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各地抗清運動的興起 第一節 江南紳衿的動向

  弘光朝廷覆亡後，清廷統治者錯誤估計了形勢，以為江南大勢已定，一面派員招降未下各地，一面嚴令推行剃頭改制。在這種民族危難關頭，江南的漢族士紳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嚴重考驗。大致而言，江南士紳雖然對弘光朝廷的所作所為非議甚多，不少人已感到有覆國滅祀的危險。太常寺少卿沈胤培同友人陸雲龍私下議論時事，雲龍說：「似乎要敗。」沈說：「還似等不得要敗。」[1]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在甲申九月間請告回籍，自雲「及予歸而政益異，木瓜盈路，小人成群。海內無智愚，皆知顛覆之期不遠矣」[2]。但是，當弘光朝廷驟然土崩瓦解，江山易主時，他們並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一部分文武官員於無可奈何之中遵奉清朝功令剃髮歸順，其中有的是企圖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有的是另有圖謀。另一部分人則護髮自裁，以消極抵制態度保持自己的名節。更多的人則奮起反抗，不惜以血肉之軀為復興明朝而獻身。

  然而，歷史的進程是非常複雜的。簡單地以曾否剃髮（甚至一度出任清朝官職）並不能準確地反映當時紳民的政治傾向。即以學術界關注的所謂清初「遺民」而言，沒有剃頭改制的恐怕是絕無僅有。他們在清朝統治未穩固以前大抵致力於反清復明，天下局勢已定以後大多數採取同清廷不合作對策。遺民們詩文中留戀故國的心聲隨處可見，然而也不免出現個別為清廷或清朝官員歌功頌德的文字。歷史上確有一批表里如一，絕不做違心之論的硬漢，但多數人並不是這樣。每當處於大動盪、大轉折時期，各色人物的表現紛呈繁雜，只有實事求是地具體分析才可以做出比較公正的評價，並進而通過這些人物的活動研究歷史的進程。

  1645年夏，迫於清廷嚴旨剃髮改制的明朝文官武將人數極多。從表面來看，多爾袞等滿洲貴族制定的「一統之規」頗有成效。正如上面引用的小故事裡所講的「髮短心長」，成功中潛伏著巨大的危機。降清文官如錢謙益、李建泰、丁啟睿等人，武將如姜瓖、金聲桓、李成棟、王光泰等人不久都在不同場合中展開反清復明活動，其聲勢之猛烈、地域之遼闊，完全出乎清廷意料，幾乎有難於招架之勢。

  拒不剃髮，以死自誓者為數也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蘇松巡撫祁彪佳、少詹事徐汧、左都御史劉宗周。下面以劉宗周為例做一點剖析。

  劉宗周，字起東，學者稱為念台先生，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在明末天啟、崇禎年間被視為學問淵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和福建銅山的黃道周（號石齋）備受東林—復社人士的景仰。由於他的弟子黃宗羲等人對他推崇備至，流風所及，人們往往產生一種錯覺，似乎只要劉、黃諸君子掌握朝政，明帝國就有中興之望。其實，劉宗周和黃道周都不是棟樑之材。他們「守正」而不能達變；敢於犯顏直諫而闊於事理；律己雖嚴而於世無補。就迂腐和偏狹而言，宗周更甚於道周。他畢生追求的是一種自我完美。由於這種「完美」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往往顯得矯情做作。劉宗周生活的年代正值多事之秋，為了表現自己進退有「廉恥」，他連「君有命，不俟駕」的儒家信條也丟在腦後，從被任命為四品官太僕寺少卿起「必三四辭而後受事」[3]。考慮到當時的交通條件，使者穿梭於道，因循經年他才雍容有度地進京任職。這正如俗語所說「急驚風遇著慢郎中」，想依靠這種人挽救危局無疑是緣木求魚。弘光政權建立以後，他的行為也極其詭異。被起用為左都御史時他既不用舊官銜，也不用新官銜，而自稱「草莽孤臣」。上疏說，淮撫路振飛把家眷送出城外是倡逃，「可斬也」；高傑、劉澤清率軍南逃「可斬也」。在明末江淮諸臣中，路振飛敢於同南下的大順軍抗衡，對明朝而言可謂忠心耿耿。劉宗周卻以總憲的名義上疏建議處斬；高傑、劉澤清手握重兵，又以定策擁立之「功」新邀封爵，根本沒有可殺之勢。夏完淳說：「宗周謂澤清等可斬也。澤清固可斬也；處南都之勢，發此危言，不足以壯國威，且速其禍。於是，四鎮合疏糾宗周去；（姜）曰廣繼之。……朝堂與外鎮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戶大起，虜寇之事，置之蔑聞。」[4]據歸莊說：劉宗周「後亦自悔其失言」，「自悔其劾公（指路振飛）之誤」。[5]劉宗周的慷慨陳詞，主觀上是顯示自己的凜凜正氣，客觀上卻加劇了弘光朝廷內部的矛盾。當劉澤清等勛臣認為他自稱「草莽孤臣」和建議弘光帝進駐中都鳳陽是犯上作亂的大陰謀（鳳陽沒有城牆，有高牆五所，囚禁宗室罪犯）時，他又極力辯駁，聲稱自己「不受殺」。特別奇怪的是，黃道周被召為禮部侍郎，他寫信加以阻止，說什麼「際比亂朝，義不當出」。黃不聽從他的意見，他又結怨於道周。弘光朝廷覆亡的時候，道周奉使紹興祭禹陵，這裡正是宗周的家鄉，多次請見，等了一個多月，他不僅避而不見，還在扇面上寫詩一首叫黃道周滾蛋。待到潞王朱常淓以杭州降清，浙西岌岌可危時，他派人到處找黃道周，道周已經隨唐王朱聿鍵赴閩。他才後悔「未免當日拒絕太深耳」[6]。在浙江各地紳衿開始起兵反清時，他卻決定絕食自盡。門生勸他道：「死而有益於天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於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他回答道：「吾固知圖事賢於捐生，顧余老矣，力不能勝。」宗周當時已六十八歲，起義抗清確有一定困難，可是，他的門人王毓蓍投水自盡的消息傳來，他說：「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可見他的所謂「正命」不在年老。絕食幾天後，他談自己的感受道：「吾日來靜坐小庵，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慾也。」滄海橫流，黎民塗炭，社稷危如懸發，劉宗周卻輕描淡寫地說成「原無一事」。第二天，傳來了金華舉義兵抗清的消息，門生勸他忍死以待。他說：「語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倡，此國事所以不竟也。」最後終於餓死[7]。劉宗周作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達到了，他一生好名，與其說他是以身殉國，不如說是以身殉名。從征服者的清朝來說，自然最欣賞這種表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