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清兵占領浙東與魯監國航海

  1646年（清順治三年、明隆武二年、魯監國元年）二月十九日，清廷命多羅貝勒博洛為征南大將軍，同固山額真圖賴領兵南下，進攻浙江、福建[32]。博洛帶領的滿洲八旗兵到達南京後，原平南大將軍貝勒勒克德渾把東南軍務做了交代，就帶領本部兵馬回北京休息[33]。博洛調集了江南一批明朝降兵降將，積極準備進軍事宜。據洪承疇報告，「今欽命行征南大將軍貝勒督兵赴浙閩征剿，職會發提督曹存性、總兵李應宗、於永綬、張應夢、賀胤昌、范紹祖、王之綱、蘇見樂、馮用等共官兵七千餘名」[34]隨征。實際上跟隨博洛進攻浙東、福建的漢族軍隊遠不止此，例如吳淞總兵李成棟部五千兵馬後來也被抽調南下，總數至少在一萬名以上。

  五月十五日，博洛統率的軍隊經蘇州進抵杭州。這年夏季浙江久旱不雨，錢塘江水涸流細。清軍見有人在江中洗澡，水深不過馬腹，於是，在五月二十五日分兵兩路，一路由主力馬步兵組成，從杭州六和塔、富陽、嚴州一線涉水過江大舉進攻；另一路由水師組成，從鱉子門沿海而進，二十九日東西會合，全線出擊。方國安等部署的錢塘江防線頓時瓦解，各部明軍損兵折將，紛紛逃竄。五月二十九日晚上，魯監國在張名振等護衛下離開紹興，經台州乘船逃往海上。[35]次日早晨，博洛過錢塘江，親自指揮追擊[36]。六月初一日，清軍占領紹興[37]。朱以海出逃時，派靖夷將軍毛有倫保護宮眷、世子退往台州，毛有倫卻改道蛟關以便入海，途中被叛將張國柱截獲，送往杭州[38]。魯監國所封越國公方國安帶領馬兵五百名、步兵七千名不戰而降，先後跟隨降清的還有新建伯王業泰、內閣大學士方逢年、謝三賓、宋之普、吏部尚書商周祚、兵部尚書邵輔忠、刑部尚書蘇壯，依附於方國安的弘光朝兵部尚書阮大鋮、太僕寺卿姜一洪等，武將有總兵陳學貫等十八人，副將以下不計其數。[39]興國公王之仁見大勢已去，流淚說道：「壞天下事者，方國安也。敵兵數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唯一死而已。」他率領部分兵員乘船數百艘，攜帶大批輜重由蛟門航海到舟山，打算同隆武帝所封的肅虜伯黃斌卿會師共舉。「斌卿偽許之，且曰：頃張國柱犯魯宮眷，不義，請合聲其罪。乃甫出洋，忽炮反攻之仁，盡有其舟。」王之仁對黃斌卿的背信棄義痛恨不已，把家屬九十三人的乘舟鑿沉，全部溺海而死，魯監國頒發的敕印也投進大海，自己留下一條大船。豎立旗幟，鼓吹張蓋，直駛吳淞江口。當地清兵以為他是前來投降的明朝高官，在六月二十八日送到松江府，吳淞總兵李成棟不敢怠慢，立即轉送南京[40]。王之仁見到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時，慷慨陳詞，說自己是「前朝大帥，國亡當死，恐葬於鯨鯢，身死不明，後世青史無所徵信，故來投見，欲死於明處耳！」洪承疇開初還希望他回心轉意，以禮相待，婉言勸他剃髮投降。王之仁斷然拒絕，大罵洪承疇「反面事仇，先帝贈若官，立廟祠若、祭若，蔭若子；若背義亡恩，操戈入室，平夷我陵寢，焚毀我宗廟，若通天之罪，過李陵、衛律遠矣」[41]。洪承疇羞愧滿面，無地自容，下令將他殺害。

  

