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明中的糾葛

  以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撤入雲南，是有長遠的戰略眼光的。經營雲南，是為了有個穩定的後方進行休整，積聚力量，以便重整兵馬，同清軍再決雌雄。入滇兩年，由於政策對頭、措施得當，大西軍的實力已經大為增強。而南明永曆朝廷的腐敗和內部傾軋又導致抗清陣營的分崩離析，疆土日縮。大順軍餘部從1645年隆武朝廷掌政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聯合抗清，以忠貞營的名義充當抗清主力。儘管南明統治集團明知「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貞營耳」[59]，然而，從朝廷以至督、撫重臣何騰蛟、章曠等人卻出於階級仇恨處處排斥刁難這支忠心耿耿致力抗清的農民武裝，幹著為親者痛、仇者快的勾當。而他們自己的嫡系部隊卻只知禍國殃民，一旦形勢危急就叛投清方，甘心充當清廷實行民族征服政策的馬前卒。在這種情況下，抗清形勢的不斷惡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孫可望正是從全國的形勢出發，決定領兵出滇。出兵之前，他同楊畏知、沐天波商議說：「年來以雲南一隅之地，兵精糧足，欲圖大舉，以復中原。」[60]他認識到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情況下，以朱明王朝的旗幟為號召可以獲得更多的同盟者，有利於抗清事業。因此，派楊畏知和龔彝去廣東同永曆朝廷聯絡。1649年（永曆三年），使者到達肇慶，向永曆朝廷遞交了書信一封：

  先秦王蕩平中土，掃除貪官污吏。十年以來，未嘗忘忠君愛國之心。不謂李自成犯順，玉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繩父爵，國繼先秦。乞敕重臣會觀詔書。謹封。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孫可望拜書。[61]

  在當時參與抗清的各種力量之中，以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是實力最強的隊伍；他們管轄下的雲南是抗清營壘內最穩定的地區。孫可望等人決策同永曆朝廷攜手抗清，本是這個小朝廷的最佳福音。可是，階級的偏見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卻在永曆朝廷上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廷臣會議時，贊成封孫可望為王的固不乏人，當政的一批人物卻出於種種考慮表示堅決反對。如依附李成棟之子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之流唯恐擁有龐大實力的大西軍參加永曆朝廷將會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力持異議。「金堡引祖制無異姓封王例，力爭不可。」[62]鎮守貴陽和遵義一帶的軍閥皮熊、王祥又擔心大西軍出滇抗清，自己的地盤難保，也疏言：「可望名雖向正，事非革心，朝廷毋為所愚。」[63]大學士嚴起恆也頑固地拒絕封秦王。經過一番爭議，永曆帝採納廷臣建議，封孫可望為景國公，賜名朝宗。督師閣部堵胤錫是位比較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曾經促成過大順軍餘部與南明聯合抗清，這次又想努力促成與大西軍的聯盟。他聽說孫可望請封秦王，朝廷僅封景國公，知道事情必定決裂，就在七星岩盛情款待孫可望派來的使者潘世榮，訂結盟好。一面連續上疏朝廷請封可望為二字王，一面利用手中的空白敕書填寫封孫可望為平遼王。[64]這種「矯詔」的做法在封建朝廷看來自然是極不合法的，但就堵胤錫的本心而言，乃是不得已的調處辦法。他深知永曆朝廷不要說恢復中原，就是勉撐危局也只有依靠大順軍和大西軍。不料，南明潯州守將陳邦傅因忠貞營駐於相鄰的賓州、橫州，擔心自己的地盤難保。他的中軍胡執恭建議結好於孫可望，倚仗大西軍的聲勢同忠貞營相抗。他們私下鑄造了「秦王之寶」金印，填寫空白敕書，由胡執恭冒充朝使，逕往雲南封孫可望為秦王。[65]孫可望並不知道永曆朝廷內部的腐敗紛爭已至於此，對胡執恭的來封以一片誠意隆重接待。他親自郊迎使者，「肅然就臣禮，五拜三叩首，舞蹈稱臣」[66]，並將敕書謄黃布告，接受部下文武慶賀三日。正在這時，楊畏知等帶回的封平遼王敕印也到了。孫可望大為驚異，說：「我已封秦王矣。」楊畏知說那是假的；胡執恭毫不相讓，說平遼王敕印也是假的，把朝廷所封景國公事和盤托出。孫可望簡直無法想像心目中的正統朝廷竟是這樣的烏煙瘴氣，他大怒道：「為帝為王，吾所自致，何藉於彼，而屑屑更易，徒為人笑。」[67]下令把楊畏知、胡執恭關進監獄，給朝廷送去啟本，說：「於某日接敕封臣秦王，於某日接敕封臣平遼王，莫如所從。」[68]除將先後所接「敕書」抄送外，並且表示接到秦王勛印後已鄭重宣布，大小官員和軍民都已祝賀，無法改變，請朝廷定奪。永曆朝廷在既成事實面前竟毫無靈活性，一味頑固地拒封秦王。號稱「虎牙」的金堡在疏中聲稱：「可望應否封王，臣為祖宗守法，即使白刃臨臣，臣惟執不封之議。」[69]就連明末著名的忠臣瞿式耜也抓住孫可望來書「啟而不奏，名而不臣，書甲子不書正朔」大做文章，說什麼「識者為之寒心，舉朝莫不色動」[70]。瞿式耜還針對胡執恭所傳偽敕中載有「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師事王」「崇之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之以總理朝綱節制天下文武兵馬」痛切陳詞。其實，孫可望原書只要求封秦王，並沒有要求這些特殊的禮遇。直到七月間，永曆幸臣文安侯馬吉翔建議封孫可望為澂江王，可望的使者不敢復命。朝廷又議於秦字上加一字，或興秦，或定秦，紛爭不已。這時，孫可望雖然對永曆朝廷極不滿意，仍然以大局為重，決定出滇抗清。他派中書楊惺先詣行在報出師，疏言：「國姓豈敢冒，王封何敢承。臣等惟一意辦虜，功成之日，自聽公議。」[71]在請封秦王的問題上，封建史籍對孫可望指斥甚多，加以「脅封」的罪名。就當時情況而言，無疑是永曆朝廷處置不當。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西軍提出聯合抗清的建議以後，永曆朝廷不僅在封爵上多方刁難，還不顧大敵當前，加強了對大西軍的防範。「是冬（永曆三年，1649年），封黔鎮皮熊為匡國公，播鎮王祥為忠國公，防滇寇也。」[72]這就充分說明，阻礙和破壞抗清聯合陣線的罪魁禍首正是永曆君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