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從驕橫跋扈到倉皇出逃

  孫可望在經營雲、貴，組織抗清鬥爭中是做出了傑出貢獻的。可是，隨著他的「功德日盛」，頌聲日起，個人野心也逐漸膨脹起來。追逐個人權勢和地位的欲望被置於民族利益之上，從而引起抗清陣營內部矛盾的激化。這種矛盾的激化主要表現為大西軍領導人之間隔閡逐漸加深，以及同永曆朝廷的關係不斷惡化。

  在大西軍當中，孫可望和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本是兄弟相稱，是平起平坐的關係。他被推為盟主，既是形勢的需要，也反映了李、劉、艾對他的尊重。要使大西軍成為一支堅強的隊伍，關鍵在於領導集團內部保持良好的關係。入滇以後，孫可望為了樹立個人權威，借教場豎旗事件把李定國責打一頓。[104]艾能奇死後，部眾併入孫部，孫可望又憑藉較強的實力壓制李、劉。順治九年劉文秀在保寧大敗之後，孫可望乘機解除其兵權，罰往雲南閒住。後來雖曾再次起用，但兩人的關係卻一直不和。李定國在取得桂林和衡州兩大戰役勝利之後，威望大為增長。孫可望卻唯恐李定國勢大難制，連發三次令箭將他調回，密令馮雙禮往統其軍，又遣都督關有才領兵相機擒殺定國。李定國得到密報，加強了戒備，孫可望的陰謀才未能得逞。這樣，就在原來情同手足的大西軍領導人物之間造成了嚴重的隔閡，種下了後來公開決裂的種子。

  在同永曆朝廷的關係上，我們已經指出在封秦等問題上永曆君臣出於階級偏見處置不當。可是，在後期孫可望的驕橫跋扈卻直接危及聯明抗清的大局。1650年，正當大西軍開赴川、貴前線抗清時，清軍向永曆朝廷管轄的兩廣地區開始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十一月初四日，清平南王尚可喜等部攻占廣州，次日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占領桂林，明大學士瞿式耜、總督張同敞被俘殺。南明小朝廷如鳥獸散，永曆帝在一小撮隨從擁簇下竄往南寧。十二月初三日，朱由榔見形勢緊急，才派編修劉封孫可望為冀王。孫可望置之不理。次年二月，清軍攻陷梧州、柳州，南寧岌岌可危，永曆朝廷覆亡在即。孫可望聞訊急遣賀九儀、張勝領勁兵五千直趨南寧，除了護衛永曆皇帝之外，還把曾經阻撓封秦王的首席大學士嚴起恆、兵部尚書楊鼎和等處死。三月，永曆帝正式承認了陳邦傅、胡執恭矯封孫可望為秦王的敕書和金印。孫可望也上疏謝恩，曰：

  秦王臣朝宗望闕奏謝。臣自入滇以來，紀年而不紀號，稱帥而不稱王，正欲留此大寶以待陛下之中興。此耿耿孤忠，矢之天日者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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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恩疏的措辭是頗為謙恭的，但雙方的矛盾並沒有因此緩和。就孫可望來說，他所需要的只是朱明皇帝這面旗幟，把永曆帝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名正言順。而永曆帝及其為數不多的廷臣仍想威福自操，對於孫可望的目無朝廷，任意格殺大學士，難免心懷疑懼。這年十一月，清軍向南寧進軍。朱由榔召集廷臣商議何去何從，有的建議逃往海濱依靠李元胤的敗兵敗卒，有的主張遷入越南避難，也有的獻策航海往福建投奔鄭成功，只有馬吉翔和太監龐天壽力主入滇，依賴大西軍。首輔吳貞毓因反對過封秦王，這時顧慮重重，不敢決策。特別是永曆帝自己就「不欲就可望」[106]。孫可望所派護衛將領賀九儀見朝廷議論紛紛，多不願依靠近在咫尺的大西軍。他憤憤不平地「入朝謂廷臣曰：昔秦王為請移蹕滇黔，特命我扈駕。今諸臣既各疑貳，我豈能擔此重任乎？」說完拔營而去。[107]十二月初十日，清軍占領南寧。永曆君臣落荒而逃，經瀨湍竄入土司，幸遇大西軍狄三品部才轉危為安。次年正月孫可望派副總兵王愛秀領兵將永曆帝及其隨從迎往貴州安隆，上言道：

