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經歷

  孫可望，陝西延長縣李城裡人。[1]他的家庭狀況不十分清楚。其父孫選[2]大約是個農民。公元1654年（明永曆八年、清順治十一年），孫可望給南明朝廷的奏疏中就曾自稱「臣關西布衣」「累世力農」[3]。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七，還有個弟弟名叫孫可昇，可見兄弟甚多。孫可望少年時代曾同本鄉李芬蘭、董弘心等人一道「讀書互相講究」[4]，推測家境不會太窮。但他的一個妹妹在7歲時賣給王孟寅為妻，又說明其家並不富裕。

  孫可望何年參加張獻忠起義軍以及他在起義軍中早期的活動，至今不大清楚。《延長縣誌》提供了一種說法：孫可望是在明末災荒兵亂之時，流落到河南，「張獻忠見而奇之，養為子，任以帷幄」[5]。如果這種說法可靠，那麼，張獻忠起義軍最初進入河南是在1633年（崇禎六年）的冬天，孫可望參加起義不應早於此時。據各種文獻記載，他和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都是張獻忠的義子，曾經隨獻忠姓張。在明末農民戰爭中，收養義子是常見的現象。張獻忠的義子都是經過精心挑選，不僅忠實可靠，情同父子；而且英勇善戰，才能出眾。在大西軍幾十名重要將領當中，張獻忠的四位義子一直享有相當高的威信。他們在大西軍中是功勳卓著的虎將，在經營雲南的過程中顯示了傑出的政治和軍事才能，在擁戴永曆朝廷抗清的鬥爭中又是擎天之柱（艾能奇先死）。這也證明了張獻忠的知人善任。

  到1637年（崇禎十年），孫可望已經是張獻忠部下的一員大將。史載這年八月，「張獻忠詐稱官軍，駐南陽城外。左良玉適至，使人召之。獻忠惶遽避去。良玉追及，射之，中眉心，又貫其指於弓上，刀斫獻忠面流血。其黨一堵牆力救而免。走麻城，屯於官渡。一堵牆即孫可望」[6]。在這次戰役以前，即同年五月間，張獻忠帶領所部起義軍避暑於鄖陽山區上津縣境。在那裡修葺了關帝廟，立了一塊碑石，碑文中列出了獻忠上下二十哨部將的綽號，下哨將領中就有「一垛牆」[7]，可以同上引史籍記載相印證。

  1638年（崇禎十一年）正月，張獻忠在不利的形勢下，帶領部眾抵達湖北谷城，偽稱「釋甲歸朝」，希望在受撫的名義下取得一段休整時間。他派遣孫可望攜帶「尺余璧玉二方、徑寸明珠四顆、金珠十萬」[8]秘密送給明朝軍務總理熊文燦。熊文燦大喜，向朝廷極力主張招撫，從而實現了雙方的暫時停戰。這件事表明孫可望那時已深得獻忠信任，被委以重任了。明政府官僚也利用張獻忠受撫的機會，派遣間諜對張獻忠部下的實權人物進行分化籠絡，孫可望正是拉攏的對象之一。當時任明朝湖廣巡撫的方孔炤在給督師夫學士楊嗣昌的信中曾提到「往時在谷，投間於孫可望，已有幾分；又潘獨鰲亦有幾分。因理院（指軍務總理熊文燦）不作主而罷」[9]。這封信透露了明政府官僚施展的陰謀，但語焉不詳，我們無從確定孫可望是「有幾分」投向明政府的意思，還是虛與委蛇。從後來的行動看，直到張獻忠犧牲，孫可望一直是大西軍中的一員悍將，沒有發現動搖的跡象。

