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南方的奴變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元末農民戰爭的影響下，曾頒布過免奴為良的法令，並對官紳畜奴做了嚴格的限制。隨著王朝統治的重新穩定和日益腐朽，畜奴的風氣又盛行起來。特別是在南方，縉紳地主通過購買和接受投靠，擁有大批的奴婢。明後期，江南士大夫之家不僅家內服役依賴奴婢，而且部分田土的耕種也由奴僕承擔。顧炎武說：「今吳仕宦之家，（人奴）有至一二千人者。」[51]湖廣麻城的梅、劉、田、李四家，「家僮不下三四千人」[52]。淪為奴僕的農民，「子姓世為奴，非主自鬻，無得脫冊籍」。[53]他們的子女稱為人奴產子或家生奴婢，家主有役使和轉讓的權力。有的地方嚴格禁止奴僕讀書識字，目的是使他們永遠處於愚昧無知、易於役使的地位。奴僕們過的是缺衣少食、勞役繁重的生活，還要忍受主子的種種欺凌。一件史料中說：

  

  間嘗聞江南慘礉之主，或有苛使盲驅，繁於《僮約》。奴多腹坎無食，膝踝無裙，臀背無完肌膚。奴女未配聓，蚤破其瓜；婦未耦子，先割其鮮。主婦妒，則有鍛椓陰私，剃毛縫皮，丑痛之聲，流聞於外。[54]

  非人的待遇使奴僕們的胸中蘊積了復仇的火焰。在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農民起義感召之下，奴僕們看到了擺脫世世代代受壓迫的希望，他們行動起來了。較早的奴變在崇禎七年秋爆發於安徽桐城。這裡的奴僕在黃文鼎、汪國華、張儒等人的聯絡下，立盟會聚，「謀為亂以應賊」[55]。他們受「替天行道」口號的影響，以「代皇」二字為號。「『代皇執法』四字屢冠於檄首，標於令箭，傳於郡城及各鄉村矣。」[56]這說明他們對當今皇帝還抱有幻想。桐城的奴變，得到了當地群眾的廣泛支持，「窮民之亡賴者，無遠近少長畢至」[57]。參加起義的群眾，在城外胡家莊「設將台，建令旗、令箭，署文武參謀、中左右前後五哨先鋒等號。民間訟獄咸取決焉」[58]。這次起義不久就在官府和鄉紳勾結下被擊敗了。當知縣審問張儒為什麼聚眾為變時，他回答道：「無他，不欲為奴耳。」[59]桐城奴變的組織者被誘殺，這並沒有嚇倒逐步覺悟起來的奴僕。「漏網餘黨，憤恨不平，說：『我等要殺鄉官，到不曾殺得，反被鄉官殺了。』是以往北方接得流賊來報仇。」[60]崇禎十六年，湖廣麻城奴僕組織的「里仁會」，派人往南直隸迎來了張獻忠起義軍，說明奴僕們已經認識到，必須聯合其他地方的農民革命武裝，才有可能改變自身被奴役的地位。

  江南奴變的高漲，是在大順軍推翻明王朝之後出現的。甲申四五月間，大順軍占領北京、崇禎皇帝自盡的消息傳到南方，各地的奴僕聞風而起，迅速掀起了一場反對封建人身依附的解放運動。奴僕們的鬥爭目標，首先是要求脫籍，改變奴主關係。在金壇縣，奴僕們聽說大順軍攻克了北京，歡呼道：「天地迥薄，貴賤翻躡，我輩何必長為奴乎？」他們組織起來，自稱為「削鼻班」。這個名稱的來源是江南一些地方「謂奴曰鼻」。班名「削鼻」，就是要削除奴僕的身份和世籍。削鼻班策劃了舉事的日期，規定到時「各刦其主，破券均齒乃已」。弘光朝廷建立以後，地主豪紳有了靠山，神氣起來了，削鼻班的活動暫時趨於沉寂。乙酉五月，清軍南下，弘光小朝廷覆滅。奴僕們又「拍掌相賀曰：『我知天公果不欲終奴我也』。」「驟呼其黨近萬人，飲血於城隍之廟，令曰：『國步既改，諸勛戚與國同休者咸已休廢，若我輩奴籍不脫，奴將與天地同休乎？』遂部署禿屑者司驅走，桀黠者主指畫，溫肥者贍金帛。令曰：『主有不肯破券均齒者，眾共滅其家；奴有自不願去者，磔而屍之。』」[61]「遂鳴鉦造亂，縛故主，胠其囊篋，索身契，橫行剽慘。去主從亂，凡四五萬人。」[62]南直隸嘉定縣，於「端午後始得北信，於是邑有逆奴，乘亂焚劫索契之變」[63]。《研堂見聞雜記》記載南直隸太倉州的情況說：「吾婁風俗，極重主僕。男子入富家為奴，即立身契，終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孫累世，不得脫籍。……乙酉亂，奴中有黠者倡為索契之說，以鼎革故，奴例何得如初？一呼千應，各至主門，立逼身契，主人捧紙待。稍後時，即舉火焚屋，間有縛主人者。雖最相得，最受恩，此時各易面孔為虎狼，老拳惡聲相加。凡小奚細婢，在主人所者立牽出，不得緩半刻。有大家不習井灶事者，不得不自舉火。自城及鎮、及各村，而東村尤甚。鳴鑼聚眾，每日有數千人鼓譟而行。群夫至家，主人落魄，殺劫焚掠，反掌間耳。……城中倡首者為俞伯祥，故王氏奴。一呼響應，自謂功在千秋，欲勒石紀其事，但許一代相統，不得及子孫。」[64]江陰縣的「叛奴乘釁索券焚弒者絡繹而起，煙火蔽天，大家救死不暇」[65]。