  臣以行在孤處僻粵，再次迎請，未奉允行。今正月初三日接外後營總兵狄三品等塘報，雲皇上駕抵皈朝，欲移幸廣南。臣不勝欣喜，臣前預慮聖駕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營兵馬肅清夷氛，道路無礙。廣南雖雲內地，界鄰交趾，尚恐敵情叵測。臣再思維，惟安隆所乃滇黔粵三省會區，城郭完堅，行宮修葺，鞏固無虞。且以皇上屢歷艱危，當思長策，豈可再觸驚憂。今若竟抵安隆，暫勞永逸，一切御用糧儲朝發夕至，較廣南逼近交夷，安危又大不同矣。特遣副總臣王愛秀前來奉迎。若異日中原大拓，東南移都，亦無艱難紆折之苦。臨奏不勝激切。[108]

  朱由榔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勉強隨王愛秀遷到了安隆。史籍記載，「王自入黔，無尺土一民」[109]；其實，更正確的說法應當是：王無尺土一民，方始入黔。永曆帝和他寥寥可數的廷臣遷入大西軍控制區，標誌著這位南明皇帝被迫把自己和小朝廷的命運完全託付給大西軍。這種新情況的出現，如果能夠有效地利用，是可以把全國的抗清鬥爭推上一個新階段的。因為，自從清兵南下之後加緊推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壓迫政策，激起了漢族士民的激烈反抗，導致民族矛盾上升為全國的主要矛盾。然而，儘管各地的抗清鬥爭風起雲湧，卻差不多都以失敗而告終。究其原因，不能不看到根本弱點在於各種抗清力量之間，以至於某一個抗清團體內部，總是矛盾重重，相當大一部分可以用於抗清的力量在內部衝突當中被抵消了。改變這種局面，需要有兩個必備條件：一是利用漢族紳民長期形成的正統思想——以朱明皇帝作為號召遠近的旗幟；二是要有一支擁有相當實力又忠於抗清事業的力量作為核心。具體說，永曆皇帝就是當時唯一可用的旗幟，而以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正是最有資格成為核心的力量。道理很明顯，只有通過永曆朝廷，以孫可望為首的西南抗清力量才可能同東南沿海的鄭成功抗清義師團結起來；各地漢族官紳士民的反清派是以永曆朝廷為歸止的；甚至為了使大西軍、大順軍這兩支農民軍在抗清鬥爭中實現有效的聯盟，也必須借重永曆朝廷。從另一方面來說，永曆朝廷畢竟是明王朝的延續，對人民的敵視，內部的鉤心斗角，已經成為深入骨髓的痼疾。當它還擁有直屬自己的地盤和兵力的時候，無論是對大順軍還是對大西軍都採取暗中防範，明加排斥的方針，雙方的關係往往陷入僵局。在清軍追擊下，永曆朝廷有限的實力和地盤喪失一空，被迫投奔大西軍，這是大好事，推進抗清鬥爭所必需的兩大要素有可能真正結合起來了。

  那麼，孫可望是怎樣利用這種條件的呢？從他不失時機地派兵救出永曆皇帝，安置於自己的管轄區來看，證明他對永曆帝的號召作用是有所認識的。然而，在如何正確利用永曆帝這面旗幟上，孫可望卻犯了極大的錯誤。他光知道需要利用這面旗幟，卻不注意維護這面旗幟的表面尊重。下面我們就來具體看一下孫可望是如何對待永曆皇帝的。

  當時，大西軍管轄區內有兩個政治中心：一是雲南省會昆明；一是貴州省會貴陽。前者是四將軍長期活動的中心[110]，後者是孫可望這位「國主」發號施令的場所，這裡建立了從屬於孫可望的六部等中央機構，相當於封建皇帝的行在。永曆帝被迫遷入大西軍管轄區後，本應安置於昆明或者貴陽，以大西軍建立的政權為基礎逐步改造殘存的永曆小朝廷。可是，孫可望卻沒有這樣做。他完全從個人的利害出發，唯恐將永曆帝迎至昆明後有可能受李定國和劉文秀的影響，自己不便於操縱；如果迎來貴陽，不僅自己得定期朝見稱臣，而且重大國政總應在形式上取得永曆皇帝的認可。這對於野心勃勃的孫可望都是難以容忍的。因此，他把永曆帝及其為數不多的廷臣、隨從遷往自己的嫡系軍隊直接控制下的安龍。安龍（原名安隆所）地方僻小，原先不過是明代普安衛下的一個千戶所，城不過四里，居民不過百家。[111]永曆皇帝居住的千戶所公署雖改稱行宮，其簡陋程度可想而知。而孫可望自己在昆明「營造王府，用黃瓦，拆呈貢縣城磚石為牆，腳寬六尺。大門外設通政司，立下馬牌，制天子儀仗，殿懸五龍，設螭陛，選有聲音者為鴻臚寺贊禮。顯然有僭稱天子之形」[112]。在貴陽也「大興土木，建立宮殿樓觀甚美偉。又作行宮十餘所於滇黔孔道，以備巡幸」[113]。兩者相比，造成鮮明的對照。[114]

