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魯王朱以海監國浙東

  1645年（順治二年）六月，潞王降清，浙江省會杭州被清軍占領，不少州縣也遞上降表，歸順清朝。「閏六月初旬，頒開剃之令，人護其發，道路洶洶；又郡縣奉檄發民除道開衢為馳馬之地，人情益恇擾。」[10]在這種情形下，亡國之痛以強迫剃頭為引線迅速點燃了一場反清的熊熊烈火。閏六月初九日，明原任九江道僉事孫嘉績起義於餘姚，殺清朝委署知縣王玄如；初十日，生員鄭遵謙起兵於紹興；十二日，又發生了寧波的抗清運動。

  浙東的反清起義，和福建的隆武政權有一個重大區別：浙東是在本地當權官紳已經投降清朝以後，一批有志之士激於剃頭改制，揭竿而起，不顧殺身亡家的危險而展開的反清復明運動。它的骨幹成員大多數是些社會地位比較低的明朝生員和中下級官員。

  浙東民風比較強悍，1643年在東陽爆發了許都領導的反對貪官的運動，很短時間就攻克了附近幾個縣，明政府束手無策，紹興府推官陳子龍憑藉個人關係對許都進行招撫，保證他的生命安全，不料許都投降後卻被巡按御史左光先處死。[11]鄭遵謙同許都是生死之交，東陽起事後，他也準備響應，被其父鄭之尹（曾任山西按察司僉事）關在房裡，才未能實現。1645年六月，潞王降清後，浙東郡縣也望風歸附，紹興府通判張愫降清被任為知府，彭萬里任會稽知縣。鄭遵謙的父親鄭之尹也親赴杭州剃髮降清。深懷報國之心的鄭遵謙卻大義凜然地決定起兵反清。他聯絡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和郡將，慷慨聲稱：「天下事尚可為，我欲舉義旅，何如？」得到大家的支持。於是在閏六月初十日樹立大旗，招兵誓師，有眾數千人。他下令把張愫、彭萬里處斬，自稱義興元帥。為了解決義軍糧餉問題，鄭遵謙召集曾任明朝尚書的商周祚、姜逢元等縉紳開會，要求他們拿出錢來。有的縉紳訴說家境貧困，難以應命。鄭遵謙大罵道：「若受高官厚祿數十年，今國破君亡，尚欲擁厚資安享耶？」命人拖出斬首，闊老們嚇得膽戰心驚，只好答應按額輸餉。正在這時，他的父親鄭之尹從杭州回來，見形勢陡變，大吃一驚，跪在遵謙面前磕頭大哭道「汝幸貸老奴命，毋使覆宗」，妄想以父子之情勸說遵謙不要同清朝作對。鄭遵謙毫不動搖，絕裾而去。《南疆逸史》的作者溫睿臨在記述這件事時不勝感嘆地寫道：「明之紳士，大約榮利祿，趨聲勢，私妻子是計耳。寧有君父之戚，家國之感乎哉！故闖至則降闖，獻至則降獻，一降不止則再，其目義士皆怪物耳！」[12]這段話頗能說中肯綮，明末清初大多數高官顯貴在天翻地覆的大變亂之際，最關切的是千方百計維護自己聚斂起來的巨額財富，國家民族的利益被置之度外。

