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代的中外關係

  明代的中外關係歷來是學術界重視的課題之一，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明帝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和遠洋往來的研究，取得了不少進展。重點比較集中於鄭和下西洋；明代的朝貢貿易和海上私人貿易；明後期至清初歐洲殖民勢力的東侵和耶穌會士的在華活動。

  1.鄭和的遠洋航行。這一課題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實質性進展，整理出版了有關史籍、資料彙編，對歷次航行的時間、規模、經歷地點以及與各國的交往情況，對鄭和等人的生平等問題都做了詳細的探討。1956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朱偰著《鄭和》是一部比較系統的著作。1985年為紀念鄭和下西洋580周年，我國學術界又掀起了一股研究熱潮，把資料整理和研究水平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有關單位出版了《鄭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一集、第二集兩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鄭一鈞《論鄭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此外尚有包括近年來新發現的文物資料在內的資料彙編和圖片集（《鄭和研究史料選編》《鄭和家世資料》《鄭和史跡文物》，均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這些論著對鄭和下西洋的時代背景、動機，明初造船與航海技術，下西洋的歷次規模、路線與所到各國的交往，鄭和家世、生平及宗教信仰，下西洋的歷史意義和宣德以後停止遠洋航行的原因等問題都做了詳細的闡述，學術水平有明顯的提高。在一些問題上，如明成祖派遣鄭和等下西洋的原因、歷次航行的規模和到達地區，以及史籍中記載的航船長寬比例，還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2.明代的朝貢貿易與私人海上貿易。朝貢貿易一詞本來是包括了明朝廷同周邊國家和帝國內部同某些少數民族之間的一種政治經濟關係，這裡僅指前者而言。從明代建立之始，朝廷就逐步制定了同周邊國家之間的朝貢貿易制度。史學界的研究主要關注於朝貢貿易的歷史地位。比較共同的看法是，朝貢貿易突出體現了明朝統治者為保持「宗主國」地位的政治意圖，「厚往薄來」的交換原則和國家壟斷並且在對外貿易的周期與數額上加以限制，違反了商品經濟的規律，阻滯甚至扼殺了民間海外貿易的發展，是造成我國社會發展停滯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也有學者指出，在「朝貢貿易」體制下，中國直到明中期比周邊國家在實力上雖強大得多，卻幾乎一直同東南亞等地區國家保持著良好關係，這在世界歷史上是很罕見的，至今在國家與人民交往中仍留下一段佳話。

  自明中期以後，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民間的海上貿易逐漸衝破了朝廷的禁令，在規模和往來頻繁的次數上遠遠超過了朝貢貿易。林仁川在《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一書中說：「到嘉靖年間，我國東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貿易有很大的發展，規模之大，人數之多，範圍之廣，遠遠超過了以前任何一個歷史時期。」（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他認為自16世紀至17世紀初，「在東南亞的市場上，中國海商實力雄厚，競爭力強，仍執世界貿易的牛耳，居於主導地位」。作者不勝感嘆地指出，私人海上貿易如果得到明朝政府的支持，它一定會成長壯大起來，事實上卻適得其反，「遭到封建政權的嚴重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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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地由於對明代民間海上貿易的估計與認識上的差異，又引起了對明中期「倭寇」性質與評價的激烈爭論。過去史學界大抵沿襲傳統的看法，認為「倭寇」是以日本武士、浪人為主體組成的一股海盜勢力，自明初以來就對我國沿海地區進行不斷的劫掠，而以嘉靖、隆慶年間最為嚴重。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如陳抗生認為王直等被誣為「倭寇」的人「精於海外貿易，長於航海事業，富於冒險精神。他們是明代視野最廣闊，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國人」，「應該為王直記上一大功」，「他們之被鎮壓是歷史的悲劇」[300]。戴裔煊主張對嘉靖、隆慶年間的「倭寇」應從本質上再認識，看到它「實質上是在封建社會內部資本主義萌芽的時期，東南沿海地區的農民和城市平民，聯合各階層人民反對封建的運動，歸結到一點就是禁海與反海禁的鬥爭」[301]。陳學文認為倭寇是指以日本海盜為主體，並糾集一些像王直之流的漢奸、民族敗類在內進行海盜式掠奪的武裝集團。戰爭的性質不是海禁與反海禁的鬥爭，更不是國內戰爭，而是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封建領主與海盜掠奪的戰爭。[302]毫不奇怪，鑑於對嘉隆「倭寇」問題的重新認識，必然引起對「御倭」名將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物的再評價。陳抗生把他們說成「都是朱厚熜的爪牙」；戴裔煊則斥之為「封建地主階級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與此相反，一部分學者仍認為「嘉靖御倭戰爭實質上是以明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為一方，又以王直海盜集團和一部分日本海盜為另一方而進行的戰爭」，因此，王直一夥是中華民族「歷史的罪人」，而「以戚繼光為代表的愛國將領鎮壓王直海盜集團，反映了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要求，御倭戰爭的正義性是無可非議的」[303]。看來，要使分歧縮小，還有待於今後繼續加強對明代私人海上貿易的研究，弄清「倭寇」「海盜」的實質。