  宸居既是如此簡陋，供應也極為菲薄。孫可望將安隆所改為安龍府（一作安隆府），任命范應旭為知府，張應科為總理提督。每年給銀八千兩、米六百石供永曆帝及其廷臣、隨從支用。[115] 「帝以不足用為言，不答」[116]。范應旭、張應科「造冊開皇帝一員、皇后一口，月支銀米若干」[117]。范應旭和張應科還奉命對永曆朝廷的動靜嚴密監視，隨時飛報孫可望。永曆皇帝實際上處於軟禁之中。連原大西軍領袖人物李定國、劉文秀未經孫可望許可都不得直接同永曆帝往來。例如，朱由榔初遷安隆時，「李定國、劉文秀自稱孫可望之弟，恭候萬安，並進銀幣、食物值可萬計。可望聞而益惡之」[118]。又如，李定國攻克桂林，「報捷於安龍行在。帝以璽書勞慰，極其稱獎。孫可望知之，以為捷不報己而報帝，深恨之」[119]。

  特別是孫可望並不滿足於實權歸己，竟想在名義上也取而代之。他身旁一批諂媚之徒迎合他的心理，乘機勸進。如兵部任僎借天命倡言「明運已終，事不可為矣」，主張讓永曆帝禪位給孫可望。[120]編修方於宣也為可望「定天子鹵簿定朝儀。言帝星明於井度，上書勸進」[121]。朱由榔迎至安龍後，孫可望曾經一度準備去安龍陛見。任僎卻說：「國主欲進安龍，二龍豈便相見？」[122]於是，孫可望連這個起碼的禮節都不舉行。事實上，朱由榔遷入安龍之後，所謂永曆朝廷不過是個空架子，靠扈從文武諸臣五十餘人勉強撐持門面。[123]整個南明管轄區實際上都在孫可望統治之下，如史籍所云：「時可望假天子名號令行中外，調兵催餉，皆不上聞，生殺與奪，任意恣肆。帝在安龍，一不與聞。」[124]除了奉行永曆年號，文官武將心目中只有國主，皇帝被置之度外。例如永曆八年（1654）固原侯王尚禮在雲南雞足山金頂寺鑄造大銅香爐一座，爐上鐫刻的銘文中說：「上祈國主聖壽無疆，皇圖鞏固。」[125]永曆九年（1655），明恢討左將軍白某給孫可望的四件報告也都用了「啟國主御前」「封進御覽，以慰聖懷」之類的措辭。[126]連永曆身旁的親信馬吉翔也為自身富貴著想暗中依附孫可望。他對太監龐天壽說：「今日大勢，已歸秦王，我輩須早與結納，以為異日之地。」天壽頗以為然。兩人同孫可望派駐安龍的提塘官結拜兄弟，推心置腹地說：「秦王功德隆盛，天下欽仰。今日天命在秦，天之所命，人不能違。我輩意欲勸粵主禪位秦王，煩兩公為我先達此意。」[127]馬吉翔還派人叫永曆朝廷的郎中古其品繪堯舜禪受圖，準備送給孫可望。古其品拒絕作畫，馬吉翔懷恨在心，私自報告孫可望。可望竟杖殺古其品，「以朝事盡諉吉翔及龐天壽」[128]。據一些史籍記載，永曆八年孫可望返雲南時曾打算正式登基稱帝，只是由於遇到阻力才未能如願。這年八月在昆明舉行了鄉試，「父老相傳此《題名錄》刻秦甲午科字樣」[129]。連朱明朝廷的招牌也棄置不用了。

