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揚州失守

  清軍擊敗大順軍，占領陝西以後，攝政王多爾袞不失時機地著手部署主力南下。他任命了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67]等西北地方軍政官員從事善後事宜，把主要兵力集中於收取江南，統一全國的大業。弘光朝廷「借虜平寇」的如意算盤終於實現了，然而，朱由崧、馬士英、史可法既然怕引火燒身，在清軍主力西進時幸災樂禍，不敢派重兵北上山東、河南，這時，他們就只能自食苦果了。

  摧毀南明弘光朝廷的清軍實際上是三路齊頭並進。多鐸部由陝西出潼關，經洛陽東進至商丘，然後向南直趨泗州、揚州，進攻南京，得手後分兵攻取太平府（今安徽省當塗縣）、蕪湖，其主要對手是高傑部、劉良佐部、黃得功部明軍，是為中路。英親王阿濟格部尾隨李自成部大順軍由陝西商洛、河南鄧州，入湖北襄陽、荊州、武昌，直到江西九江一帶，除擊潰李自成帶領的大順軍外，乘勢解決左良玉部明軍，同多鐸部在今安徽省境內會師，是為西路。另一部清軍由原駐山東的固山額真准塔率領，南下徐州，沿運河水陸並進，收取宿遷、淮安、興化、通州（今江蘇省南通市）、如皋以及長江以北濱海地區，這支清軍攻擊的目標主要是劉澤清部明軍，是為東路。應當說，清廷動用的兵力是相當雄厚的。三月間，多鐸奏報：二月十四日已派遣部分兵馬抵達河南，「招降流賊鎮守河南偽平南伯劉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諭，即於三月初五日率師南征」[68]。同月二十五日又報：「三月初七日，臣統兵出虎牢關口，固山額真拜尹圖等出龍門關口，兵部尚書韓岱、梅勒章京伊爾德、侍郎尼堪等統外藩蒙古兵由南陽路，三路兵同趨歸德。」[69]四月初五日，多鐸統大軍從歸德府南下，沿途州縣望風歸附。十三日清軍至泗州，明守泗總兵率部南逃，清軍遂在這天晚上渡過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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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左良玉部東下、清軍南侵的緊急情況下，史可法驚慌失措，胸中漫無主見。應廷吉記載，當時一部分南明軍隊駐於高郵，史可法一天之內三次發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應廷吉對諸將說：「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如許之餉，而一日三調者乎！」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趕赴天長，檄調諸軍援盱眙，忽然得到報告盱眙守軍已經投降清朝，他對部隊幾乎完全失去控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揚州」[70]。十七日，清軍進至距離揚州二十里處下營，次日兵臨城下[71]。史可法「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72]。實際上史可法節制的劉良佐和原高傑兩藩的將領就在這幾天裡不戰而降。四月十九日高傑部提督李本深率領總兵楊承祖等向清豫親王多鐸投降，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總兵張天祿、張天福帶領部下兵馬投降，隨即奉多鐸之命於二十四日參加攻取揚州[73]。揚州城裡只有總兵劉肇基部和以何剛為首的忠貫營，兵力相當薄弱。由於城牆高峻，清軍的攻城大炮還沒有運到，多鐸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揚總督衛胤文，遭到嚴詞拒絕。二十一日，甘肅鎮總兵李棲鳳和監軍道高岐鳳帶領部下兵馬四千入城，兩人的意思卻是劫持史可法，以揚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毅然說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為，如欲富貴，請各自便。」李棲鳳、高岐鳳見無機可乘，於二十二日率領所部並勾結城內四川將領胡尚友、韓尚良一道出門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們出城投降恐生內變為理由，聽之任之，不加禁止。

  當清軍初抵城下時，總兵劉肇基建議趁敵大眾未到，立腳未穩，出城一戰。史可法卻說：「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在城守方面，「舊城西門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勢若建瓴，且為興化李宦祖塋，樹木陰，由外達內，絕無阻隔，枝幹回互，勢少得出。諸將屢以為言。公以李氏蔭木，不忍伐也。且言，諸將以此地為險，吾自守之」[74]。二十四日夜間，清軍用紅衣大炮轟塌城牆[75]，「城上鼎沸，勢遂不支」。二十五日，揚州陷落，劉肇基戰死，揚州知府任民育、何剛等壯烈犧牲，史可法被俘後遇難。[76]