  繼紹興府之後，又發生了寧波府的反清運動。寧波府同知朱之葵、通判孔聞語已納款於清貝勒博洛，博洛隨即委任之葵為知府、聞語為同知。鄞縣生員董志寧首先倡義反清，聚集諸生於學宮商議，其中著名的還有王家勤、張夢錫、華夏、陸宇、毛聚奎，這就是某些史籍中說的「六狂生」。董志寧等決定起兵時，曾遍謁在籍各鄉紳，均遭拒絕。閏六月初十日，清知府朱之葵為清軍運糧至姚江，因道路不通返回鄞縣。同日，孫嘉績派人來鄞縣約其門人林時對起兵響應。林時對曾任明朝吏科都給事中，他在十一日和沈延嘉、葛世振、徐殿臣等商議後，認為原太僕寺卿謝三賓「饒於資，向監軍山左，曾身歷戎行，宜奉之為主」，四人一道前往懇求，誰知謝三賓堅持不允，曰：「勢如壓卵，若輩不畏死耶？」無論林時對等怎樣勸說，峻拒如故[13]。林時對等於失望之餘，與董志寧等人商量決定推原刑部員外郎錢肅樂為盟主，十二日邀集眾鄉紳到城隍廟開會。清知府朱之葵、同知孔聞語也來觀察動靜。當時，除了策劃者以外，被邀而來的鄉紳們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聽說知府、同知蒞臨，竟然降階迎接。董志寧、林時對當機立斷，撕毀之葵、聞語的名刺，宣布擁戴錢肅樂起兵反清。幾千名圍觀百姓歡聲雷動，當即擁簇著錢肅樂到巡按署中任事，隸屬於海防道的兩營兵和城守兵也表示支持抗清。朱之葵等見局面翻轉，向百姓哀告饒命，得以釋放。寧波府城鄞縣自此復為明守。

  

  當時，駐於定海的浙江防倭總兵王之仁業已投降清朝，貝勒博洛命他繼續擔任原職[14]。寧波府城反清後，謝三賓為了保住身家性命，派人攜帶親筆書信前往定海請王之仁出兵鎮壓，信中說：「潝潝，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稚紳和之。將軍以所部來，斬此七人，事即定矣。某當以千金為壽。」[15]錢肅樂也派倪懋熹為使者前往定海策反王之仁。兩位負有完全相反使命的使者幾乎同時到達定海。倪懋熹抵定海後，聽說頭天有位姓陳的秀才上書王之仁，斥責其降清，被王處斬，仍毅然入見。一見面，王之仁說：「君此來，大有膽。」倪說：「大將軍世受國恩，賢兄常侍（指崇禎朝太監王之心）攀髯死國，天下所具瞻，志士皆知其養晦而動也。方今人心思漢，東海鎖鑰在大將軍，次之則滃洲黃將軍（指黃斌卿）、石浦張將軍（指張名振），左提右挈，須有盟主，大將軍之任也。」王之仁連忙制止他說下去，叮囑道「好為之，且勿洩」，讓兒子王鳴謙陪倪懋熹去東閣吃飯。然後，又接見謝三賓的使者，給他一封回信，「但曰以十五日至鄞，共議之」。謝三賓的使者見王之仁惠然肯來，以為不負主命，當即回鄞。王之仁在謝三賓的使者離開後，對倪說：「語錢公，當具犒師之禮。」[16]十五日，王之仁果然統兵來到鄞縣，召集諸鄉老聚會於演武場。謝三賓自謂得計，欣欣然赴會，以為錢肅樂、錢志寧等必定濺血於眼前。不料，坐定之後，王之仁從靴子裡取出謝三賓的密信，當眾朗讀。三賓大驚，不顧一切衝上去想奪回原信。王之仁喝令部下士卒把謝三賓拿下，對錢肅樂說：「是當殺以祭纛否？」謝三賓「哀號跪階下，請輸萬金以充餉。乃釋之」。由於王之仁兵員較多，參與反正，寧波的反清局勢迅速穩定，對浙東其他府縣也具有很大影響。

  總兵方國安是浙江人[17]，潞王降清時他率部眾一萬多名由杭州退至錢塘江東岸，和王之仁部構成反清武裝的主力。這樣，浙東地區的反清運動風起雲湧，慈谿縣有沈宸荃、馮元騮起義，石浦參將張名振也帶兵來會合；慈谿知縣王玉藻、定海知縣朱懋華、奉化知縣顧之俊、鄞縣知縣袁州佐、象山知縣姜圻紛紛提供糧餉、招募義兵。