  3.對於明朝正德年間以後西方殖民者的東侵和耶穌會士的來華，史學界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討。他們的研究成果表明，從明武宗在位的正德年間（1506—1521）葡萄牙人侵犯我國廣東沿海開始，他們遇到的是一個實力並不遜色的東方大國。儘管西歐國家憑藉日漸發展的科技和經濟、軍事力量，把許多土著民族國家變成了自己的殖民地，然而對中國卻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未能實現其野心。因此，明朝後期中國同西方的交往，主要表現為海上貿易和耶穌會士來華活動。明末的中西方直接、間接貿易從總體上看，中國處於有利地位，表現為大量白銀流入的出超。對於歐洲耶穌會士的在華活動，史學界在1960年左右曾經有過爭議[304]，但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一般均持否定態度，例如頗具影響的侯外廬等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中就斷言，「耶穌會士只是殖民帝國與封建宗教的先遣隊」，「傳教士傳來的西學並不是當時歐洲的新學」。並進而指出來華的耶穌會士是「科學的敵人」，他們的活動「破壞了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並妨礙了近代科學的輸入」。不過，作者又強調要把耶穌會士的活動同向他們學習科技知識的徐光啟、李之藻等人的歷史作用區別開來，認為「徐光啟一輩人可以說是中國向西方追求真理的先行者」，「代表中國啟蒙時代的學者們在科學方面的努力，並且是起過進步作用的」（均見第四卷下冊）。顯然，這種區分在邏輯上有點勉強。近年來，研究狀況已發生變化，首先，是更加注意收集、翻譯有關耶穌會士在華活動的各種記載，探討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媒介作用。由於在材料的收集和利用上需要一定的條件和時間，這方面雖然已經取得進展，但要做到全面占有資料做出實事求是的綜合論述還有一段距離。其次，一部分學者主張對耶穌會士在華活動「應該一分為二地評價」，即「在揭露他們來華的背景和目的的同時，也應該肯定他們在中國所起的積極作用」。這種積極作用表現在「曾將西方的科學文化引進中國」，「客觀上促進了中西科學文化的交流」[305]。

  關於明代人物，是明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40年來取得的成就相當可觀，只是由於人多類廣，評價不一，這裡就不再介紹了。

  最後，我們當然不能遺漏新中國成立以來史學工作者在整理出版明代典籍和為撰寫明代斷代史方面的可貴努力。排印和影印的《明史》《明通鑑》《明史紀事本末》《國榷》《明會要》《明經世文編》《明文海》《國朝獻征錄》，王圻《續文獻通考》《明督撫年表》，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晚明史料叢書》《明末清初史料選集》，工具書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的《中國近八十年明史論著目錄》，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明史人名索引》等，以及明人文集、著作的大量出版，為明史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由學術團體組織的多次明史或明清史討論會，促進了學術的交流和發展。在撰寫新的明代歷史上，有李光璧《明朝史略》，李洵《明清史》，婁曾泉、顏章炮《明朝史話》，湯綱、南炳文《明史》（上冊）以及謝國楨《南明史略》等。這些著作既吸收了部分史學界探討成果，也體現了作者自身研究心得。它們的出版普及了明史知識，為高校學生提供了參考教材，受到許多讀者的歡迎。

