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經營雲南

  張獻忠犧牲後，領導大西軍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孫可望的肩上。他立即改變張獻忠的過火行動，自四川綦江南下時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殺人。」[18]1647年初（舊曆正月），孫可望等領軍進入遵義，「秋毫無犯」[19]。進軍貴州，「所過民皆安堵」[20]，順利地占領了省會貴陽。明貴州按察使張耀、布政司參議曾益等逃到定番州（今貴州省惠水縣），拼湊了一批反動武裝負隅頑抗。孫可望派定北將軍艾能奇領兵進攻，於二月十二日攻克定番，張耀等被處死，曾益自殺。[21]大西軍在貴州的勝利，擺脫了清軍的追擊，為爾後的休整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大西軍南下後出現的氣象一新，同孫可望等人整肅內部有密切關係。張獻忠犧牲以後，他的妻子和親信宰相汪兆齡仍然高踞諸將之上，主張照舊行事。「時可望等奉偽皇后為主，駐遵義桃源澗。諸賊每早必先往朝，凡事奉請而行。偽宰相汪某輔之……每公會議事，猶傲據諸賊上。」[22]孫可望等人認識到政策上的改弦易轍已經成為大西軍生死存亡的關鍵，不消除改變過激政策的障礙，前途就不堪設想。因此，孫可望和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斷然決定把「皇后」和汪兆齡處死[23]，四人各自恢復本姓，建立了四將軍的領導體制。四人當中，孫可望原來的地位和威信就比較高，加上年紀稍大、讀書識字，自然成了主要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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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在雲南正經歷了一場統治集團內部的變亂。1645年十二月蒙自土司沙定洲在雲南省城昆明發動政變，世鎮雲南的黔國公沐天波逃至楚雄，與明金滄道楊畏知合力拒守。雲南統治階級的內部紛爭，給人民帶來了災難，也為大西軍入滇提供了機會。孫可望等人當機立斷，決定取雲南為基地。為了減少進軍中的阻力，孫可望充分利用了漢族官紳對沙定洲叛亂的不滿情緒，派出間諜先入雲南，散布消息說大西軍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武裝，行將入滇平叛，為沐氏復仇。這一策略果然收到巨大效果，「雲貴人民深信，一路俱如此傳播，故賊兵所至，悉開門降。長驅而來，全無梗阻」[24]。1647年三月二十八日，大西軍攻克交水，接著移兵曲靖，殲滅沙定洲所設守軍五百名，俘獲明雲南巡按御史羅國獻。[25]又在蛇花口擊破沙定洲派來的援兵一千名。沙定洲見兵力不敵，乃主動放棄昆明，逃回蒙自故里。留在昆明城內的明朝巡撫吳兆元等人這時已經弄明白入滇的是大西農民軍，他們手頭無兵，只有聽任紳民迎降。四月初旬，大西軍未遭抵抗，安然進入昆明。

