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唐、魯政權的對立與紛爭

  上文說過，弘光朝廷覆亡，潞王屈膝降清，使南明帝系再次中斷，唐藩朱聿鍵、魯藩朱以海以遠系宗室先後被福建、浙東官紳將領擁戴繼統。這是在消息不靈的混亂狀態下出現的一國二主局面。不久，隨著情況的明朗化，唐藩為首的隆武朝廷建立時間稍先，又得到其他各省南明地方政權的支持，魯監國政權就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按道理說，退位歸藩可以使南明政權至少在名義上實現統一；然而朱以海黃袍加身容易，一旦退位依舊過寓公生活難免駑馬戀棧，何況擁立他的大臣也有的不願放棄自己「定策」之功，擔心轉入隆武朝廷將不受重視。唐、魯對峙的局面一直拖延不決。

  九月，隆武帝派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為使者，前往紹興頒詔，宣布兩家無分彼此，魯監國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擔任同等官職。對於是否承認隆武朝廷的正統地位，在魯監國大臣中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贊成開讀詔書和反對開讀的大約各占一半。大學士朱大典、督師錢肅樂、大將方國安認為「大敵當前，而同姓先爭，豈能成中興之業？即權宜稱皇太侄以報命，未為不可；若我師渡浙江，向金陵，大號非閩人所能奪也」[28]。「聖子神孫，總為祖宗疆土。今隆武既正大統，自難改易；若我監國，猶可降心以相從」[29]。這說明他們的意見是贊成閩浙聯合，接受隆武朝廷的正統地位，以免浙東獨樹一幟，孤立無援。可是，大學士張國維、督師熊汝霖、大將王之仁、國舅張國俊等卻堅決反對。[30]張國維的疏中說：「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勠力，共圖興復。成功之後，入關者王，比時未可言上下也。且監國當人心渙散之日，鳩集為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悔莫可逭。」[31]熊汝霖說：「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腳，此時主上早正大號，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閩越者，規局更難倒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復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議迎詔，亦未為晚。」[32]甚至還有人說出「憑江數十萬眾，何難回戈相向」的話[33]，不惜動武爭奪帝位。朱以海見朝臣中不少人主張尊奉隆武帝，憤憤不平，宣布退歸藩位，於九月十三日返回台州。十月初一日，主張承認隆武朝廷為正統的大臣開讀了詔書。然而，在張國維、熊汝霖等人的堅持下，終於決定拒絕接受隆武政權詔書，重新迎回朱以海。唐、魯爭立從此愈演愈烈。

  1646年正月，隆武帝命都御史陸清源攜帶白銀十萬兩前往浙東犒師，卻被魯監國部將殺害[34]。由於魯監國政權中許多文官武將向隆武朝廷上疏效忠，朱聿鍵也加意籠絡，給他們進官封爵。朱以海針鋒相對採取挖牆腳措施，在這年四月間派左軍都督裘兆錦、行人林必達來福京「以公爵封芝龍兄弟」[35]。隆武帝聞訊大怒，將來使囚禁。不久，又殺魯監國所遣使者總兵陳謙，更引起了鄭芝龍的不滿[36]。由此可見，唐、魯爭立不僅是兩個南明政權的對立，而且在兩個政權內部也引起了嚴重紛爭，儘管唐、魯政權都以反清復明為宗旨，很大一部分精力卻消耗在內部矛盾上。與此相應的是，文官武將的升遷不是以抗清功績為據，而是被作為拉攏的一種手段。隆武、魯監國兩政權封爵拜官的人數很多，大抵都是因在內部傾軋中有「功」。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組織有效的防清陣線。就當時的形勢而言，隆武朝廷得到了南方絕大部分明朝地方政權的承認，魯監國僅憑浙東一隅之地與之相抗是極不明智的。他和忠於他的大臣明知在南明管轄區內競爭不過隆武政權，卻幻想攻克杭州後進取南京，先拜孝陵，建立超過隆武朝廷的威望。以監國政權的兵力要實現這種戰略目標顯然是不現實的。何況，即便旗開得勝，如願以償地拿下了留都南京，唐、魯對峙的局面也將繼續下去。由於魯監國堅持同隆武朝廷分庭抗禮，地理原因監國政權處於抗清的前線，給福建提供了屏障，隆武朝廷的實權人物鄭芝龍對這種局面心中竊喜，按兵不動有了藉口。

  朱以海既自外於隆武朝廷，不惜以高官厚爵收買支持者，流風所及，官職紊濫。「時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計。而江湖游手之徒，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偃臥丘園而雲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雲聚兵千萬。」禮部尚書吳鍾巒上疏請嚴加查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辨其敕書札付」[37]，但在當時情況下根本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