  [原載於肖黎主編：《中國歷史學四十年（1949—1989）》，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17—236頁]

  [1]　何爾健：《按遼御璫疏稿》。

  [2]　毛奇齡：《後鑒錄》。

  [3]　《明神宗實錄》卷三四五。

  [4]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九；參見《明神宗實錄》卷四二八。

  [5]　王一中：《靖匪錄》，見《括蒼叢書》第一集。

  [6]　《崇禎長編》卷一。

  [7]　《清太祖實錄》卷一。

  [8]　《清太祖實錄》卷一。

  [9]　《滿洲實錄》卷二。萬曆三十一年移至赫圖阿拉築城居之，兩地均在今遼寧新賓縣境。

  [10]　《滿洲實錄》卷二。

  [11]　《滿洲實錄》卷二。

  [12]　《滿洲實錄》卷二。

  [13]　《滿洲實錄》卷二。

  [14]　《滿洲實錄》卷四。

  [15]　《滿洲實錄》卷四。

  [16]　傅國：《遼廣實錄》卷上；《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卷一《遼左兵端》。

  [17]　《滿洲實錄》卷八。

  [18]　《滿洲實錄》卷八。

  [19]　《清太祖實錄》卷一○。

  [20]　《滿洲實錄》卷八。

  [21]　《清太宗實錄》卷五五。

  [22]　《清太宗實錄》卷五七。

  [23]　《清太宗實錄》卷五七。

  [24]　《清太宗實錄》卷五七。

  [25]　侯方域：《寧南侯傳》，見《壯悔堂文集》卷五。

  [26]　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廷臣傳》。

  [27]　高斗樞：《存漢錄》（又名《守鄖紀略》）。

  [28]　由於河南災荒嚴重，李自成又命令地方軍堅壁清野，官軍糧餉主要由黃河以北地區長途輸運。

  [29]　彭孫貽：《流寇志》卷八。

  [30]　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三《戊寅六月八日召對》。

  [31]　張獻忠稱帝的時間，在各種史籍中記載不一致，有八月、十月、十一月、次年正月等說法。

  [32]　張正聲：《二素紀事》，附於清初刻本蔣德璟著《愨書》之後。按，張正聲為明亡前夕兵部職方司郎中。

  [33]　戴廷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傳略》。

  [34]　劉尚友：《定思小紀》。

  [35]　《平寇志》卷之九。

  [36]　蔣德璟：《愨書》卷十一《欽賜督輔手敕》。

  [37]　《愨書》卷十一《回奏議調寧兵及汴城撈銀揭帖》。

  [38]　《愨書》卷十一《回奏議撤寧遠揭帖》。

  [39]　《愨書》卷十一《回奏議撤寧遠揭帖》。

  [40]　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之二十四。

  [41]　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廷臣傳》。

  [42]　李清：《三垣筆記》卷中《崇禎·補遺》。當甲申三月劉芳亮部進入畿南，切斷運河和陸路通道的時候，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等曾經策劃由海道從天津迎接太子朱慈烺，因未聯絡上無法實現。但說明朱由檢在最後關頭仍可從天津航海南下，他沒有這樣做的原因估計：一是對守住北京仍有幻想；一是擔心風險太大。

