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清軍占領贛南

  順治三年三月二十四日，金聲桓等部攻克吉安。隨即由江西提督金聲桓部、支援總兵柯永盛部合兵向贛南推進。明督師萬元吉計劃在皂口據險扼守，然而兵無固志，紛紛南逃。六月初八日，清軍前鋒即抵贛州城下。由於贛南地區東連福建、西接湖南，又是廣東的屏障，戰略地位非常重要，隆武朝廷為挽救危局，除令原江西巡撫李永茂（時丁憂告去）、新任巡撫劉廣胤（後來改名劉遠生）、江西總督萬元吉等加強守御外，武英殿大學士楊廷麟原已奉詔入福建，也命他留在贛州「專辦江楚事」[55]；並命各地出軍火速增援。先後到達贛州地區的有御史陳藎[56]從雲南召募來的滇將趙印選、胡一青部三千精兵；兩廣總督丁魁楚派的童以振、陳課部四千人；大學士蘇觀生遣發的廣東兵三千人；湖廣總督何騰蛟發總兵曹志建領兵二千名，加上原江西贛州守將吳之蕃、張國祚部和楊廷麟等從雩都調來的受撫閻羅總四營頭張安等部，至八月間聚集贛州（隆武帝賜名忠誠府）城內外的明軍兵馬不下四萬。這些從各地抽調來的援軍本來就缺乏同心同德精神，利在速戰。督師萬元吉卻不趁諸軍初至，銳氣方張之時同清軍決一雌雄，而以動出萬全為由，要等待廣東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黎遂球招撫的「海寇」羅明受[57]統率的水師來到，以便水陸並舉，力創清軍。八月二十三日，清軍乘羅軍不備，夜間在章江上偷襲水師，巨舟八十餘艘全被焚毀，船中所載火攻器械付之一炬，羅明受帶領殘兵逃回廣東。次日早晨敗訊傳來，萬元吉、龔棻、黎遂球等撫膺慟悼，追悔莫及。清軍趁勢於八月二十八日衝破廣營，二十九日擊敗滇軍，其他各路援軍見勢不妙，退往雩都、韶州。贛州城內只有大學士楊廷麟、督師萬元吉、兵部尚書郭維經和一批地方官，守城兵卒不過六千名。

  清軍在九月初九日占領南康縣，十五日攻占上猶縣，十九日起包圍贛州城。雙方相持十餘日。十月初三日，清軍大舉攻城：副將高進庫、馮君瑞攻南門，副將劉伯祿、賈熊、白元裔、何鳴陛攻東門，副將徐啟仁、楊武烈、崔國祥攻西門，副將李士元等攻龜尾。到當天晚上三更時分，清軍豎梯登上東面城牆，城內明軍仍拼死抵抗。高進庫、徐啟仁、李士元、楊武烈、馮君瑞、崔國祥等督促部下官兵由突破口上城大戰。至初四日午時，明軍抵敵不住，贛州失守。[58]楊廷麟投清水塘自盡，[59]萬元吉也投水而死，郭維經入嵯峨寺自焚死，同時遇難者有翰林院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太常寺卿兼守道彭期生（彭孫貽之父），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王其宖、黎遂球等官紳三十餘人。[60]

  贛州的失守在南明史上具有關鍵意義，因為以贛州為中心的江西南部是連接福建、湖南的要區，又是廣東的屏障。後來，金聲桓、李成棟的敗亡都同清軍扼守這一重鎮有密切關係。清軍憑藉有限兵力攻陷贛州，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明朝督師萬元吉部署不當，但湖廣總督何騰蛟的坐視不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隆武帝在福建處於鄭芝龍集團束縛之下，一籌莫展，早就有意移駐江西。1646年正月，朱聿鍵手敕何騰蛟命他「先遣精甲一萬，迎朕湖東（指江西省湖東道管轄地區）」；[61]同月給大學士蘇觀生的手敕中又提到：「仍有七省左、右將軍印信二顆，順齎與郝永忠、張先璧恭受，再給楚督臣、撫臣、鎮臣敕各一道……速遣勁兵一萬來湖東迎駕。」[62]四月間，隆武帝派太監楊守明、兵部職方司官員路太平來到長沙，督促何騰蛟出兵江西，既可加強贛南防務，又可做迎駕之用。何騰蛟勉強派遣南安伯郝永忠帶領部下兵馬一萬餘名經郴州入龍泉（今江西省遂川縣），張先璧率部由湖南攸縣出江西永新，號稱左、右兩路「迎駕軍」。然而，何騰蛟的所謂「迎駕」只是表面文章，他內心裡極不願意把隆武帝從鄭芝龍的牢籠中接到自己的防區。我們不應忘記，朱聿鍵還是唐王時封藩地在河南南陽，何騰蛟曾任南陽知縣，他對朱聿鍵的敢作敢為有相當了解。朱聿鍵登上皇帝寶座後，何騰蛟被視為南陽故人，備受青睞，由湖廣巡撫擢升為湖廣等七省軍務總督。李自成在湖北通山縣被當地地主武裝擊殺，何騰蛟明知該地已淪入清方之手，僅據大順軍部將的報告，就飛疏告捷，說成是自己組織團練的「功勞」，隆武帝因此給他加封定興伯。何騰蛟得意忘形，給湖南地方官員寫信道：「新上為南陽故人，魚水之合，吾輩皆有緣也。」[63]然而，何騰蛟只知利用隆武帝的信任，提高自己的聲望，毫無知恩報答之念。他唯恐隆武帝進入江西後自己在湖廣獨斷專行的局面將受到扼制。正如王夫之所記：「顧騰蛟以便宜制楚，文武將吏皆出其門，不忍失權借。謂章曠曰：上若幸楚，則□（虜）當聚力攻楚，恐未易支也。」[64]於是，他玩弄手段，一面大張旗鼓地派郝永忠、張先璧二將領兵「迎駕」，一面卻私下叮囑他們絕不可假戲真做，萬勿進入江西。五月十七日，郝永忠率軍從長沙出發，一路上慢慢吞吞，經過衡州，九月初二日才到達郴州，即停留該地，觀望不前。[65]張先璧部也在行至同江西接境的攸縣後就「屯師不進」[66]。這幾個月正是清軍進攻贛州，隆武帝進退維谷的時候。何騰蛟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勢，竟然置大局於不顧，一連幾個月不派使者向隆武帝報告情況。奉命督促郝永忠入贛的楊守明、路太平「皇皇使者，不敢出一語」[67]。到隆武政權覆亡前夕，何騰蛟的使者才姍姍來遲地到達行在覲見，隆武帝大為震怒，責問使者何騰蛟派遣的迎駕軍為什麼毫無動靜，「使者詭辭以對」[68]。不久，隆武帝被清軍俘殺，閩、贛、粵相繼失陷，何騰蛟在湖南的處境也越來越困難。許多南明史籍敘述隆武朝廷的覆亡都簡單地歸咎於鄭芝龍的降清，如楊鳳苞所說：「福京之亡，亡於鄭芝龍之通款。」[69]這自然包含部分真實。但隆武帝鑑於鄭芝龍的跋扈自雄，寄希望於何騰蛟派精兵迎駕，移蹕江西，等了半年多終歸落空，何騰蛟實難辭其咎。歷來的南明史家大抵以是否死節作為忠佞的唯一標準，帶有很大的片面性。臨危受命固然值得肯定，因為他們在最後關頭表現了民族氣節；但如果就因此而掩蓋何騰蛟之流的卑污心理，導致大局全盤逆轉，一味讚美，稱之為「忠臣」，奉之為圭臬，顯然不符合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