  在南直隸黟縣有「黠奴」宋乞，「暗約諸奴，以吾輩祖父為役，子孫隸其籍，終不能自脫。天之授我，此其時矣。彼皆孱弱，不任干戈，而乘上之急，即欲以逆繩我，無暇也。部署既定，及期而皆舉，無或後者。邑凡列營數十餘處，各有魁帥領之」[66]。「始而挾取其先世及其本身投主賣身文契，繼而挾餉於鄉邑。素有名望者，俱剪除之」。[67]

  浙江海寧縣有李刀三領導的奴變，「李刀三故大家奴，以黠稱。乘間煽諸毒怨於大家者揭竿起，而己構兵其間，勢洶洶」[68]。

  廣東的奴變稱為「社賊」，「賊皆人奴，忿殺其主以叛。始於順德縣沖鶴村，延及新會、開平、高要。皆殺逐其主，掘其墳墓，踞其妻室，連年屠毒，至順治十五年乃止」。[69]

  奴僕們在自發的鬥爭中，還清算了主子的罪惡。這點在有關金壇奴變的記載中，敘述得很清楚：

  若有憾於主，則曰：「吾受汝扈若干年矣，城隍神令我酬汝。某日，汝棒我，請償棒。」則掣神簽以數棒，曰：「痛乎？」其主曰：「痛！」則曰：「若棒我時，何為不知痛也？某日，汝錐我，請償錐。」曰：「痛乎？」其主大號。則曰：「若既知痛，向何為錐我也？」……有一紳，性嚴正，獨留城。諸奴絙其項，徇於市，令大叫曰：「為主慎無若我之溪刻也。」不叫，則棘鞭競鞭之。是紳老，幾斃。有數諸生不勝楚撻，亦幾斃。[70]

  在李自成、張獻忠起義軍推翻明王朝的影響下，南方的奴僕們所掀起的人身解放鬥爭是完全正義的。毛澤東同志在分析湖南農民運動時指出，農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71]。這段話雖然是在民主革命時期說的，對於認識明末的江南奴變，以至於整個明末農民戰爭，同樣具有指導意義。

  江南的奴變是在明末農民戰爭的感召下爆發的，也是這場社會大變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如各地的農民起義在清初仍然此起彼伏一樣，南方的奴變也延續到清朝初年。在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之後，一些地方的奴僕曾經趁改朝換代起事，甚至幻想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他們顯然錯了。清王朝在各地支持的，是依附於它的漢族官紳地主，維護的是封建統治秩序。史料清楚地表明，各地的奴變都是在清政府同當地豪紳勾結下遭到鎮壓的。例如，金壇著名的削鼻班，就被清政府將為首數人捕去，「截其鼻，懸之市衢，曰：班名削鼻，鼻削示眾，遂斬之。眾乃大服」[72]。安徽黟縣的奴變先後堅持了兩年，清政府在當地的統治穩定之後，「邑之士夫，走乞師於郡，始執首叛諸奴，磔市以徇。諸素謹者貸其死，就仆舍執役如初」[73]。又如南直隸太倉州的奴變，也是在當地士紳控告之後，清政府「斬一人，重責四人，又懸示不許復叛，而主僕之分始定」[74]。在奴變被清政府鎮壓下去後，一位官紳不無得意地評論道：「奴輩謂奴不當與天地同休，是則真奴語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僕。天地不變，則君臣、父子、主僕亦不變。主僕之義，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於眼下，而忽居額上，詎可名人乎哉！」[75]他套用「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陳腐教條，論證主僕之義將與天地同休。這正好說明了農民受奴役，是同封建制度相終始的，不推翻封建制度，農民就不可能求得解放。