  [43]　吳偉業：《綏寇紀略》補遺中。

  [44]　張正聲：《二素紀事》。

  [45]　查繼佐：《國壽錄》卷之一《左中允劉理順傳》。

  [46]　談遷：《國榷》卷一百一。

  [47]　顧公燮：《丹午筆記·一席記聞》。

  [48]　李天根：《爝火錄》卷二。

  [49]　《爝火錄》卷二。

  [50]　文秉：《烈皇小識》卷之八。

  [51]　劉尚友：《定思小紀》。

  [52]　趙士錦：《甲申紀事》。

  [53]　徐應芬：《燕都紀變》（又名《遇變紀略》）。

  [54]　陳濟生：《再生紀略》。

  [55]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

  [56]　劉鑾：《五石瓠》。

  [57]　《再生紀略》。

  [58]　乾隆《重修寶豐縣誌》卷五《兵燹》。

  [59]　光緒《定興縣誌》卷二十《志余》引舊志。

  [60]　閻爾梅：《閻古古全集》卷六《沛城從賊紀事》。

  [61]　錢：《甲申傳信錄》卷六《赤盾寇略》。

  [62]　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之二十。

  [63]　康熙《保定府志》卷之十七《忠烈》。

  [64]　《甲申紀事》。

  [65]　顧公燮：《丹午筆記·一席紀聞》。

  [66]　《丹午筆記·一席紀聞》。

  [67]　彭孫貽：《平寇志》卷之十。

  [68]　彭孫貽：《平寇志》卷之十。

  [69]　張正聲：《二素紀事》。

  [70]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

  [71]　《清世祖實錄》卷二〇，順治二年八月丙申，又崇禎十七年（1644）七月劉澤清致書吳三桂也說：「三面環觀，曾有誰不降賊。」見鄭天挺等編《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463頁。

  [72]　康熙《大名府志》卷之六《年紀新志》。

  [73]　乾隆十年《永年縣誌》卷之一二《兵紀》。

  [74]　雍正《高陽縣誌》卷之六《雜誌·兵事》。

  [75]　康熙《靈壽縣誌》卷之七《孝義》。

  [76]　雍正《肥鄉縣誌》卷之二《紀事》。

  [77]　乾隆《德州志》卷十二《藝文》；程先貞：《何振先傳》。

  [78]　乾隆《歷城縣誌》卷第四十一列傳七《忠烈》。

  [79]　乾隆《陽信縣誌》卷之三《災祥》。

  [80]　康熙《鄒平縣誌》卷之四《職官》。

  [81]　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

  [82]　鄭廉：《豫變紀略》卷六。

  [83]　王度：《偽官據城記》，見《荊駝逸史》。

  [84]　乾隆《永平府志》卷之三。

  [85]　唐通接管山海關防務見於許多史籍，最可靠的是順治元年六月高第給清廷的《恭報挑過兵馬實數仰祈睿鑒事》揭帖，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86]　《清太宗實錄》卷六三，崇德七年十月己未。

  [87]　《清太宗實錄》卷六四，崇德八年正月甲寅。

  [88]　《清史列傳》卷七十八《祖可法傳》。

  [89]　《吳三桂紀略》，見《辛巳叢編》。

  [90]　《清史列傳》卷七十九《唐通傳》。

  [91]　《吳三桂紀略》，見《辛巳叢編》。

  [92]　光緒《臨榆縣誌》卷之九《輿地編四·紀事》。

  [93]　光緒《臨榆縣誌》卷之二十《事實編三·鄉型中》，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序。

  [94]　光緒《臨榆縣誌》卷之二十一《事實編四·鄉型下》。

  [95]　《清太宗實錄》卷六五，崇德八年六月癸未。

  [96]　《清太宗實錄》卷六三，崇德七年十月壬子。

  [97]　《清世祖實錄》卷三，順治元年正月丙辰。

  [98]　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第1冊，B1。

  [99]　繆荃孫：《雲自在龕筆記》所載有徐文元、韓菼跋文的范文程啟本；又見《清世祖實錄》卷四，順治元年四月辛酉。

  [100]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九冊，第3726頁。

  [101]　《清世祖實錄》卷四，順治元年四月丙寅。

  [102]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九冊，第3734頁。

  [103]　《清世祖實錄》卷四，順治元月四月庚午。

  [104]　《清世祖實錄》卷四，順治元年四月壬申。

  [105]　《清世祖實錄》卷四，順治元年四月癸酉。

  [106]　《清世祖實錄》卷四，順治元年四月丁丑。

  [107]　光緒《臨榆縣誌》卷之十九載：「時議詐降緩賊，以待本朝大兵，因派生員高選、李友松等往，於三河縣遇大順軍。」

  [108]　康熙《山海關志》卷之五《政事志》。

  [109]　康熙《山海關志》卷之五《政事志》。

  [110]　《清世祖實錄》卷四，順治元年四月己卯。

  [111]　乾隆《永平府志》卷之三《封域志》。

  [112]　《清世祖實錄》卷四，順治元年四月己卯、辛巳。

  [113]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九冊，第3734頁。

  [114]　光緒《臨榆縣誌》卷之二十一載，吳三桂「兵五萬人，號稱十五萬」。佘一元《述舊事詩》也說「關遼五萬眾」，除高第部關兵外，吳三桂部遼兵約為4萬人。另據《清世祖實錄》卷四載，山海關戰役結束時，多爾袞「以馬步兵一萬隸平西王」。按情理分析，清廷當時不大可能裁減吳三桂的軍隊。