  經營雲南是大西軍後期賴以開展抗清鬥爭的重要步驟。從1647年起，在雲南建立了以孫可望為首的「四將軍政權」。史稱，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人共議，「立孫可望為盟主，一切諸務，皆聽命焉」[26]。這個政權在性質上是張獻忠為首的大西政權的繼續，只是在政策上總結了大西政權在四川失敗的教訓，做了一系列調整。大致而言，孫可望等人在雲南的施政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削平叛頑，收取全滇。大西軍占領昆明地區之後，首先打出了「共襄勤王，恢復明朝天下」的旗號，搜求「現任文武官員並鄉紳舉貢，分別授職」[27]。這一舉動是非常明智的，因為對於雲南來說大西軍完全是一支外來的力量，只有提出恰當的口號，並且最大限度地聯絡當地人士，才比較容易站住腳。當時，雲南互相對峙的兩股封建勢力仍然割據著大片土地，土司沙定洲盤踞著自臨安至蒙自一帶地方，兵力比較強，由於掠得了沐氏累世所積，擁有雄厚的財力；沐天波和楊畏知則負隅於楚雄以西，仍以明朝正統相標榜。孫可望在穩定了對昆明地區的統治後，即著手調兵遣將，削平叛頑。他先派遣大將李定國和劉文秀領兵南上，攻克沙定洲兵占據的江川、臨安（今雲南建水縣）。接著又在十月間親自領兵西攻楊畏知等據守的祿豐、楚雄、大理。[28]明軍一觸即潰，沐天波、楊畏知往逃永昌（今雲南保山市）。孫可望考慮到沐天波和楊畏知在雲南官紳和土司中有較高威信，乃以「共扶明後，恢復江山」為條件同二人達成合作協議。於是，迤西一帶大抵是不戰而下，「去方三月，而迤西盡平」。返回昆明之後，又以沐天波的名義行文招撫各土司，「各土司次第來歸」[29]。到1648年八月，雲南全境只剩下沙定洲據守的阿迷州（今雲南開遠市）、蒙自一隅之地尚待平定。孫可望又派李定國、劉文秀領兵先後攻克阿迷、蒙自，直逼沙定洲老寨。當時師行既遠，兵食難繼，孫可望「乃起省城民夫，每戶夫一名，每名領二斗，至臨安交米一斗五升，其五升給夫作口糧。省城每夫一名腳價銀二三兩不等」。民「樂於輓（挽）運，不知其苦」[30]。沙定洲據守孤寨，見大西軍兵盛糧足，被迫投降。李定國等平定了歷時三年的沙定洲叛亂後，派人招撫附近地方，「凡附逆者悉不究，各安農事」，於是投誠者絡繹不絕。又「出令不許擄掠，違者立斬。自是迤東半壁安堵矣」。在孫可望部署下，大西軍平定雲南叛頑勢力，恢復全省的統一，使雲南人民自明末屢經變亂以來，過上了安寧的生活。清初人士記載，「孫可望等倡義之名至今人猶道焉」[31]。

  平定全滇之後，孫可望「發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貴州之鎮遠，中路之雪山關，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32]。防止了清軍和南明官軍的入滇，使大西軍在四川喪敗後再次有了一塊穩定的基地。

  為了充分認識孫可望等人決策入滇的重大意義，不妨同大順軍做個比較。在李自成犧牲以後，政權瓦解，基地全無，大順軍餘部長期寄人籬下，直到後期才在夔東人跡罕至的高山大川之處建立了自己的據點。儘管它的主要領導人李過、高一功、李來亨具有寧死不屈的堅貞品質，但人員、物資的嚴重不足卻大大限制了大順軍積聚力量。沒有一塊比較穩定和比較富庶的後方基地，是大順軍餘部在抗清鬥爭中未能取得較大戰果的主要原因。大西軍後期在抗清鬥爭中之所以能夠北出貴州、四川，東進廣西、廣東、湖南，數度戰勝不可一世的清軍，長期充當全國抗清的主力，都是同它經營雲南分不開的。而在開拓雲南為基地的過程中，孫可望無論在名義上，還是在實際上，都是最高的決策人和組織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大西軍前期抗清鬥爭的勝利同孫可望的功績是凝聚在一起的。

  （二）經營雲南，勵精圖治。大西軍既然以雲南為基地，自然需要建立政權。孫可望被推為國主。[33]當時大西國號已廢止不用，同南明朝廷又無往來，因此未建國號，紀年用干支。史籍記載，孫可望「大書示命，號召全滇，云：孤率三兄弟，統百萬貔貅，建國不建統，紀年不紀號」[34]。政權機構設立了六部和地方文職官員。為了防止地主豪紳的破壞，以孫可望為首的「四將軍政權」實行了嚴格的保甲制度：「戶設一牌，書大小男婦姓氏懸之門首，以備查核。嚴門禁，不許婦女出入；凡男人出入，各以腰牌為據，牌上寫本身年貌住址。城外入城者將腰牌進掛於月城之右廊，事畢出仍取去，門上放出。城內出者持腰牌掛於月城之左廊，事畢入仍取去，有牌，守卒始放入。遠來者面上列印為號，有印，門卒始放出。若是之嚴，總賊畏土司之眾多，恐有不測，深防若此。」[35]在府、州要地，各設置兵馬一營，以張聲勢。