  清軍進占浙東府縣後，大學士張國維、督師兵部尚書余煌、禮部尚書陳函輝、大理寺少卿陳潛夫等先後自殺。督師大學士朱大典據守金華，誓死不降。博洛親自統率滿、漢軍於六月二十三日從紹興前往金華，二十六日把該城四面包圍。由於明軍在朱大典指揮下憑城頑抗，博洛從杭州調來紅衣大炮，浙閩總督張存仁也奉命帶兵參加攻城[42]。清軍以絕對優勢的兵力猛攻了二十天，直到七月十六日金華才被攻破。朱大典帶領家屬和親信將校來到火藥局，用繩索捆在火藥桶上，點燃引線，轟然一聲，壯烈成仁。朱大典在明末官場上以貪婪著稱，然而當民族危難之時他卻破家紓難，體現了威武不能屈的氣節。清軍進入金華，藉口「民不順命，因屠之」[43]，又炮製了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

  關於馬士英的末路，諸書記載差異極大。大抵傾向於東林黨的人都說他同阮大鋮一道投降了清朝，清軍追殺隆武帝時在繳獲的文書中發現了他降清後給明方的表文，因而處斬。藉以證明馬士英先為奸臣，繼為叛賊，死有餘辜[44]。然而，根據比較可信的材料，馬士英並沒有降清。清實錄記載，順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將張國勛等進剿太湖逆賊，擒獲偽大學士馬士英、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等。捷聞，令斬士英等，其有功將士，所司察敘」[45]。蔣良騏《東華錄》卷五載，順治三年「六月，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將張國勛進剿太湖逆賊，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獲，偽大學士馬士英潛遁新昌縣山內，都統漢岱追至台州，士英屬下總兵葉承恩等降，並報稱馬士英披剃為僧，即至寺拘獲，並總兵趙體元，令斬之」。時人所作《吳城日記》記同年「八月中，聞吳日生、馬士英旨下俱論斬訖」[46]。按時間推算，二書完全符合。當時蕪湖抗清志士沈士柱有《祭阮大司馬文》，開頭就說「丙戌長至（指冬至）之後二日，近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下文云：「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跡補過蓋愆。天奪其魄，委贄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並不得與馬共榮名，天實為之也。」[47]可見，沈士柱在當年冬天即已知馬士英不屈遇害，晚節「榮名」。在馬士英之前殉難的夏允彝論及馬士英時稍有恕辭，在馬士英之後死難的沈士柱也不掩沒其晚節。黃宗羲卻一筆抹殺：「今古為君者，昏至弘光而極；為相者，奸至馬士英而極，不待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冤可理？」[48]平心而論，馬士英在弘光朝秉政時毫無作為，弘光垮台後他投奔魯監國和隆武帝，招來的是一片討伐聲。王思任寫的「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地」一語膾炙人口，就是直接針對馬士英的，責令他盂水自裁。張岱以魯藩舊臣的身份上疏魯監國，「懇祈立斬弒君賣國第一罪臣」馬士英，「疏入，監國召岱至御榻前，詔以先殺後聞。岱即帶兵數百人往躡之，士英宵遁江上，見其私人方國安，挾制魯王，斥逐張岱。令士英統兵汛地，協守錢塘」[49]。馬士英在唐、魯兩政權中幾乎成了過街老鼠，他並沒有因此就轉投清方[50]，而是盡力以抗清的實際行動改變自己過去的不佳形象。清方檔案證明，馬士英曾經多次參加渡錢塘江攻餘杭、富陽以及會攻杭州之役[51]。1646年六月浙東兵敗，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髮為僧，被俘就義，實屬難能可貴[52]。相形之下，黃宗羲、張岱在魯監國政權處境艱難時，轉入清方統治區遵制剃頭，以明朝「遺民」自居，既不能見危授命，也大可不必那樣義形於色地痛斥「奸臣」馬士英以顯示自己才是正人君子。在這方面，張岱還有點自知之明，《自題小像》一文云：「功名耶落空，富貴耶如夢，忠臣耶怕痛，鋤頭耶怕重，著書二十年耶而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沒用？」[53]本書講的是南明史事，不涉及張岱、黃宗羲等人的文學、學術著作在歷史上的貢獻。同樣，也無意於為馬士英當國時期的昏庸辯解。只是由於黃宗羲等人往往出於偏私心理任意歪曲史實，甚至造謠生事[54]，在當時既加劇了南明內部的紛爭，對後來的史家又造成了許多人為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依據可信史料對某些比較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加以澄清就是必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