  [115]　《爝火錄》卷三引當時塘報。

  [116]　《遇變紀略》。

  [117]　邊大綬：《虎口餘生記》。

  [118]　《清世祖實錄》卷五，順治元年五月辛卯。

  [119]　《遇變紀略》。

  [120]　《清世祖實錄》卷五，順治元年五月癸巳。

  [121]　《清世祖實錄》卷八，順治元年九月辛卯。

  [122]　《清世祖實錄》卷二五，順治三年四月甲申。

  [123]　《清世祖實錄》卷一三，順治二年正月丙申。

  [124]　《清世祖實錄》卷一五，順治二年四月帝國丁卯。

  [125]　《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錦衣衛陳大猷啟本引順治元年諭旨。

  [126]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九冊，第9735頁。

  [127]　張怡：《聞續筆》卷一。

  [128]　《國榷》卷一百二。

  [129]　《清世祖實錄》卷一六，順治二年五月庚寅。

  [130]　順治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山東巡撫方大猷啟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131]　陳洪範：《北使紀略》。

  [132]　《清世祖實錄》卷一一，順治元年十一月己酉。

  [13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順治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清宣大總督吳孳昌啟本。

  [134]　顧炎武：《聖安本紀》卷四載弘光元年正月，「史可法疏（河南巡按）陳潛夫報：清豫王自孟縣渡河，約五六千騎，步卒尚在懷慶，欲往潼關」。

  [135]　《史忠正公集》卷一《自劾師久無功疏》。

  [136]　《聞續筆》卷一。

  [137]　閻爾梅：《閻古古全集》卷二《已矣歌》引。

  [138]　《閻古古全集》卷二《借揚州》引並詩。

  [139]　康熙《洛川縣誌》卷上。

  [140]　《清世祖實錄》卷一四，順治二年二月乙卯。

  [141]　康熙《潼關志》卷下《兵略第八》。

  [142]　張玉書：《張文貞公集》卷七《紀滅闖獻二賊事》。

  [143]　《清世祖實錄》卷一八，順治二年閏六月甲申。

  [144]　文秉：《烈皇小識》卷八附何騰蛟《逆闖伏誅疏》。

  [145]　搖黃十三家起源於崇禎七年農民軍入川後，搖天動、黃龍的隊伍同當地農民結合，後來分化為以爭天王、震天王、整齊王、黑虎混天星、逼反王、奪天王、闖食王、爭食王、二哨、六隊、行十萬、順虎過天星、九條龍為首的十三支地方性反官府的武裝。