  1639年（崇禎十二年）五月，張獻忠在湖北谷城率部重舉義旗，是明末農民戰爭由低潮轉向高潮的起點。在這以後的一年半里，張獻忠和羅汝才部承擔了抗擊官軍主力的重任。由於敵強我弱，張獻忠先後在瑪瑙山之役、韓溪寺之役中連續遭到重大損失。一些不穩定分子如張部左營將領一條龍（薛成才）、右營順天王（賀國現）、前營二隻虎等紛紛投敵。然而，張獻忠卻以大無畏的精神，率領將士沉著應戰。他們克服重重困難，終於用以走制敵的戰術打破了楊嗣昌組織的圍剿。孫可望作為張獻忠的主要部將之一，自然是這段艱險歲月的親歷者。1641年（崇禎十四年）二月，張獻忠部奇襲襄陽，和李自成部在同年正月攻克洛陽，在明末農民戰爭史上是劃時期的重大事件。有的史籍記載，張獻忠曾經命孫可望摹刻楊嗣昌張貼的榜文上的印信偽造閣部調兵文書，成功地實現了襲取襄陽的計劃。[10]

  從1644年大西軍入川起，到1647年初張獻忠犧牲止，是大西軍由盛轉衰的時期。孫可望當時位居大西政權武將之首。他曾奉命統兵攻城略地，在彭縣、羅江、綿州、井研、榮縣、犍為等地都留下了他活動的記載。[11]特別是在1645年春天，南明總督樊一蘅糾集官紳武裝以敘州府（今四川宜賓地區）為基地妄圖北上推翻大西政權時，孫可望率領精兵十萬擊退了來犯之敵，穩定了大西政權的統治。[12]關於他在這時所擔任的職務，史籍中有不同記載，有的說是平東將軍，有的說封智勇伯掛平南監軍印；清初王士禎記載孫可望在四川綿州鹿頭關重修了龐士元祠，石坊書銜為「柱國太師兵部尚書」，是時隨獻忠姓，故稱張可望。[13]這個記載相當可靠，它表明張獻忠在世時已授予孫可望以「柱國、太師」這類最高的官銜。據說，張獻忠親領兵馬往川北阻擊大順軍時，還曾命孫可望「監國」，留守成都。[14]

  在大西政權之中，孫可望無疑是位出類拔萃的人才。他不僅南征北討，為大西政權定鼎四川立下了汗馬功勞，更為可貴的是他注意收攬民心，穩定地方。《紀事略》載，孫可望曾向張獻忠建議在四川實行「輕徭薄賦，以恩止殺；另頒新政，與民更始」的政策。他一貫反對不分良莠的屠殺。有一種記載說，張獻忠攻克成都以後準備屠戮一批士民，孫可望流涕諫曰：「王轉戰三十年，所過屠戮，無尺寸之地以守，非將士相從意也。今出萬死爭此土，庶幾為王霸業耳。若又屠其眾，某等何用生為？請王手中劍刎頸，先百姓死矣。」張獻忠採納了他的意見，避免了一場濫殺。[15]1645年冬，由於官紳地主叛亂加劇，張獻忠在憤怒當中竟然下令剿洗成都居民。當時孫可望領兵在外，「途中聞知成都剿洗之信，大為悲傷，嘆惜不已。有聞其憤悶而言曰：『哀哉無辜小民，殺戮爾等者，已絕我等之望矣。吾儕數年辛苦，是為百姓受之，今付東流，可不惜哉！父王為此，實不思已甚。父王為百姓之首，如一身之肢體然。今手足已去，其頭安能獨存哉！有王無民，何以為國？實不啻空有王名而已。』言訖，痛哭不已」[16]。有的史籍還記載，當張獻忠鎮壓過頭時，「孫可望獨留織錦工十三家，後隨奔雲南。今通海緞其遺制也」[17]。這些材料都說明孫可望是比較有政治頭腦的，在張獻忠任性殺戮時，他不僅持反對態度，而且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保護了一些良民。

  1647年初（清順治三年底），張獻忠不幸犧牲，大西軍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後面是窮追而來的清兵，前面有南明軍隊憑江扼守，大西軍幾乎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然而，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的領導下，大西軍餘部一舉擊破據守重慶的南明曾英部，渡過長江天險，勝利地實現了由黔入滇的戰略轉移。從此柳暗花明又一村，開創了依託滇黔，持久抗清的新局面。其基礎之穩、聲勢之盛、戰果之大，都比張獻忠在世時有過之而無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