  在當時情況下，孫可望大權在握，要玩弄一場「禪讓」的把戲是再容易不過的了。問題是，永曆帝的寶座可以取而代之，永曆皇帝所能發揮的號召作用卻是孫可望取代不了的。儘管孫可望仍有所顧忌始終沒有演出黃袍加身的鬧劇，永曆帝卻感到頭頂上懸掛著一把鋒利的寶劍，隨時都有斃命的危險。為了求個安身立命的場所，朱由榔秘密遣使聯絡李定國，指望他來救駕，實在是被逼得無路可走了。有的史著把這件事說成朱由榔挑撥孫可望同李定國的關係，未免有為孫可望開脫之嫌。按常情而言，朱由榔是皇帝，他既然可以封孫可望為秦王，自然也可以封李定國為晉王。何況歷史已經證明，孫李之間的矛盾是孫可望一手造成的。只是在朱由榔、李定國、劉文秀都遭到孫可望的壓抑的情況下，才出現了擺脫孫可望個人專權跋扈的共同願望。

  永曆帝的聯絡李定國誠然是秘密進行的，但出現這種不正常的現象責任顯然在於孫可望。此事經馬吉翔告密之後，孫可望不僅不自加檢點，反而深恨朱由榔，派出兵員把參與密謀的大學士吳貞毓等逮捕處死，製造了「十八先生案」。他明知朱由榔已無尺寸之地，在奏疏中不留餘地地說：「人或謂臣欲挾天子令諸侯，不知彼時天子尚有諸侯，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挾天子之令以令何地？以令何人？」[130]又說：「如皇上以安隆僻隅，錢糧不敷，欲移幸外地，唯所睿斷。自當備辦夫馬錢糧，護送駕行，斷不敢阻，以蒙要挾之名。」[131]這委實是欺人太甚了，難怪永曆帝常說孫可望「無人臣禮」，為之悽然淚下。

  孫可望的專橫跋扈，不僅在忠於朱明王朝的漢族官紳中引起強烈反感，也加深了大西軍內部的摩擦。李定國、劉文秀等大西軍高級將領著眼於大局，堅持聯明抗清的政策，他們不願意把神聖的抗清事業變成為孫可望打天下。政策上和宗旨上的根本分歧，終於導致了大西軍的分裂。1655年，李定國從廣東敗退途中，按照預先密約，向安龍急速行進。這時，孫可望唯恐永曆帝脫出自己的掌握，派白文選等人去安龍迫使朱由榔遷往貴陽。可是，白文選並不贊成孫可望的所作所為，故意拖延搬遷事宜。1656年（順治十三年），李定國率部到達安龍，立即同永曆帝商定了入滇之計。這一方針在白文選和留守雲南的劉文秀的支持下終於順利地實現了，從而形成了孫可望據守貴州同李定國、劉文秀擁戴的永曆朝廷相對峙的局面。

  語云：鷸蚌相持，漁翁得利。大西軍的分裂，只是給清廷帶來了可乘之機，李定國為了懾服孫可望布置在雲南的腹心將領，不得不把自己有限的主力帶進雲南，結果是他長期經營的廣西轉眼之間就被清軍占領，他留下的部將陽春伯李先芳也因兵力不敵被清軍俘殺。[132]從此大西軍喪失了東進的一塊重要基地，同東南沿海的抗清義師鄭成功會合的可能性更加渺茫了。更重要的是，掌握著大西軍主力的孫可望竟不顧清軍的步步進逼，把注意力轉向李定國等人所在的雲南。這種兄弟鬩牆的局面，使熱火朝天的抗清鬥爭急轉直下。清初馮甦說過：「予以辛丑（順治十八年）至滇。滇中人言：『可望善治國，定國能用兵。』使其同心協力，西南之功或未有艾，而乃彼此相攻，卒至摧敗。」[133]黃宗羲更無限感慨地評論道：「逮夫李定國桂林、衡州之戰，兩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曆戊午（四十六年）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敗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壁而問天也。」[134]永曆帝到達昆明以後，曾經試圖緩和同孫可望的矛盾，派白文選等為使者前往貴陽勸說孫可望，臨行前面諭曰：「卿其善道朕意，俾兩藩務敦舊好，事事為祖宗社稷起見。卿之功垂竹帛矣。」[135]後來，又派「學士楊在、侍郎鄧士兼等宣論，俾同心釋忿，以濟國難」[136]。孫可望卻認為是李定國等人打破了自己的皇帝夢，恨之入骨；又自以為掌握的實力遠勝於李定國、劉文秀，一意用武力解決。諂附於孫可望的文臣方於宣又為他出謀劃策，說：「今皇上在滇，定國輔之，人心漸屬於彼。臣意請國主早正大號，封拜文武世爵，則人心自定矣。」[137]孫可望果然在1657年（永曆十一年）二月「封馬進忠嘉定王、馮雙鯉興安王、張虎東昌侯，余大封有差」[138]。這說明，孫可望實際上已經帝制自為，只等打下雲南正式登基了。隨同白文選來貴陽的張虎是孫可望的嫡系將領，又向他透露李定國、劉文秀兵馬不多，一鼓可擒，更加強了孫可望以武力進攻雲南推翻永曆朝廷的決心。開初，孫可望因妻子留在昆明，還有所顧忌。後來，永曆帝為了表示誠意，把他的家屬送往貴陽。孫可望卻以怨報德，悍然發動叛亂。從表面上看，他掌握的兵力遠勝於擁護永曆的軍隊，以十幾萬國主「駕前軍」對李定國等人的三萬兵卒占了壓倒性優勢。何況在昆明還有他的親信王尚禮，在雲南楚雄又有王自奇，都掌握著一部分軍隊。在孫可望看來，只要裡應外合，一舉蕩平簡直易如反掌。他甚至躊躇滿志地吩咐：「預製扭鐐三百副，曰：破滇之日，用以囚永曆並定國、文秀諸文武解黔耳。」[139]

