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階級鬥爭形勢證明大順政權是農民革命政權

  從明清之際社會階級鬥爭的形勢也可以看出大順政權同它前後的明、清兩代封建政權有本質的區別。明代末年全國幾乎到處是農民起義。只要查一下當時的各種文獻和地方志，就不難發現各地差不多都有所謂「土賊」，即地方性農民起義。在河南各縣「流土交訌」的記載，史不絕書。山東除了先後爆發過徐鴻儒和李青山等領導的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以外，範圍較小的農民起義更是連綿不斷。到了崇禎十四年，山東六郡當中濟南、兗州、東昌三府已經是「無民非賊」，「土寇饑民動號數十萬，濟、兗、東三郡已勢成燎原」。[68]

  在大順政權建立以後，這些地方性的起義農民有的參加了大順軍或成為大順政權的地方武裝，有的自動解散歸農，個別已經轉化為地主武裝的則被大順軍所剿滅。在大順政權治理下，我們沒有看到什麼貧苦農民起來反抗的例子。封建文人陳濟生曾經記載他在甲申四月由北京南下經過大順政權管轄地區的見聞。他說：「追憶出都時，人言籍籍，皆雲盜賊密布，跬步難移。今布帆安穩，殊出望外。」[69]走到鄭家口（今故城縣）時，所看到的情況是：「居民稠密，諸鄉村肩荷而來，日中為市，至晚方散。太平光景，於茲僅見。」[70]劉鑾在《五石瓠》一書里也說：「至李自成稱帝關中，設偽守令到河北，諸賊（指各地地方性農民起義）始消。」那麼，在大順政權管轄區內階級鬥爭是否停止了呢？沒有。不僅沒有停止，而且激烈得很。不過不是像明清兩代封建王朝反動統治下那樣是貧苦農民起來造地主階級的反，而是地主階級不斷地發動反革命叛亂。這方面材料太多，舉不勝舉。以山東為例：在濟寧地區有鄉紳任孔當、潘士良、鄭與僑等人的叛亂，大順政權的兗東防禦使，兗州府尹，濟寧州牧，汶上、魚台、巨野、鄒縣、嘉祥等縣的縣令全部被殺、被捕。高苑縣有明知縣蘇方發動叛亂，「布告遠近」說「秦中縉紳僇辱皆如都中，東南紳士宜同仇共奮」。章丘有明鄉紳謝啟光的叛亂，大順政權縣令被殺。饒陽有明鄉官田維嘉「倡率饒陽紳士擒斬流賊李自成所置偽令」[71]。陽信有明山東布政司理問趙申寵的叛亂，殺大順政權縣令和都司。泰安州有明游擊將軍高桂等的叛亂，大順政權防禦使被害。德州有明大學士謝陞之弟謝陛等人發動的叛亂，殺大順政權防禦使和州牧。曹州有明參將張成福的叛亂，大順政權兗西防禦使、曹州牧被擒。臨清州有明鄉紳於連躍等人的叛亂，大順政權防禦使和臨清州州牧被捕。此外，即墨、霑化、海豐、福山、高密、日照等縣的大順縣令都被當地鄉紳所擒殺（凡未註明出處者均見當地地方志）。像這樣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地主豪紳同大順政權是勢不兩立的死敵嗎？到了清兵入關，漢族地主豪紳爭先歸附，建立了以滿洲貴族為主體的滿漢地主階級的聯合統治，貧苦農民的鬥爭又是烽火遍地。連京師附近也是「畿輔盜賊肆行」，使統治階級感到「惶惶靡有寧宇」[72]。康熙初年玄燁還說：「直隸重地，理宜肅清，邇來盜賊繁多，大為民害。」[73]他任命的直隸巡撫于成龍是當時有名的「能臣」，為了保護交通要道，竟然勞民傷財地在大路兩旁修築百里長牆。時人有詩云「百里長牆攔賊馬，綠林昨夜繞官衙」，可見農民起義聲勢之盛。山東的滿家洞農民起義、謝遷起義、於七起義和長期堅持抗清鬥爭的榆園軍更為人們所熟知。

  請那些堅決否認歷史上存在過農民階級革命政權的同志想一想，為什麼在明清封建王朝統治下，一方面是地主豪紳為之歌功頌德，另一方面是農民如火如荼地揭竿而起；在大順政權之下，一方面是農民大唱頌歌，另一方面是地主豪紳感到「如罹水火」，以至紛紛叛亂呢？如果說這些發動叛亂的地主鄉紳是因為「忠臣不事二主」，而對李自成的大順政權採取敵視態度的話，那麼事實證明清兵占據北京後，他們都如蠅之逐臭爭先恐後地拜表歸誠於滿洲貴族的愛新覺羅氏，這又當如何解釋呢？

  很明顯，這不是兩個或三個同屬地主階級的封建政權之間的爭奪，而是封建社會裡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搏鬥。鬥爭的核心正是集中在政權問題上。列寧曾經明確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74] 「無論從革命這一概念的嚴格科學意義來講，或是從實際政治意義來講，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裡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裡，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標誌。」[75]明末農民戰爭中大順農民政權的建立和被顛覆完全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觀點。要是按照某些同志的說法，李自成起義中建立的政權一開始就是封建政權，那無疑是說崇禎十五年後期起明末農民戰爭已經轉變成為一個新的封建王朝要取代舊的明王朝的地主階級內部的爭權奪利的鬥爭，而不再是農民革命。這種觀點是經不起史實檢驗的。因為，在崇禎十五年上半年以前，李自成雖然已經提出了一些代表農民階級利益的革命口號，然而這些口號作為政策來貫徹正是在十五年下半年建立政權以後。某些同志在肯定均田、免糧、追贓助餉等政策是農民革命政策的同時，又把執行這些政策的大順農民政權說成地主階級的封建政權，顯然不能自圓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