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隆武政權的作為和覆敗 第一節 1645年秋到1646年夏的形勢

  朱聿鍵在福建即位和朱以海在浙東監國反映了南方紳民的抗清願望。就當時的形勢來看，南明方面弘光朝廷雖然已經覆亡，但南明政權還控制著福建、廣東、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幾個全省（四川在張獻忠為首的大西軍控制下）和浙東、贛南地區，人力和財力還相當可觀。而清朝統治者在摧毀了大順政權和弘光政權兩大對手後，錯誤地判斷了形勢，以為只要稍事招撫，全國即可平定。1645年六月，英親王阿濟格率師「凱旋」；九月，豫親王多鐸也領兵回京，換來了一位年紀很輕的貝勒勒克德渾以平南大將軍名義帶領一支滿洲八旗兵鎮守南京。勒克德渾部下的兵員數目不詳，但肯定比多鐸的兵力少；此外就是奉命招撫江南各省的內院大學士洪承疇和一批投降不久的漢軍。如果僅就兵力對比和人心向背而言，南明當局是可以利用清軍主力北返的時機有一番作為的。然而，南明地域雖廣，各派勢力卻在很大程度上陷於割據紛爭，朝廷虛有其名，無法組織有力的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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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魯的對立削弱了東南的抗清勢力。表面上奉隆武正朔的各地大臣也往往私心自用。朱聿鍵是位有恢復大志的君主，他所採取的政策措施大體上也是正確的。可是，真正效忠於他的人並不多，在福建他受制於鄭芝龍、鄭鴻逵兄弟；在外的湖廣等地總督何騰蛟只知利用隆武帝的信任把湖南和貴州東部視作自己的禁臠，威福自操；廣西巡撫瞿式耜意在擁立桂藩，同隆武朝廷貌合神離。向心力比較強的是贛南和廣東。隆武帝開初並沒有看出何騰蛟的割據自雄心理，對何騰蛟的請官請爵幾乎是言必聽從，不僅把湖廣地區的全權委任給他，還指望他派兵進入江西，把自己從鄭氏集團控制下的福建迎接到贛州或者湖南。當時，正是大順軍餘部同何騰蛟、堵胤錫達成聯明抗清協議、湖廣兵力正盛的時候，隆武帝認為浙東、福建有魯監國、鄭芝龍的兵力抗擊清軍，自己移駐贛州或湖南，可以就近節制贛南、湖廣、廣東和雲南、貴州調來的軍隊同清方較量，收復失地。然而，他的這一計劃既遭到鄭芝龍的反對，又得不到何騰蛟的真心支持，終於化為泡影。

  大致可以這樣說，崇禎朝時雖已出現少數武將擁兵自重的跡象，朝廷的威令基本上還能暢通無阻；弘光時武將跋扈，封疆大臣仍不敢違反朝廷旨意；隆武以後督撫大臣也效法武將，一味盤踞地方，爭權奪利，朝廷威令不行，幾乎談不上統一部署、統一指揮。清廷雖有內部傾軋，但掌權者基本上能威福自操，令行禁止。相形之下，清勝明敗主要決定於內部凝聚力。

  清阿濟格、多鐸主力北返之後，江南留守兵力相當單薄，擁明勢力雖展開了一些反擊，但收效甚微，原因在於各自為政，互相觀望，甚至坐視清軍打掉擁明旗幟下的異己力量，心中竊喜。南明軍閥和封疆大吏多數是這樣一批鼠目寸光的人物，才使清方得以有限兵力集中使用，達到各個擊破的效果。1645年秋天，魯監國的軍隊渡錢塘江攻杭州和浙東等地；堵胤錫督忠貞營攻荊州；江西明軍和義師也奮起同清方爭奪建昌、吉安等府縣。兵餉最足的鄭芝龍和何騰蛟卻一味坐食內地，毫無作為。