  [1] 李天根《爝火錄》卷十記：「弘光既失國，時人咸恨不立潞王。太常少卿張希夏語大理寺丞李清曰：『吾嘗奉敕獎諭潞王，亦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也。王居杭時，常命內官下郡邑廣求古玩。又指甲長六七寸，以竹筒護之，其為人可知矣。』大理少卿沈因培常曰：『使潞王立而錢謙益為相，其敗壞與福王、馬士英何異？』人是其言。」又見李清《三垣筆記·附識》卷下。弘光朝廷覆亡之後，潞王朱常淓曾在杭州監國，為時不過幾天就投降了清朝。可見，所謂「立賢」，不過是南京官場派別鬥爭中的藉口。

  [2] 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一；《石匱書後集》卷二四，《史可法列傳》。姜曰廣在《過江七事》中說，史可法和馬士英開初定議擁立桂王，不久馬士英變卦，改擁福王。

  [3] 顧炎武：《聖安本紀》卷四。

  [4] 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卷八，《弘光失德》條。

  [5] 同2。

  [6] 王應奎：《柳南續筆》卷一。

  [7] 姚廷遴：《歷年記》上，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清代日記匯抄》，第五十五頁。應廷吉：《青磷屑》卷上記：「南都人復書《西江月》一詞於演武場云：有福自然輪著，無錢不用安排。滿街都督沒人抬，遍地職方無賴。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財。門前懸掛虎頭牌，大小官兒出賣。」

  [8] 引自顧炎武《聖安本紀》卷二。夏完淳《續倖存錄》作：「京師諺云：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止愛錢，皇帝但吃酒。」《思文大紀》卷三作：「爾來南京有『都督量成斗，職方地下走』之謠。」

  [9] 姜曰廣：《過江七事》。

  [10] 《國榷》卷一○一。

  [11] 史可法：《請遣北使疏》，見《史忠正公集》卷一，《奏疏》。

  [12] 張怡：《謏聞續筆》卷一。

  [13] 《國榷》卷一〇一；顧炎武：《明季實錄》。

  [14] 李清：《三垣筆記》卷下。

  [15] 史可法：《請遣北使疏》。

  [16] 左懋第：《蘿石山房文鈔》卷一，《辭闕效言疏》；陳洪範：《北使紀略》。

  [17] 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七。

  [18] 《北使紀略》。

  [19] 顧炎武：《聖安記事》上。

  [20] 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

  [21] 閻爾梅：《閻古古全集》卷二，《已矣歌》及《惜揚州》。

  [22]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八，《議御北兵》條。

  [23] 參見王秀楚《揚州十日記》。

  [24] 《明季南略》卷二，《五月紀》；又見陸圻《纖言》下。

  [25] 陸圻《纖言》，記載了朱由崧被俘入南京的情況：「丙午，帝乘無幔小輿入城，首蒙緇素帕，身衣藍布袍，以油箑掩面，兩妃乘驢隨後，夾路百姓唾罵，有投瓦礫者。……帝嬉笑自若，但問馬士英奸臣何處爾。」又見《明季南略》卷九，《宏光出奔》條。

  [26] 《明清史料》乙編，第十本，第九一○頁。

  [27] 明政府山東官員在正式報告中說，李青山等戰敗之後逃到費縣箕山被活捉（《明清史料》乙編，第十本，第九三六頁，張國維題本）。李清在《三垣筆記》中說，官軍「誘青山降，執送京師獻俘。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門受之。凡三十餘人。貸一人，磔青山及王（李青山之謀主王鄰臣），余斬首。方縛赴西市，眾賊云：『許我做官，乃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樁立拔；王詬罵當事者負約，死乃絕聲」（附識，卷上）。

  [28] 汪輝：《湘上痴脫離實錄》，見《希青亭集》。

  [29] 尤侗：《艮齋倦稿文集》卷十二。

  [30] 康熙五十九年《西江志》卷三二，《武事》四。

  [31] 康熙四十八年《龍南縣誌》卷十一，《紀事》。

  [32] 黎遂球：《蓮須閣集》卷四，《平湖南山寇紀功碑》。

  [33] 道光二十六年《寧波府志》卷三六，《逸事》。康熙二十五年《奉化縣誌》卷六，《陳國訓傳》內，記胡乘龍之名為胡成龍；同書卷十三《通雲禪師傳》內，又寫作胡承龍。

