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于謙研究的淺見

  于謙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評，從明代中期以來一直受到後人的崇敬。敘述他的業績既多，也沒有什麼爭議。《左傳》講：「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就于謙而言，道德、功績、文章都膾炙人口，是一位流芳百世的不朽人物。他推崇岳飛，南明張煌言又推崇岳飛和于謙。這三個人都是中國古代光照史冊的巨星。

  我對近年于謙研究的情況了解很少，自己又缺乏研究，蒙研究會同人熱情邀請，要我做個發言，實在是心中無底。只好談兩點不成熟意見，供參考。

  一、于謙和明代軍事制度演變的關係

  按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制度，兵部只管軍政，沒有指揮權。軍務由皇帝任命勛臣、五軍都督府將領管理和指揮作戰。直到英宗正統年間還是這樣。有一個典型例子，兵部尚書鄺埜（于謙為侍郎）向管理都督府事務的恭順侯吳克忠索取軍（事務）隊冊籍看看。吳克忠回答要請示皇帝，鄺埜一聽，知道自己越權，連忙道歉。可見在「土木之變」以前，兵部尚書連五軍都督府的冊籍都不能查閱。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以後，郕王朱祁鈺由監國即位為帝，對兵部尚書于謙十分信任，授權「提督各營軍馬」[243]。在這危急關頭，于謙毅然挑起重擔，親自指揮軍隊在北京德勝門、西直門、彰義門外擊退瓦剌也先的軍隊。景帝給于謙加銜少保，並總督軍務兼兵部尚書。（十月乙亥）于謙「乞回少保、總督之命，仍臣尚書舊職」。景帝沒有同意。[244]十一月，兵部尚書于謙在奏疏中談到訓練軍馬說，「臣不時往來總督」教場操練，景帝立即同意。[245]景泰元年正月，昌平侯楊洪上疏言四事，其一即「乞賜總督軍務少保于謙以將權，俾軍士知所以畏令」，並負責「選軍操練」。景帝明確地回答：「于謙已總督軍務，即將權也。其餘軍務，兵部計議行之。」[246]同年六月，于謙等言：「比者奉命令臣等具將士軍馬數目，戰守方略以聞。」[247]景泰二年二月，于謙在一件奏疏中說：「臣既為少保，又兼尚書，加以總督軍務，掌握兵戎。」請求辭去少保和總督軍務，景帝又不同意。[248]這裡請辭的少保只是一種榮譽的虛銜，關鍵是「總督軍務，掌握兵戎」，實際上是原屬五軍都督府的軍隊管理權和指揮權。同年十二月，于謙奏：「臣才職淺，既掌部事，又總兵權，委難負荷。今副都御史羅通已召至京，乞令提督訓練軍馬，臣專理部事。詔不允，令謙仍總軍務，（羅）通協贊提督操練。」[249]

  于謙既掌軍務，為提高軍隊戰鬥力，兩次提出團營操練。景泰二年十一月，于謙建議選官軍十萬，分五營團練，以便「兵將相識」。[250]景泰三年十二月，「總督軍務、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總兵官武清侯石亨等議選五軍、神機、三千營精銳官軍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置坐營都督一員」[251]。到景泰五年（1454）二月，兵科都給事中蘇霖等奏：「臣竊見于謙平日軍務悉憑節制，自總兵而下，莫不箝口結舌以依從，俯首帖耳以聽服。……平日節制號令皆繫於謙。……」[252]《明史》卷一百七十據王世貞《弇州史料》《兵部尚書於公謙傳》剪裁而成的《于謙傳》也說：「謙之為兵部也，也先勢方張，而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各擁眾僭號，湖廣、貴州、廣西瑤、僮、苗、僚所至蜂起。前後徵調，皆謙獨運。當軍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勛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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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實都說明景泰帝在位期間，于謙實際上掌握了軍政和軍務大權。五軍都督府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轉移到了兵部。南宮復辟之後，于謙雖然被害，但是從他開始的兵部權力上升，五軍都督府職權日益衰微，卻成為一種歷史的趨勢，直到明朝滅亡。這是在研究于謙和明代軍事史時應該充分注意的。