  由於南明當權人物總是誇張自己的「功績」，隱瞞自己的消極避戰，留下的材料雖然很多，卻只能把讀者導入歧途。為了釐清頭緒，藉助於清方檔案材料就是必要的了。勒克德渾接替多鐸和阿濟格鎮守江南期間，只進行了一次重大的軍事行動，這就是援救荊州之役，對手是由大順軍改編而成的忠貞營（荊州戰役另述）。當時，清朝對江南的統治遠未鞏固，兵力又非常單薄。除了駐於南京和杭州的一部分滿洲八旗兵以外，湖廣（主要指今湖北省部分）、江西以及今安徽省等地區都是由新降附的漢軍負責鎮守和攻取。勒克德渾領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滿軍主力援救荊州時，連南京城內外的反清勢力也還相當活躍。順治二年（1645）十一月江寧等處巡按毛九華在一件揭帖中說：「江寧城外九十餘村，有王、孫壒、金牛、六塘、聶村、陶村、鄧村、龍都八村借練鄉兵為名，敢犯天兵，遂經剿洗，自後安堵。」[1]實際上南京城郊義師雖然受到清軍的搜剿，地方並沒有「安堵」，就在勒克德渾統兵西上湖廣時，抗清義師趁江寧守御力量空虛，密謀於順治三年（1646）正月十二日夜間裡應外合，奪取該城。由於消息走漏，洪承疇等得以及時防範，「捕斬為首者三十人。至十八日夜，賊首偽潞安王、瑞昌王復率賊兵二萬餘三路入犯，我兵俱擊敗之」[2]。洪承疇揭帖中敘述道：「有偽瑞昌王朱誼漇、偽總兵朱君召，奸惡異常，到處號召同謀叛亂。今年正月十九日，既密圖江寧，裡應外合。職與操江陳錦等諸臣，先事發覺，合滿漢官兵，奮力擒剿，旋就底定。然大逆朱誼漇、朱君召猶未就擒，禍本未拔。」下文又說，正月二十三日陳錦、巴山、厫童統兵在南京城外搜剿，殺一百餘人，自二十四日起將江寧各城門封閉，「細搜城內逆賊，擒獲甚多，俱有瑞昌王偽旨、偽牌札可據」。洪承疇的這件奏疏是在順治三年八月底寫的，這時清廷已派遣貝勒博洛統兵由浙江進攻福建，南京地區的清軍仍然很少，所以他在疏中說：「惟是江寧為江南根本重地，遠近望以為安危。職先督發原任平南伯、廣昌伯下副、參高進庫、楊武烈、藺光元等官兵三千，援剿江西。嗣有山東總兵柯永盛官兵四千移駐江寧，緩急可恃；後將柯永盛官兵改駐江西，則江寧官兵仍覺單薄。今雖有提督總兵張大猷統漢兵四千，皆系提督曹存性所遺營兵，南兵脆弱，全無馬匹，即盔甲、弓箭俱稱缺乏，尚在設法置備。所恃者，惟巴山滿洲官兵，先聲足以奪氣，臨敵足以摧鋒，若多行調發，則彈壓勢輕，恐啟奸宄窺伺之漸。」[3]洪承疇的這件密疏透露了南京堪戰的漢兵已先後調赴江西，防守兵力只有巴山部為數不多的滿軍，因此他建議清廷不僅不要再抽調部分巴山部軍出征，還應把高進庫部漢軍調回南京，「庶重地可保無虞」。由此可見多鐸部「凱旋」後，勒克德渾出征荊州期間和返京休息以後，南京的防守兵力極其單薄。而南明方面對清軍的虛實一無所知，清軍未到時盤踞地方，苟且偷生；等到清方調集兵力進攻時立即張皇失措，非降即逃。換句話說，清方始終掌握著主動權，休整和進攻交替而行；南明方面在1645年秋到1646年秋這一年裡，除了原大順軍反攻荊州、魯監國的軍隊同清軍相持於錢塘江、忠於隆武政權的贛南軍隊與金聲桓部清軍爭奪江西以外，兵力最多的鄭芝龍部（他完全可以憑藉水師優勢入長江進攻南京等地）、何騰蛟部（他本應出岳州攻武昌等地），都龜縮於後方，毫無進取之意。南明高官顯爵的文恬武嬉，錯過了最佳戰機，直接導致了浙東的潰敗和隆武政權的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