  [34] 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二。

  [35] 康熙二十四年《寶慶府志》卷十九，《賦役志》下。

  [36] 康熙二年《武岡州志》卷九，《征異·時事》；又見康熙二十四年《寶慶府志》卷二一，《武備志·兵紀》。

  [37] 馬光：《兩粵夢遊記》。

  [38] 康熙《零陵縣誌》卷十四，《災祥》。

  [39] 《明英宗實錄》卷一七五。

  [40] 康熙二十三年《寧化縣誌》卷七。

  [41] 康熙五十九年《西江志》卷一○七，《祥異》。

  [42] 順治十五年《贛石城縣紀》卷八，《紀事》。

  [43] 李世熊：《寒支初集》卷八，《寧化知縣徐公墓志銘》。

  [44] 康熙二十三年《寧化縣誌》卷七；又見李世熊《寇變記》，載《清史資料》第一輯。

  [45] 同1。

  [46] 康熙二十三年《寧化縣誌》卷七。

  [47] 順治十五年《贛石城縣紀》卷八，《紀事》；又見乾隆十年《石城縣誌》卷七，《兵寇》。

  [48] 乾隆十八年《瑞金縣誌》卷七，《藝文》載楊兆年《上督府田賊始末》。

  [49] 乾隆十八年《瑞金縣誌》卷一，《兵寇》。

  [50] 同治《永新縣誌》卷十五。

  [51] 《日知錄》卷十三，《奴僕》條。

  [52] 於子瞻：《金沙細唾》。

  [53] 張明弼：《螢芝全集》，《削鼻班記》。

  [54] 同3。

  [55] 蔣臣：《桐變日錄》。

  [56] 桐川蹈海生：《桐叛紀異》。

  [57] 蔣臣：《桐變日錄》。

  [58] 同1。

  [59] 桐川蹈海生：《桐叛紀異》。

  [60] 同3。

  [61] 張明弼：《螢芝全集》，《削鼻班記》。

  [62] 於子瞻：《金沙細唾》。

  [63] 蘇瀜：《惕齋見聞錄》。

  [64] 婁東無名氏（王家禎）：《研堂見聞雜記》。

  [65] 陳曦明：《江上孤忠錄》。

  [66] 嘉慶十七年《黟縣誌》卷十五，《藝文》載江碧《義烈江伯升雷傳》。

  [67] 嘉慶十七年《黟縣誌》卷十五，《藝文》載程功《乙酉紀事》。

  [68] 《海寧縣誌》，《名宦傳》。

  [69] 道光六年《高要縣誌》卷十，《前事志》。

  [70] 張明弼：《削鼻班記》。又，《金沙細唾》中也有一段非常具體的描寫：「有邑紳御下嚴酷，少拂意即鞭撲，奴怨之入骨。奴既撓聚，遂縛紳至城隍廟，廟中有竹節大杖，杖末量五寸，積一寸許。數其平昔事輪杖杖之，兩人對杖，交進亂下，杖至百餘乃止。血滲漉階前，膚肉糜爛，肢骨撐露，死而復甦，氣奄然而已。紳平生愛品茶，以硤州碧澗、陽羨天池為最。奴奉命採茶者必計時日返，遲則受笞。至是杖主訖，摔出廟門，群溺之，旋以穢溲一摞灌其喉曰：『試嘗此碧澗、春池也。』又邑中風俗，凡時節喜慶，碾白米為細粉，蒸熟成糍，名曰糰子；所盛之器為蒸籠，一籠計五六十枚，每蒸三四籠或六七不等。一紳家蒸團偶未熟，集奴婢列跪於前，計團若干棰手若干。時為奴縛至廟中，共數而詈之曰：『若猶記一團，一棰乎？此棰債當償久矣。』亦如數棰之。兩手赤腫，血漫漶於皮爪間，指腕幾折。棰畢，以琅璫系頸牽之遊街，撫掌歡呶，雜沓巷市。若此類者，莫可縷記。顧亦有感其故主者，號於眾曰：『我輩報復，必須恩怨分明。如某之長厚仁心，某之仁慈待物，知怨而不知德，懼為神人嗤矣，必報之。』於是，列儀仗，樅金張彩，八人舁大輿，獵獵迎故主出遊。主遜謝，辭甚恭；奴請益力。主愈謝。而眾已擁持入輿，旌奴導前，騎奴環後，軒蓋鼓次，軒耀路隅。繞城一匝，乃送歸。主遜謝再三，然後歡呼而去。其他慘辱屠虐，雖邑令亦無如之何。」

  [71]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引自《毛澤東選集》四卷本，第十六至十七頁。

  [72] 《削鼻班記》。

  [73] 嘉慶：《黟縣誌》卷十五，《藝文》。

  [74] 《研堂見聞雜記》。

  [75] 《削鼻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