  在經濟政策上，頗有創新。剛剛進入昆明地區時，面臨緊迫的兵食問題，在很短一個時期里實行過打糧的辦法。這種措施必然造成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下降，大西政權在四川的失敗是有過沉痛的教訓的。因此，孫可望等人很快就代之以切實可行的賦稅政策。他們派出人員「踏看田地所出，與百姓平分，田主十與一焉。條編半征，人丁不論上中下全征」[36]。就田賦而言，十分之內，官四民六[37]，農民的負擔是比較重的。但是，這一政策的革命性表現在它把原先的地主向農民徵收的田租由一半以上減為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剝削率；而地主仍能分取一部分，生活有著，減少了敵對情緒。由於稅額穩定，嚴禁官吏貪污害民，地主不得任意盤剝，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為高漲。當年秋成就「倍於曩昔」；次年又「大熟，百姓豐足」；再下一年仍是「大有年，兵民安樂如初」。[38]

  孫可望等還保護民間貿易，「鑄興朝通寶，每大者文抵一分，次者文抵五厘」[39]。這件事在雲南歷史上是值得記載一筆的。雲南產銅，明代雖曾奉朝命鑄造銅錢，但均輸往內地充餉，當地居民並不使用；民間一直通用貝錢，稱為。自孫可望鑄興朝通寶，「禁民用貝，違其令者刖劓之。辛未通行」[40]。雲南在流通過程中才普遍用錢，和其他各省趨於一致，這對於活躍雲南和內地經濟上的交流具有深遠的意義。

  對井鹽的管理也很得法。孫可望規定，「黑、琅兩井之鹽歸官，令商人在省完工本，領票赴井支鹽。由是凡系鹽商悉大富，以白鏹為瓦礫矣。命史文為鹽稅司，鹽課、商稅盡歸史文收。每一下操，賞賚動以萬計」[41]。這是活躍經濟，充裕軍餉的一個典型例子。

  （三）整頓軍政。在軍制方面，孫可望採取的措施十分有力，主要包括嚴肅軍紀、加強訓練、改善軍需供應。現分述如下：一、紀律嚴明：「凡發兵征剿，所過大路，雞犬不驚，百姓賣酒肉者路旁不斷。如兵余小子有擅奪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斬。如該主不首，連坐；該管官失察，責八十棍。立法若是之嚴，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42]史籍中記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有撫右營兵馬前往祿豐駝糧，回至草鋪歇下，有一兵失手誤傷百姓方二歲小兒一個。百姓喊叫，楊總兵得知，將兵拿去責四十棍，斷燒埋銀十兩。不意草鋪管莊報與劉文秀。及楊總兵押糧至省回話，劉文秀大罵，要責楊總兵一百棍，眾官力保方恕。將打死小兒之兵拿去，立刻綁出小西門外梟首，將頭傳送草鋪號令。」[43]兵丁誤傷百姓致死竟被梟首示眾，執法顯然過嚴，但由此可見孫可望等人為糾正兵員損害百姓利益，不惜矯枉過正。他們得到雲南百姓的衷心擁護絕不是偶然的。連封建文人也稱道：「孫可望等立法甚嚴，兵民相安。」[44]二、大西軍進入雲南，由於地勢僻遠，同內地各方面力量都脫離了接觸；然而，孫可望等人卻始終密切注視著全國極其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進程，隨時準備奔赴疆場，重顯身手。因此，他們以雲南為基地，厲兵秣馬，軍事訓練抓得很緊。為了操練士馬，在昆明徵發數萬名民工，擴建教場，「日夕操練士卒，三、六、九大操。」[45]從而為不久以後出滇抗清準備了一支訓練有素的隊伍。三、關於軍隊供應，孫可望等人決定「將各州縣田地分與各營頭，即令彼處坐就食。凡兵丁日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斗，生下兒女未及一歲者，月給半分，至三歲者如家口。給馬分三等：頭號者，日支料三升；二號者，日支料二升；三號者，日支料一升。不時查驗，瘦者責治有差」[46]。軍需物資的供應也做了妥善的安排：「安雜造局四所，不論各行匠役，盡拘入局中打造。凡兵之弓箭、盔甲、交槍之類有損壞者送至局內，掛下營頭隊伍名姓，三日即易以新什物。每賊兵有家口者，每各人給一袍子；無家口者，一袍之外人給鞋襪各一雙、大帽各一頂。如是養兵，果士飽馬騰。」[47]