  1657年八月，孫可望命馮雙禮留守貴陽，自己親統十四萬大軍殺向雲南[140]，委任白文選為征逆招討大將軍負責前線指揮。可是，他沒有料到部下將士絕大多數不贊成大西軍內部火併，主將白文選和馬進忠、馬惟興、馬寶等人早已私下約定拋棄孫可望，同李定國、劉文秀等共擁永曆帝。雲南方面獲悉孫可望內犯的消息後，決定由沐天波、王尚禮、靳統武留守，實際上是命沐、靳二人監視王尚禮，以防止內變；由李定國、劉文秀親統主力迎敵。九月中旬，雙方相遇於曲靖地區的交水。戰鬥還沒開始，前線總指揮白文選就輕騎奔入李、劉軍營，告訴他們不要為孫軍的氣勢洶洶所嚇倒，只要抓緊時機奮勇向前，事先約好的馬惟興等人必將臨陣起義。李、劉大喜，依計而行。十九日兩軍交鋒，馬惟興不戰而走，將士大呼：「迎晉王，迎晉王！」十萬大軍頓時瓦解，紛紛投入李定國軍營。孫可望見形勢驟變，策馬奔逃。二十一日奔回貴陽，留守大將馮雙禮不僅不支持他穩住貴州地盤，反而危言聳聽地告以追兵已至，嚇得孫可望連忙帶著妻子和一小撮隨從逃離貴陽。一路上「所至城門晝閉，呼之再三，僅垂大筥盛壺飡餉可望；且有不應者」[141]。曾經不可一世的孫可望成了喪家之犬。在眾叛親離之時，他竟然不顧民族大義，不惜背叛大西農民軍堅持的抗清事業，投入了清王朝的懷抱。他對寥寥可數的隨從說：「今為李定國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數莖頭毛，行當投清師以報不世之仇耳。」[142]九月三十日，孫可望派人火急送往湖南清政府當局一封信，信中顛倒黑白地說：「李定國、劉文秀等大逆不道，荼毒生靈。可望興師問罪，反為誘歸。乞代奏大清皇帝陛下發鐵騎一萬，願獻滇黔蜀以歸一統，更報不世之仇。」[143]清湖廣巡撫張長庚接信後向朝廷報告：「大逆孫可旺虎踞滇黔，鴟張區宇，年來費餉勤師，用張征討。今天殄窮凶，自戕潰敗，俯乞皈化，是不勞撻伐而南疆邊土共戴皇上如天之福矣。」[144]當時，孫可望仍然受到大西軍的追擊，幾乎脫不了身。清政府為了撈到這張王牌，出動軍隊阻擊追兵，孫可望才得以攜妻挈子於十一月十五日到達湖南寶慶，投降了清方。據清偏沅巡撫袁廓宇報告，隨同孫可望降清的不過將校一百二十餘名，兵丁家口五百餘名。[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