  浙東各地反清運動興起後，明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和在籍官僚陳函輝、宋之普、柯夏卿商議，認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監國，而當時在浙江的明朝親、郡王只有在台州的魯王朱以海沒有投降清朝，自然成了浙江復明勢力擁立的唯一人選。閏六月十八日，張國維等人奉箋迎朱以海出任監國；二十八日又再次上表勸迎。朱以海到達紹興後，於七月十八日就任監國[18]。以分守台紹道公署為行在，立妃張氏為元妃，改明年為監國元年。這意味著朱以海為首的監國政權在乙酉年七月到十二月仍沿用弘光元年年號[19]。順便說一下，史籍中有「監國魯某年」和「魯監國某年」的不同用法，從現存魯監國頒發的印信來看，兩種紀年方法都曾使用過。隆武政權是以當年七月改元，魯監國則是次年（1646）改元，在1645年下半年仍沿用弘光元年[20]。

  魯監國政權成立後，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普被任命為東閣大學士，不久又起用舊輔臣方逢年入閣為首輔。任命章正宸為吏部左侍郎署尚書事，陳函輝為吏部右侍郎，李向春為戶部尚書，王思任為禮部尚書，余煌為兵部尚書，張文郁為工部尚書，李之椿為都察院左都御史[21]。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起義有功，均加右僉都御史銜督所部義師；進封大將方國安為鎮東侯，王之仁為武寧侯，鄭遵謙為義興伯[22]，而以大學士張國維為督師，統率各部兵馬。

  魯王朱以海出任監國是在潞王朱常淓投降後，浙東士大夫迫於清廷強制推行剃髮令而自發組織的抗清政權，帶有很大的地區性特色。參與擁立魯藩的官紳開初並不知道唐王朱聿鍵已經在福州繼統，他們在擁立朱以海之後立即處於進退兩難之勢。就親疏而言，唐王和魯王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後裔，在譜系上與崇禎帝相距甚遠；在擁立時間上，唐藩略早於魯藩，而且由監國稱帝；地域上，唐藩為首的隆武政權得到了除浙東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權的承認，魯監國政權只侷促於浙東一隅之地。閩、浙的紛爭使南明業已呈現的劣勢進一步惡化了。在國難當頭的時候，朱明王朝的宗室有的屈膝降敵，輕信清廷給予「恩養」的空言；有的利用國無常主，妄圖黃袍加身，哪怕過上一天皇帝癮也好。而相當一批文官武將也以擁立定策作為自己飛黃騰達的機會，演出了一幕幕兄弟鬩牆、鉤心斗角的鬧劇。瞿式耜在一封信中寫道：「以我觀之，分明戲場上捉住某為元帥，某為都督，亦一時要裝成局面，無可奈何而逼迫成事者也。其實自崇禎而後，成甚朝廷？成何天下？以一隅之正統而亦位置多官，其宰相不過抵一庶僚，其部堂不過抵一雜職耳。」又說：「其見在朝廷者，幹濟則平常，爭官則犀銳，部曹則想科道，科道則想督撫，畢智盡能，朝營暮度，無非為一身功名之計。其意蓋謂世界不過此一刻，一刻錯過便不可復得矣！彼其胸中，何嘗想世界尚有清寧之日，中原尚有恢復之期也哉！」[23]這段文字是在永曆元年寫的，但所指出的南明殘餘勢力醉生夢死，熱衷於亂中竊權卻是概括了弘光以來的普遍現象。從宗藩到官僚大抵都是利令智昏，為眼前的名利爭得不可開交。