  [146]　《國榷》卷一百三，甲申年十二月癸酉載明四川按察司僉事張一甲疏文。

  [147]　費密：《荒書》。

  [148]　瑞王原封陝西漢中，因避大順軍逃至重慶。

  [149]　韓國相：《流離外傳》，見民國《南充縣誌》卷十六《流離傳》。

  [150]　彭遵泗：《蜀碧》卷二。

  [151]　光緒《井研縣誌》卷二十八紀二。

  [152]　沈荀蔚：《蜀難敘略》。

  [153]　李馥榮：《灩澦囊》卷之二。

  [154]　傅迪吉：《五馬先生紀年》。

  [155]　嘉慶《峨眉縣誌》卷九《藝文》，張宏昳：《邑志紀聞》。

  [156]　費密：《荒書》。

  [157]　《蜀難敘略》。

  [158]　乾隆《廣元縣誌》卷八《兵事》附。

  [159]　傅迪吉：《五馬先生紀年》。

  [160]　傅迪吉：《五馬先生紀年》。

  [161]　古洛東：《聖教入川記》。

  [162]　李蕃：《雅安追記》。

  [163]　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二。

  [164]　《國榷》卷一百三，甲申十二月。

  [165]　乾隆《富順縣誌》卷五《鄉賢》下，楊鴻基：《蜀難紀實》。

  [166]　道光《樂至縣誌》卷十四《人物》，宿士敏：《鄒公易齋傳》。

  [167]　《蜀難紀實》。

  [168]　《灩澦囊》卷之三。

  [169]　康熙《成都府志》卷二十六《張獻忠》。

  [170]　此事在時間、地點、被殺人數上各書記載不一致，請參看李馥榮《灩澦囊》、歐陽直《蜀亂》、康熙《西充縣誌》卷十《藝文》上，道光《新津縣誌》卷三十三《忠節》。雅安因地方官員心懷異志，違令未送士子，得免於難，見李蕃《雅安追記》、乾隆《雅安府志》卷十《戡亂》。

