這種置身事外的態度。

  他嘆一口氣，噴出一團白煙（她覺得他輕佻的毛病是怎麼也改不掉啦），如雲霧般散開，懸掛半空中，距離他的臉大約十厘米左右。他沉默良久，像是在尋找一句恰當的評論，像在擔心自己不是個夠格的聽眾，他忽然感慨說：「偏偏是個電影，偏偏是你來演。」

  她以為自己完全能夠理解他的意思。她想他是在感慨她的命運。命運好像存心賦予她比別人多得多的戲劇性衝突，好像存心讓她變成這樣一種悲劇角色：無論她怎樣選擇，最後的結果都是錯的。

  她沒想到他會說出這話來，鼻子一酸，淚水滑落。她想他懂得她，於是她也覺得自己完全能夠懂得他。她覺得他們倆是同一種人，都是在隨波逐流，都是在任憑別人為自己的人生編寫情節。她想她對自己也說過很多（坐在貝勒路那間過街樓的窗前），可哪一句都不如這句好。

  她覺得這話里還帶著點悲天憫人的諷刺意味（也許說話者本意並不如此）。仔細想想，這話算是說到點子上了。她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可她確實隱隱有種感覺，像是說，她的生活里有某種不太真實的成分。她也有些分不太清楚，這虛假的感覺究竟是因為激情的消散還是有什麼別的緣故，還是因為老顧交給她的工作讓她不得不變成另外一個人。

  旗袍下黏著汗水，從脅下還在不斷往外冒。她覺得自己像是浸泡在黏糊糊的汗水裡，浸泡在一種不真實的狀態中。周圍的聲音變得滯澀，變得遙不可及，只有那兩張牌九還在某人的手指間碰擊，噼啪聲越發清脆。

  警笛聲像從水底旋轉上升，緩慢而又執著地浮現，伴隨輪胎摩擦地面的尖嘯。起初是樓梯上凌亂的腳步，然後是敲門聲。

  開門。旅館茶房站在外面，身後走廊里站著幾名巡捕。

  「怎麼回事？」小薛拉開木製百葉窗，朝街上看。

  「老北門巡捕房。不要走出房間。準備好證件，等候檢查。」

  有人在嚷叫——

  骨牌聲戛然而止。有人拉動桌子，茶杯蓋掉在地上，沒有跌成碎片，卻在木地板上歡快地旋轉起來。隔壁傳來兒童哭鬧的聲音，有人當著巡捕的面辱罵他的妻子。茶房尖細的嗓音竭力想要變成這失控的合唱團的主導聲部：

  「巡捕通知各房間，誰都不許離開。」

  華探198號走進房間，法籍探長站在更通風些的房門口。他早早穿上夏季制服，顯然是還未適應上海炎熱潮濕的天氣。汗水從他的膝蓋往下淌，把他的小腿浸泡得腐肉般蒼白，把他的汗毛粘在皮膚上。他不停踢動兩條腿，以免蚊蟲叮咬，他沒有系綁腿，這種天氣誰會穿那個？租界裡的外國人喜歡拿醫用紗布做一副腿籠，罩在長襪外面（在這塊鬼地方，那是預防瘧疾的唯一辦法）。可帶班執勤時，哪個探長肯把自己弄成那副滑稽相啊？

  她臉色煞白，眼神茫然，一副聽天由命的樣子。「番號198」好像是在表演滑稽戲，好像是在模仿一位街頭肖像畫家。他低頭看看那張證件，抬頭看看冷小曼，再低頭看照片，然後他轉到她的右面，再次研究起她的右側臉頰，像是從百葉窗縫隙間透進的光線可以讓他獲得更好的觀察角度。

  「我看到過這張臉。」他向探長解釋，語氣客觀得好像是在評論一幅照片。

  他們在巡捕的簇擁下走出騎樓，他們被人用囚車帶往老北門巡捕房。坐在那隻鐵皮悶罐里只十分鐘不到，小薛已滿臉汗水。他用手絹不斷擦拭眼眶周圍。警車提供給犯人的座位又窄又低，幾乎只能讓你蹲在那裡。她覺得這姿勢比坐在馬桶上更讓人不堪。她不得不把手放在旗袍的開衩兩側，以免讓小薛看到她的腿。因為出汗，腿上的毛孔變得很粗大，她越來越覺得這很難看。就像一位被歹徒綁架的大明星，從聚光燈圈裡被人拖出來，不知如何自處。

  他們被人關進木籠。沒有人向他們提出問題。她曉得這次是在劫難逃。所有人都看到過她的照片，還有那張妝化得都不像她自己的結婚照。那是曹振武堅持要拍的：「我都不敢相信你竟答應嫁給我。我要在房子裡到處掛上結婚照，照片可以證明你是我老婆。」果然如此，一張照片就足以證明她確實是曹振武的老婆。

  汗水一定在刺激小薛的眼瞼，可他似乎陷入某種沉思狀態。他沒有注意到她腿上的瑕疵，也沒有看到她絕望憤怒的眼神。

  忽然，他大聲叫喊起來。「198號」衝到木籠邊。

  「我是法國人！我父親是法國人！我要找探長說話！我有話要說！」

  「198號」用鑰匙開鎖。他已解開腰帶，把鑰匙、警棍、警哨、手電筒全都扔到桌上，他已準備好好收拾一下這膽敢在巡捕房鬧事的傢伙。

  愁眉苦臉的探長走進來。他讓「198號」把小薛帶去他的辦公室。他渾身是汗，恨不得趕緊下班，找個酒吧喝兩杯冰涼的啤酒，他對這地方憤憤不平，他對這份工作憤憤不平，他也對在這種天氣里還讓他執行任務的上級憤憤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