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順政權的組成成分

  大順政權的各級文職官員基本上是由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組成的。它的高級官員差不多都是明朝廷的投降官僚，中級和低級官員則以沒有出仕過的舉人、生員占絕大多數。例如，在中央機構中除牛金星、顧君恩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以外，都是從投降的明政府官僚里選拔的；省一級的節度使除了真保節度使馬重禧是李自成手下的一員大將以外，其他如寧夏節度使陳之龍、甘肅節度使周伯達、榆林節度使周士奇、四川節度使黎玉田、太原節度使韓文銓、順天節度使宋權、徐淮節度使呂弼周都是從明政府投降過來的。防禦使、府尹、州牧和縣令裡面也有少數曾任明政府官職，但絕大多數是在明王朝統治下不得志的知識分子。

  在襄陽時期，李自成主要是採取禮聘當地有點名望的舉人之類的人物出任地方政權官職。占領西安以後除了禮聘以外，更大規模地舉行考試，選拔生員授以官職。如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在西安時，「十六日考在省秀才，十八日考各州縣秀才」[58]。「牛金星在華州考諸生……文體改八股為議，中格者為縣令。」[59]永昌元年在山西，「調生員赴府考官」[60]，「驅科貢生員考授偽官」[61]。進京後也曾大規模舉行考試：「先是，賊入秦晉，孝廉子衿悉行考試授官。旬日內都下諸生求試者比比。初三日於順天府出題考試，次日揭榜，送吏政府擢用。」[62]甚至外地的舉人也聞風而至，陳濟生這年五月初二日就在山東德州地區碰到「前科舉人，知北京闖王即位，赴京聽選」[63]。

  大順政權的地方官吏既然差不多全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這就提出一個問題，由他們組成的政權機構能夠執行違反地主階級利益的農民革命政策嗎？我以為從根本上來講，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對於起義農民是一種異己的力量。他們參加大順政權只是把這一政權看作一個新的王朝，他們活動的最終結果必然是把農民政權轉化成地主階級的封建政權。但是，這並不排除他們在一定時期內能夠在政治上執行農民起義領袖所制定的政策。我們知道，根據李自成的規定，大順政權是實行「右武」的制度的。早在襄陽時就「設立偽官，右武」[64]。直到在北京時仍規定「文官俱聽大將節制」。連劉宗敏手下的一個旗鼓，也出現這樣的場面：「諸公爭往投刺，或稱門下，或稱晚學，或用手本蠅頭小字，傴僂跪拜，皆名下士也。」[65]史料還表明，李自成手下的大將在領兵獨立作戰時有權在占領的地區內選授官吏，如劉芳亮率軍占領河南懷慶地區就選授了「防禦使、府尹、六邑令」[66]；進抵山西長治地區後又在府屬各縣「分設偽官」[67]。其他如賀錦進軍甘肅、袁宗第在由河南進入陝西時都委派了地方官吏。既然大順政權的政策是由李自成等革命領袖人物制定的，各級地方官員又處於起義軍將領的節制之下，這就為大順政權執行保護農民利益的政策提供了基本保證。事實上，大量有關大順政權地方官吏活動情況的記載都可以歸結為免賦、追贓助餉、為起義軍籌集軍需物資、捉拿敵視大順政權的分子以及為大順政權徵聘人才，等等。這些活動應該承認是有利於農民，不利於地主的。正因為大順政權的地方官吏絕大多數認真執行了農民革命政策，他們才被當地的地主豪紳視若寇讎，不少人在反革命叛亂中遭到殺害。

  還應當指出，大順政權的地方官吏一般說來是廉潔奉公的，同明末吏治的腐敗形成鮮明的對比。就連一些封建文人也不能不承認這一點。如光緒《定興縣誌》轉引舊志說：「崇禎十七年逆闖陷京師，偽縣令劉鍾泰自山右來任……時賊法嚴，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履任二十餘日，邑甚安之。」《甲申傳信錄》也說李自成「號令嚴切，所遣守土之吏，無敢暴民，亦旬月之雄也」。為什麼同樣是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在明末清初的官場中絕大多數都貪贓枉法、草菅人命；而在大順政權里卻能做到「無敢暴民」「不敢舞文」呢？應當承認這是由於大順政權的領導權一直掌握在貧苦農民出身的起義軍領袖人物手中，它的宗旨在於保護人民而且號令嚴明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