  [171]　《聖教入川記》。

  [172]　《清世祖實錄》卷二一，順治二年十一月戊辰。

  [173]　《清世祖實錄》卷二一，順治二年十一月戊辰。

  [174]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489頁《陝西總督孟喬芳啟本》。

  [175]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492頁《總督八省軍門佟揭帖》。

  [176]　孟喬芳：《孟忠毅公奏議》卷上《題為再報漢中情形並陳開川事理仰祈聖鑒以奏蕩平事》。

  [177]　《清世祖實錄》卷二三，順治三年正月己巳。

  [178]　張玉書：《張文貞公集》卷九《紀滅闖獻二賊事》。

  [179]　《清世祖實錄》卷三四，順治四年八月乙酉。

  [180]　《清世祖實錄》卷一七，順治二年六月丙辰。據《多爾袞攝政日記》載，同年五月二十九日多爾袞即有意「傳旨叫官民盡皆剃頭」。

  [181]　《清世祖實錄》卷一七，順治二年六月丙寅。

  [182]　《清世祖實錄》卷一九，順治二年七月戊午。

  [183]　《清世祖實錄》卷七三，順治十年二月丙寅。

  [184]　《清世祖實錄》卷一二，順治元年十二月丁丑。

  [185]　史惇：《慟余雜記》圈田。

  [186]　《清世祖實錄》卷一四，順治二年二月己未。

  [187]　《清世祖實錄》卷一七，順治二年六月壬戌。

  [188]　康熙《雄縣誌》卷上。

  [189]　康熙《慶都縣誌》卷二。

  [190]　《清世祖實錄》卷三〇，順治四年正月辛亥。

  [191]　《清世祖實錄》卷一五，順治二年四月辛巳。

  [192]　康熙《懷柔縣新志》卷四《賦役》。

  [193]　《清世祖實錄》卷三一，順治四年己巳。

  [194]　《清世祖實錄》卷五九，順治八年八月癸酉。

  [195]　《清世祖實錄》卷八八，順治十二年正月丙午。

  [196]　《東華錄綴言》，見《佳夢軒叢著》。

  [197]　康熙《遵化州志》卷四《田賦》。

  [198]　康熙《薊州志》卷三。

  [199]　康熙《東安縣誌》卷四《賦役》。

  [200]　方文：《嵞山續集·北游草》。

  [201]　康熙《光州志》卷十一《藝文》上，胡延年：《冥擊記》。

  [202]　《清太宗實錄》卷四五，崇德四年三月丙寅。

  [203]　《清太宗實錄》卷六四，崇德八年五月癸卯。

  [204]　《清史稿》列傳五十《朱之弼傳》。

  [205]　《清聖祖實錄》卷一○九，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庚寅。

  [206]　《清世祖實錄》卷二六，順治三年五月庚戌。

  [20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11輯，第80—81頁。

  [208]　楊苞：《桐川紀事》康熙乙巳刊本。

  [209]　《清世祖實錄》卷四，順治六年三月甲申。

  [210]　《清世祖實錄》卷八八，順治十二年正月丙午。

  [211]　《清世祖實錄》卷一〇七，順治十四年二月丙戌。

  [212]　《清世祖實錄》卷九〇，順治十二年三月壬辰。

  [213]　《清世祖實錄》卷二八，順治三年十月乙酉。

  [214]　《清世祖實錄》卷九〇，順治十二年三月甲午。

  [215]　素心室主人：《南沙枕秘四種》，見《明清資料鈔》第二冊。

  [216]　《清世祖實錄》卷七七，順治十年七月壬寅。

  [217]　魏裔介：《兼濟堂詩集選》卷之十七。

  [218]　龔鼎孳：《定山堂文集》卷三《敬陳民困疏》。

  [219]　魏裔介：《魏文毅公奏議》卷一《查解宜責州縣疏》，《叢書集成》本。

  [220]　《清世祖實錄》卷一〇二，順治十三年六月癸巳。

  [221]　《清太宗實錄》卷六二，崇德七年九月壬申。

  [222]　《清太宗實錄》卷六四，崇德八年正月辛酉。

  [223]　順治十一年二月吏科給事中林起龍談道：「昔兵在盛京，無餉而富；今在京師有餉而貧。揆之時地，似宜變通。」見《清世祖實錄》卷八一。

  [224]　《清世祖實錄》卷九九，順治十三年三月甲午。

  [225]　《清世祖實錄》卷八〇，順治十一年正月乙卯。

  [226]　《清世祖實錄》卷五五，順治八年三月癸未。

  [227]　《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九，順治十六年十月辛卯。

  [228]　《清世祖實錄》卷一〇，順治元年十月辛未。

  [229]　《清世祖實錄》卷九，順治元年十月甲子。

  [230]　《清世祖實錄》卷一〇，順治元年十月丁卯。

  [231]　《清世祖實錄》卷一六，順治二年五月乙酉。

  [232]　《清世祖實錄》卷二二，順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233]　《清世祖實錄》卷二五，順治三年三月辛亥。

  [234]　《清世祖錄實》卷七一，順治十年正月丙申。

  [235]　談遷：《北游錄》紀聞下《大清律》條。

  [236]　方文：《嵞山續集·北游草》。

  [237]　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卷之九。

  [238]　昭槤：《嘯亭雜錄》卷十《衣衣道人》。

  [239]　《清聖祖實錄》卷八五，康熙十八年十月辛未。

  [240]　《清世祖實錄》卷四八，順治七年三月戊寅。

  [241]　《清世祖實錄》卷八四，順治十一年六月丁卯。

  [242]　《清世祖實錄》卷九八，順治十三年二月丙辰。

  [243]　《清世祖實錄》卷一〇六，順治十四年正月甲子。

  [244]　《清世宗實錄》卷二二，雍正二年七月甲子。

  [245]　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七。

  [246]　參見劉子揚、朱金甫、李鵬年《故宮明清檔案概論》，載《清史論叢》第1輯，1979年8月。

  [247]　參見周遠廉、謝肇華《明代遼東軍戶制初探》，載《社會科學輯刊》1980年第2期。

  [248]　見湯明檖、黃啟臣《梁方仲》一文，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1年第10期。

  [249]　均見《吳晗史學論著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50]　容肇祖：《李贄傳記批判》， 1937年；嵇文甫：《李卓吾與左派王學》，載《河南大學學報》1934年第1卷第2期。

  [251]　丁文江編著：《徐霞客遊記》，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

  [252]　載《新民叢報》1904年第21號，收入《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

  [253]　參閱《鄭和研究資料選編》所收黃慧珍、薛金度《鄭和研究八十年》及該書附論著目錄。

  [254]　李洵：《試論明代的流民問題》，載《社會科學輯刊》1980年第3期。

  [255]　李洵：《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階段性及其特徵》，載《東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6期。

  [256]　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貿易商人與「倭寇」》，載《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4期。

  [257]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338頁。

  [258]　吳晗：《明初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載《歷史研究》1955年第3期。

  [259]　《明史》卷七十七《食貨志》一。

  [260]　《明代的官田與民田》，載《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1輯。

  [261]　參見《明清史國際討論會論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另見作者《明末農民反亂之研究》一書第三章《明末社會與王府》，日本山本書店出版部1985年5月版。