  朱以海的出任監國，是在特殊條件下形成的。明第一代魯王朱檀，朱元璋第十子，封於山東兗州。其九世孫朱以派嗣封魯王，1642年（崇禎十五年）清兵南下山東，攻破兗州，朱以派遇難。其弟朱以海也幾乎被清軍殺害，死裡逃生後於崇禎十七年二月襲封魯王[24]；同年三月，大順軍攻克北京，進兵山東，朱以海南逃，弘光時寓居浙江台州。朱以海親身經歷了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患難生活，培育了他對清廷的仇恨，在清兵侵入浙江時堅持了民族氣節，並且毫不猶豫地在強敵壓境之時毅然肩負起抗清的旗幟，甚至親臨前線犒師，這是難能可貴的。但是，他畢竟是深養王宮之中的龍子龍孫，過慣了腐朽荒淫的貴族生活，既缺乏治國之才，又不肯放棄小朝廷的榮華富貴。李寄有《西施山戲占》詩描繪了朱以海監國時的狀況：「魯國君臣燕雀娛，共言嘗膽事全無。越王自愛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獻吳。」詩後原註：「魯監國之在紹興也，以錢塘江為邊界。聞守江諸將日置酒唱戲，歌吹聲連百餘里。當是時，余固知其必敗矣。丙申年（1656，順治十三年）入秦，一紹興婁姓者同行，因言曰：『余邑有魯先王故長史某，聞王來，畏有所費，匿不見。後王知而召之，因議張樂設宴，啟王與各官臨家。王曰：將而費，吾為爾設。因上數百金於王。王乃召百官宴於庭，出優人歌伎以侑酒。其妃亦隔簾開宴。余與長史親也，混其家人得入。見王平巾小袖，顧盼輕溜，酒酣歌作，王鼓頤張唇，手象箸擊座，與歌板相應。已而投箸起，入簾擁妃坐，笑語雜沓，聲聞簾外。外人咸目射簾內。須臾三出三入，更闌燭換，冠履交錯，傞傞而舞，優人、官人，几几不能辨矣。』即此觀之，王之調弄聲色，君臣兒戲，概可見矣。何怪諸將之沈酣江上哉！期年而敗，非不幸也。」[25]這宛如一幅太平天子的行樂圖。

  魯監國政權的腐敗還表現在任用皇親國戚上面。元妃張氏的哥哥張國俊招權納賄，任用匪人。著名的例子如謝三賓這樣鮮廉寡恥的小人，被迫參加魯監國政權後，竟然走國舅的後門出任大學士。其用人行政由此可見。張岱對朱以海的評論是：「從來求賢若渴，納諫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魯王，則反受此二者之病。魯王見一人，則倚為心膂；聞一言，則信若蓍龜，實意虛心，人人向用。乃其轉盼則又不然，見後人則前人棄若弁髦，聞後言則前言視為冰炭。及至後來，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附疏滿廷，終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萍；無柁之舟，隨風飄蕩，無所終薄矣。魯王之智，不若一舟師，可與共圖大事哉！」[26]

  在軍事上，魯監國政權處於抗清前線，卻並不能有效地利用當地的兵力和財力。浙東的抗清事業本來是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等官紳士民憑藉一股正氣，不願降清，得到百姓支持而幹起來的，說明民心可用。可是，領兵大將方國安、王之仁來到之後，立即接管了浙東原有營兵和衛軍，自稱正兵；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等雖被授予督師官銜，部下只有臨時招募而來的市民、農夫，稱之為義兵。方國安、王之仁憑藉兵力優勢，竭力主張「分地分餉」：正兵應該瓜分全部正餉，即按畝計征的正額田賦；義兵只能食義餉，即通過勸輸等辦法取得的銀米。這實際上沿襲了弘光時四鎮和左良玉等軍閥割據余習，使義兵處於沒有固定糧餉來源而自生自滅的困境。魯監國命廷臣會議，方國安、王之仁派來的司餉官員堅決要求全部田賦由正兵自行分地徵收，遭到許多廷臣的反對。戶部主事董守諭奏曰：「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核兵而後給餉，核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為繼。」[27]這本是正常朝廷財政軍費開支的通行辦法，卻被方、王使者堅決拒絕。另一戶部主事邵之詹建議以紹興府田賦歸戶部，寧波府田賦供王之仁，金華府歸朱大典，其他地方歸方國安，意在使監國政權多少還有一點財政支配權。可是，連這樣一個不得已的折中辦法仍然遭到方、王的斷然反對。最後，還是把浙東各府縣每年六十餘萬錢糧由方、王二軍自行分配。浙東各處義師斷絕了糧餉來源，大多散去；連督師大學士張國維直接掌管的親兵營也只有幾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