  二、關於孫太后的影響

  于謙曾經長期擔任山西、河南巡撫，政績顯著，但他一生中最突出的篇章還是在土木之變到南宮復辟這一段。談這一段歷史不能忽視孫太后的影響。從土木之變英宗被俘到南宮復辟，孫太后的地位和作用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宣宗朱瞻基原來的皇后是胡氏，卻寵愛孫貴妃。兩人都沒有生兒子，孫貴妃把宣宗同宮人生的兒子抱為己子，取代了胡氏成為皇后。這個養子就是後來的英宗朱祁鎮。宣宗另一個兒子是吳賢妃生的朱祁鈺，也就是後來的景泰帝。英宗即位以後，孫氏被尊為皇太后，母子感情非常深厚。太監王振慫恿英宗親征時，英宗指定郕王朱祁鈺居守。不料發生土木之變，消息傳到北京，孫太后首先是下詔立英宗庶長子朱見深（後來的憲宗）為皇太子，由於朱見深才2歲，只好讓郕王朱祁鈺「暫總百官理其事」。孫太后的意圖是即便兒子朱祁鎮回不來，皇帝的寶座應由她的孫兒朱見深繼承。然而，明代沒有太后垂簾聽政一說，郕王既掌握了皇帝的實際權力，也就阻止不了他正式即位的意圖。在文武百官以「國賴長君」為理由的請求下，孫太后不得不同意朱祁鈺即位為帝。景帝即位，尊大兄皇帝為太上皇帝，並且在給英宗和也先的信中明確表示即使回來也不能再當皇帝，即所謂「恐降尊就卑，有違天道」。正統十四年十二月，景帝尊孫太后為上聖皇太后，自己的生母吳氏為皇太后。景泰元年八月，瓦剌部也先把英宗送回，景帝是很不願意英宗回來的，連奉迎的使者也不肯派，給也先的信件中也沒有「奉迎」二字。英宗回京，景帝接待的禮節極為簡慢，隨即把英宗軟禁於南宮。禮部和其他大臣要求在英宗生日和元旦朝見一下太上皇帝也不被准許。甚至連英宗生病要藥也不給[253]，還把南宮靠近宮牆的樹砍掉，防止英宗逃出來。孫太后掛念自己的兒子，到南宮去看過幾次。竟然有人向景帝建議趁孫太后去南宮時不准再出來，同英宗一道軟禁。嚇得孫太后不敢再去南宮。景泰三年四月景帝利用廣西土官黃的奏疏，決定易儲，讓自己的兒子朱見濟取代英宗的兒子朱見深為皇太子。何文淵起草的群臣奏疏中說：「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五月，正式下詔立朱見濟為皇太子，原太子朱見深改封沂王。這一系列的非情之舉，對孫太后和軟禁於南宮的英宗自然是重大的刺激。名義上是太上皇帝、上聖皇太后，日子卻十分難過。景泰四年（1453）十一月，朱見濟病死，由於景帝只有這一個兒子，不少大臣建議復立朱見深為皇太子。景帝認為自己還年輕（不到30歲），會再生兒子，堅決不同意。

  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大將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貞（徐珵）等決定把英宗從南宮中迎接出來復位，改元天順。在策劃南宮復辟的過程中，由太監曹吉祥徵得了孫太后的同意。所以後來官校紛紛以「奪門」有功冒濫官職時，就有大臣指出沒有孫太后的決策，南宮復辟未必能成功。英宗復位特地給孫太后加尊號（聖烈慈壽皇太后）。鄭曉《吾學編》中說，孫太后並不知道于謙被處死，「憐公忠於社稷，有功不賞，嗟嘆累日，面諭上『何不留謙』，上深悟悔」[254]。到憲宗成化年間，于謙的冤案終於全部平反。于謙的遭遇同宮廷、朝廷上的矛盾密切相關，這方面似乎還可以做進一步的探討。

  以上是我的兩點粗淺意見。學術上由於功力不夠或一時疏忽，難免出錯。比如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南宮復辟》開頭說景帝把英宗送入南宮，接著記以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其實，王驥是守備南京。位於北京南池子的南宮與南京相距甚遠。近年在一些史學著作中還有沿襲谷應泰的失誤，說王驥奉命看守南宮，防止英宗同外界聯繫。像《明史紀事本末》這樣的名著都會出現明顯失誤，我對于謙缺乏研究，發言中肯定會有不少錯誤和不當之處，請方家和各位學者批評指正。

  （原載于于謙研究會選編：《于謙研究》第二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2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