  [262]　寺田隆信：《關於「鄉紳」》，《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263]　參見雙默《近年來明代「縉紳地主」研究概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5年第9期。

  [264]　載《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4輯，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65]　《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1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66]　袁庭棟：《關於張獻忠殺人問題的探討》，載《四川大學學報》1963年第1期；胡昭曦：《張獻忠屠蜀與湖廣填四川考辨》，載《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集刊》1979年第1期。

  [267]　李廷光：《史可法的評價問題》，載《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1輯。

  [268]　參見秦子卿《論史可法》，載《揚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1期。

  [269]　趙儷生：《明朝的西域關係》，載《東嶽論叢》1980年第1期。

  [270]　朱晨光：《鄭和下西洋目的的辨析》，載《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1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6月版。

  [271]　田培棟：《明朝前期海外貿易研究——兼論鄭和下西洋的性質》，載《北京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4期。

  [272]　洪煥椿：《明初對外友好關係與鄭和下西洋》，載《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2集。

  [273]　參見尚鉞《中國歷史綱要》，第305頁。

  [274]　李光璧：《明代御倭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75]　戴裔煊：《明代嘉隆間的倭寇海盜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

  [276]　載《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4期。

  [277]　陳抗生：《嘉靖「倭患」探實》，載《江漢論壇》1980年第3期。

  [278]　陳申如、朱正誼：《試論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歷史作用》，載《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2期。

  [279]　馮天瑜：《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在華學術活動》，載《江漢論壇》1979年第4期。

  [280]　沈善洪、王鳳賢：《王陽明思想評述》，載《浙江學刊》1980年第1期。

  [281]　[日]深澤助雄：《日本學術界有關宋明理學研究概況》，載《浙江學刊》1981年第2期。

  [282]　如王宏鈞：《中國從先進到落後的三百年》，載《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1期；沈定平：《用世界史的眼光加強明清史的研究》，載《光明日報》1984年5月9日。

  [283]　《論明清社會的發展與遲滯》，《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84]　韓大成：《明代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的原因》，《明代社會經濟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85]　參見樊樹志《萬曆清丈述論》，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年第2期；何炳棣《南宋至今土地數的考釋和評價》，載《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3期。

  [286]　吳晗：《明初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載《歷史研究》1955年第5期。

  [287]　即一大畝可折若干小畝，見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8頁。

  [288]　樊樹志：《一條鞭法的由來與發展》，載《明史研究論叢》第1輯。

  [289]　陳世昭：《明代一條鞭法問題研究》，載《江漢論壇》1987年第7期。

  [290]　有關縉紳地主的研究可參看雙默《近年來明代「縉紳地主」研究概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5年第9期。

  [291]　《論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劃分標誌——明清時代封建土地關係的松解》，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6期。

  [292]　伍丹戈：《明代徭役的優免》，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年第3期。

  [293]　李洵：《試論明代的流民問題》，載《社會科學輯刊》1980年第3期。

  [294]　張海瀛：《略論明代流民問題的社會性質——與李洵先生商榷》，載《北京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3期。

  [295]　《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96]　《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97]　參見《明前期耕地數新探》，載《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4期；《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

  [298]　包遵信：《晚霞與曙光——論明清之際的社會思潮》，載《湖北社會科學》1988年第6期。

  [299]　趙儷生：《明朝的西域關係》，載《東嶽論叢》1980年第1期。

  [300]　陳抗生：《嘉靖「倭患」探實》，載《江漢論壇》1980年第3期。

  [301]　戴裔煊：《明代嘉隆間的倭寇與海盜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

  [302]　參見《明代的海禁與倭寇》，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年第1期；《論嘉靖時的倭寇問題》，載《文史哲》1983年第5期。

  [303]　王守稼：《試論明代嘉靖時期的倭患》，載《北京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1期。

  [304]　參見朱謙之、烏恩溥在《新建設》1959年第11期、1960年第3期上發表的文章。

  [305]　馮天瑜：《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在華學術活動》，載《江漢論壇》1979年第4期；陳申如、朱正誼：《試論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歷史作用》，載《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