  對於史可法的誓死不降，應當充分肯定他的民族氣節。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門戶之見的影響，對史可法存在著一種特殊的偏愛，不顧史實做了過分的渲染。縱觀史可法的一生，在整個崇禎年間並沒有多少值得稱讚的業績；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時期。作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錯誤，導致武將竊取「定策」之功，大權旁落；作為軍事家，他以堂堂督師閣部的身份經營江北將近一年，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直到清軍主力南下，他所節制的將領絕大多數倒戈投降，變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勁旅，史可法馭將無能由此可見。即以揚州戰役而言，史可法也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說他堅守揚州達十天之久[77]，給清軍重大殺傷，也不符合事實。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寫的遺書中說：清軍於十八日進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78]。多鐸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覺憒憒」，把軍務交幕僚處理[79]。二十四日清軍開始攻城，不到一天揚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為南明江淮重兵的統帥，其見識和才具實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陰縣區區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率領城中百姓奮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順治十年（1653）談遷路過揚州，曾經專程到梅花嶺尋謁史可法衣冠冢，回首往事，不勝感慨，寫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廣陵，城堅濠廣，四野曼延，正利步騎，雄聞晉唐，今西門摧頹，豈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80]於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無能。總之，史可法的一生只有兩點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潔勤慎，二是在最後關頭寧死不屈。至於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並不值得過分誇張。明清易代之際激於義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為巨星，無非是因為他官大；殊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軍國重務上的決策幾乎全部錯誤，對於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清軍占領揚州以後，多鐸以不聽招降為由，下令屠城。他在「諭南京等處文武官員人等」的令旨中說：「昨大兵至維揚，城內官員軍民嬰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將禍福諄諄曉諭，遲延數日，官員終於抗命。然後攻城屠戮，妻子為俘。是豈予之本懷，蓋不得已而行之。嗣後大兵到處，官員軍民抗拒不降，維揚可鑑。」[81]揚州居民除少數破城前逃出和個別在清軍入城後隱蔽較深倖免於難者以外，幾乎全部慘遭屠殺，「城中積屍如亂麻」[82]。王秀楚依據親身經歷寫了一本《揚州十日記》對清軍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一日在揚州的暴行做了比較詳細的記載，如二十七日，「殺聲遍至，刀環響處，愴呼亂起，齊聲乞命者或數十人或百餘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至於紛紛子女，百口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日向午，殺掠愈甚，積屍愈多，耳所難聞，目不忍睹」。直到五月初二日才安官置吏，「查焚屍簿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萬餘」[83]。

  史可法犧牲了，在南明士紳中仍被視為抗清復明的英雄備受敬仰。洪承疇被清廷派到南京任招撫江南大學士時，有人在烏龍潭寫了一副對聯：「史冊流芳，雖未滅奴猶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84]1648年（順治五年）正月下旬在巢縣、無為州還發生了假借史可法名義起兵抗清的事。宣城人朱國材曾任史可法記室，清軍南下後他躲在巢縣某周姓人的家裡，「敝衣草履，形容枯槁，曰：『我史閣部也，苦身勞形，志存恢復。今約會兵數萬，刻日齊集，大事可圖也。但機事貴密，不可輕泄。』」有鹽城起義失敗的厲豫避難巢縣，同朱國材結盟，以史可法的名義號召士民，正月二十五日集眾一千多人乘夜攻破巢縣，二十九日又攻克無為州。幾天以後，清援軍趕到，「獲賊首朱國材、厲豫，從賊者盡殲滅，仍誤殺良民無數」[85]。當朱國材冒充史可法號召反清復明之時，巢縣生員祖謙培、無為州生員沈士簡等十餘人都「頭巾藍衫」前往謁見，共圖義舉，後來遭到清政府的無情鎮壓。[86]這個「偽史閣部案」說明史可法在南明紳民中享有很高的聲望。

  清軍攻克揚州前後，江北明朝官軍幾乎毫無鬥志，一矢未發即倉皇投降。高傑部官軍在其子興平侯世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總兵李成棟等帶領下先後降清；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東平侯劉澤清在清軍南下時，「將原管淮陽十四州縣土地、人民、兵馬、錢糧留交總兵柏永馥」代理，自己同山東總督王永吉、總漕都御史田仰等帶著一批文武官員乘船逃往海上。這時南京已經陷落，清固山額真准塔統偏師由山東南下，五月十八日占領徐州，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邳州、宿遷、睢寧、沭陽、桃源、清河等縣，二十八日柏永馥率部投降，淮安失守。六月，准塔和清朝委任的巡撫趙福星派人持書信往海上招降劉澤清等人。劉澤清即在閏六月二十四日赴淮安投降。[87]據多鐸向清廷奏報，來降的南明總兵多達二十三員、副將四十七員，馬步兵共計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名。[88]僅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員數目就超過了多鐸、阿濟格兩路兵力的總和。何況還有左良玉之子左夢庚帶領麾下十五員總兵全軍降清；黃得功部將田雄、馬得功的叛變投降。弘光五大藩鎮這樣望風而降，並不是兵將不堪一戰，而是他們憑藉「定策」等原因形成尾大不掉的勢力集團，有挾制朝廷之心，無忠貞報國之志。他們所關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一旦強敵壓境，自然以歸順「敘功」為上策。後來展開的歷史場面表明這五藩下的總兵李成棟、李本深、金聲桓、李國英、田雄、馬得功、徐勇等人都擁有相當的戰鬥力，他們為清廷征戰時往往發揮出超越滿軍的作用。李成棟、金聲桓等舉兵反清時，滿洲貴族也視之為畏敵。弘光朝廷依賴籠絡藩鎮而立，又以藩鎮叛降而亡，這個歷史教訓是非常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