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南方的佃變

  在南方農民反對官紳地主壓迫的鬥爭中，佃農和奴僕們為維護本身利益而自行解放的運動，占了相當突出的地位。大致說來，奴變主要發生於南直隸，佃變則主要集中在福建、江西等省。這同各地官紳地主採取不同的剝削和奴役方式是有密切關係的。在明王朝統治下，隨著地主階級日趨腐化，為了滿足自己窮奢極侈的生活要求，不斷加重了對佃戶的壓榨。他們興起種種陋規，增加剝削量。早在明中期，福建沙縣一帶的「郡邑長吏，受富民賄，縱其多取田租，倍征債息，小民赴訴無所」[39]。地主們還勒索「冬牲」，迫令農民送租至倉。農民們被逼得走投無路，終於在鄧茂七領導下爆發了震驚一時的武裝起義。農民的起義鬥爭被鎮壓下去後，官紳地主捲土重來，一切剝削舊規又都恢復了。如福建寧化地主收租時，「以二十升為一桶，曰租桶；及糶則桶一十六升，曰衙桶，沿為例」[40]。一進一出之間，剝削量便增加了四分之一。農民們又被迫繳納冬牲、豆粿，實行送租至倉等舊例。江西一些地方的地主豪紳也「於莊田租粒之入，俱改用大斛」[41]；石城縣「舊例每租一石，收耗一斗，名為桶面」[42]。此外，各地陋規尚多。地主們無不各顯神通，想盡種種辦法魚肉農民。農民們若有反抗，地主就以奪佃以至送官懲辦相威脅。由於政權在地主手裡，農民們顛連無告，總是吃虧。明末農民戰爭的狂飆興起，佃戶們從中看到了希望，一場如火如荼的反對殘酷壓榨的鬥爭便展開了。

  明末的佃變，一般爆發於北都覆亡後的弘光、隆武年間，而延續到清朝初年。其中比較突出的有福建寧化和江西石城、瑞金等地的田兵。

  福建寧化縣民黃通，「以較正斗斛，裒益貧富為名」[43]，反對地主用二十升的大桶收租，「唱諭諸鄉凡納租，悉以十六升之桶為率，一切移耕、冬牲、豆粿、送倉諸例皆罷。鄉民歡聲動地，歸通惟恐後」[44]。通「乃連絡數十鄉為長關，僉其豪者曰千總，總各為部。通有急則傳千總，千總傳所部，不一日而千百人集矣」[45]。在這種組織下，「鄉之丁壯，悉聽其撥調」[46]，稱之為田兵。他們行使了部分政權職能，「事關有司者，皆取斷於通，令（指南明知縣）擁孤城而已」。隆武二年（1646），黃通部田兵一度攻克了寧化縣城，還活捉了隆武朝廷兵部侍郎於華玉。這場鬥爭後來被清政府所扼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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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石城縣的佃變起於隆武元年九月，當地佃農在吳萬乾領導下，掀起了減租和爭取永佃權的鬥爭。他開初提出廢除每納租谷一石加耗一斗的所謂桶面，得到佃戶們的熱烈響應。在這個基礎上又把佃戶組織為田兵，鬥爭的內容也由廢止桶面陋規發展到減少租額，一石只納七八斗，並且提出了永佃權的要求。由於當地地主豪紳的勢力比較雄厚，吳萬乾就聯絡寧都、瑞金、寧化的客戶，建立了集賢會的組織，多次圍攻縣城。順治三年，石城落入清方之手。次年，在幾千名清兵的圍攻下，田兵被擊敗，吳萬乾也慘遭擒殺。[47]

  在寧化、石城佃農運動的影響下，附近州縣的佃農也組織了田兵展開鬥爭。如瑞金縣的何志源、沈士昌、範文貞等人，「效寧化、石城故事，倡立田兵，旗幟號色皆書『八鄉均佃』。均之雲者，欲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無易人，永為世業」。田兵們還「蟻聚入城，逼縣官印均田帖以數萬計。收五門鎖鑰，將盡擄城中人」。迫使南明官僚不得不責令糧戶（田主）出城，與佃戶「立盟，捐額租，除年節等項舊例。糧戶不敢出一言，唯唯而已」[48]。瑞金的田兵，後來同福建寧化和江西石城的佃農運動會合在一起，聲勢相當浩大。順治四年，清朝知縣徐珩到任後，「請兵虔院，發馬步兵五千人，破其山寨，剿殺五六千人」[49]，把這場佃農為捍衛自身權利的鬥爭淹沒在血泊當中。

  江西中部的佃農運動，具有鮮明的革命色彩。上文已經指出，這一帶的貧苦農民在崇禎十六年曾堅決支持過張獻忠起義軍。明亡以後，他們又在剷平王的旗幟下，向地主豪紳展開了猛烈的衝擊。史載：

  初，甲申、乙酉間，吉州一大變也。蒼頭蜂起，佃甲廝役群不逞者從之。刲牛屠豕聚會，睢盱跳梁。每村千百人，各有渠魁，裂裳為旗，銷鋤為刃，皆僭號剷平王，謂鏟主僕、貴賤、貧富而平之也。諸佃各襲主人衣冠，入高門，分據其宅，發倉廩散之。縛其主於柱，加鞭笞焉。每群飲，則命主跪而酌酒，批其頰數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風濫觴於安福、廬陵，其後乃浸淫及永新。[50]

  這是何等可貴的革命的豪言壯舉啊！農民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他們是地主階級封建制度的批判者，他們所追求的是政治和社會上的平等、經濟上的平均。換言之，他們本能地具有同壓迫和剝削相對立的大同理想。誠然，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農民們用以批判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是不科學的。然而，這與那些認為農民根本沒有自己的思想、根本不反對封建制度的說法，畢竟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