  （四）在行政和吏治方面，開初因敵對勢力尚多，監視和懲辦很嚴。在都督王尚禮下設四城督捕，對居民實行嚴厲的軍事管制。隨著政權逐漸穩定，經濟形勢好轉，政治生活也放寬了。撤銷四城督捕後，「百姓皆歸昆明縣管理」[48]。到己丑（1649年）元宵節，在昆明「大放花燈，四門唱戲，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婦入城觀玩者如赴市然」[49]。自明末以來多年不見的昇平景象，竟然在大西軍進滇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出現了，無怪乎封建文人也為之讚嘆，稱之為「有熙皞之風」[50]。

  在孫可望領導下吏治之佳，大概是雲南封建社會史上無與倫比的。史載四將軍政權「重廉吏，除貪酷」，除了派遣工部尚書王應龍行巡按事「巡察兩迤」外，還「不時差人易服色暗訪察，有廉者立加獎擢，貪者立拿斬首，傳示各府、州、縣。立登聞鼓，凡政有不便於民者許地方頭人赴訴，立即除之；有可以便於民者，立即行之。訪姚安知府謝儀貪酷，孫可望差官持令箭去；拿於署前斬首傳示。全滇之官，無一人敢要錢者」。「又令地方上不論紳士軍民，有為地方起見，即一得之愚亦許進言，立引見，不許攔阻，即妄誕之言亦不深究。獎節孝、復鄉飲、浚海口、省（？）耕省斂，凡有利於民者無不備舉。外則土司斂跡，內則物阜民安」。[51]在全國一片擾攘之時，雲南一隅能夠成為這樣的清平世界，確實是個奇蹟。

  為了穩定雲南局勢，爭取地主士紳的支持，孫可望等義軍領導人相當注意爭取封建文人合作。入滇之初，孫可望就親自去文廟祭祀孔子，做出尊重儒家的姿態。接著，命吏部尚書兼管翰林院事的嚴似祖主持考試生員，「取士三十三名，觀政選官」[52]。對於生活困苦的士子還給予照顧，「開倉賑濟寒生，每人谷一斗焉」[53]。這些措施使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感到出頭有日，消除了牴觸情緒。到1650年大西軍出兵「以復中原」的前夕，孫可望還選派馬兆熙「考試滇南生童」，意在吸收知識分子出任收復地區的官職。當時，孫可望親統大軍出征，李定國留守雲南，「馬兆熙考試畢，率雲、武二府生童赴李定國府謝。定國賞錢三百串，面云：諸生用心讀書，不日開復地方，就有你們官了，等語。諸生謝出。由是文教漸復興也」[54]。1651年（順治八年）以後，劉文秀北出四川，李定國等東出兩廣、湖南，在所占地方多派設了官員，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從雲貴人士中選拔的。[55]

  對於雲南的少數民族，孫可望等人在政策上也處置得宜。他們一方面注意籠絡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土司，只要不持敵對態度就承認其統治權，並責成土司提供部分兵員和糧餉。另一方面大西軍注意吸收西南少數民族的軍士，能夠用其所長，如山區行軍作戰、象陣，等等，從而擴大了兵源，形成了西南各族人民共同抗清的局面。清朝廷臣在奏疏中說，「孫寇所借兵力，洞蠻為多」[56]，表明孫可望等在團結西南少數民族問題上收到了顯著效果。

  在宗教政策上，西南少數民族信奉佛教的人很多，大西軍初入滇時對這點注意不夠，如1647年李定國部攻克麗江，當地「俗多好佛，常以金銀鑄佛，大者丈余，次者八九尺，再次者二三尺不等，如是羅列供養」。大西軍將士竟然「盡擊碎駝出」，充作軍餉。[57]為時不久，孫可望等義軍領導人就改變了政策，明令保護宗教寺觀，甚至帶頭刻經、鑄造供佛的香爐等器物。[58]這裡自然有受當地習俗薰染轉而迷信佛教的一面，但客觀上尊重了當地人士的信仰，有利於加強民族團結和地方局勢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