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畿南、山東、晉北地方官紳反對大順政權的叛亂

  大順軍在山海關戰役中失敗的消息傳開以後，原大順政權管轄區內的明朝官紳認為時機已到，迅速糾集兵力發動叛亂，推翻當地的大順政權。這些發動和參與叛亂的官紳絕大部分是以明朝為正統的，他們對山海關戰役和清軍入京的情況並不大了解，有的只知道大順軍被吳三桂部殺敗；有的雖然知道清軍入關，也以為只是吳三桂借用清方兵力。因此，他們打的旗幟大抵是「擒賊復明」。

  四月二十七日，山東德州鄉紳明朝御史盧世淮、趙繼鼎、主事程先貞、大學士謝陞之弟生員謝陛發動叛亂，推舉逃難到該地的明宗室慶藩奉國中尉、香河知縣朱帥為盟主，假稱濟王[92]，號召遠近。山東和北直隸的許多地方官紳群起響應，不到一個月就占領了山東省德州、省會濟南府、東昌府、青州府、臨清州、武定州、高唐州、濱州、海豐、蒲台、霑化、萊蕪、陵縣、樂陵、利津、濟陽、商河、齊東、樂安、朝城、恩縣、平原、德平、臨邑、禹城、陽信、武城、寧津；北直隸的河間府（包括河間、任丘、肅寧、興濟、阜城等八州縣）、大名府、景州、冀州、滄州、吳橋、故城、武邑、交河、獻縣、武強、東光、饒陽、衡水、清河、曲周等，共四十多個地區[93]。朱帥在明朝宗室內的地位很低，只是由於原封在山東境內的魯王、德王、衡王不是南逃就是被大順軍俘獲，找不到合適人選，竟被推為「濟王」作為復明的號召。朱帥發布的檄文中說：「不佞派居天裔，義切君親，適稅駕於德城，快凶流之正罪，謬當推戴，統眾專征。……聞吾君猶存六尺之孤，況寰宇不止一成之藉。史司馬（指明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整旅江南，旌旆夾舳艫並進；吳總戎（指吳三桂）揚旍塞北，清兵挾漢將齊驅，屢有捷音，多方響應。知匡復之不遠，識中興之有期。……於戲，新市、平林究掃除於漢祖，思明、慶緒疇搖奪夫唐基，繇來滔天之惡必亡，伊我列祖之靈未墜。共成義舉，早睹昌時。」[94]可見山東和河北南部的漢族官紳反叛大順，是以「中興」明朝為宗旨的。儘管以朱帥為代表的山東、畿南官紳對大順政權極為仇視，他們的意圖是要恢復明朝，在明室「天位未定」之際權宜設官置吏，以待「匡復」。清朝官員後來說他「假濟王聚眾，欲稱尊號」，「遍授鄉紳以侍郎、卿、寺之名」[95]；指責朱帥想自稱尊號是他入清以後的政敵誣罔之詞，但他確實曾經以「濟王」的名義任命了一批不倫不類的官員，現存第一檔案館就有「山東濟王府兵部主事臣張呂韜」於七月十三日給清廷的奏本[96]。朱帥檄文里明說「聞吾君猶存六尺之孤」，又特別提到「史司馬整旅江南」，他自己只是「統眾專征」，並沒有用監國以上的名義，這些都說明朱帥和他的擁戴者僅限於為即將繼統的明朝新君從大順政權手中「收復失地」而已。

  大順軍撤入山西以後，清軍停止了追擊，返回北京休息整頓，大約有一個月時間沒有採取軍事行動，所占地方不過是京師附近一帶。李自成又一次犯了戰略性的重大錯誤。他不是坐鎮太原，火速從陝西等地調集軍隊入晉，加強山西防務；相反，卻同劉宗敏等高級文官武將率領主力繼續西撤，於六月初渡過黃河，返回西安。儘管他在固關留下了大將馬重禧；在大同、陽和留下了制將軍張天琳；在晉東南長治地區留下了大將劉忠；路過省會太原時留下明朝降將陳永福守御，「且授以堅壁清野之計」[97]；在晉西北保德地區留下了降將唐通；晉南臨汾地區又有綿侯袁宗第統兵萬人屯於掛甲莊[98]。兵力似乎頗為可觀，但這些留守山西的軍隊各守汛地，缺乏一員威信卓著的將領統一指揮。由於大順政權覆敗後檔案材料毀滅殆盡，我們無法得知李自成為什麼要那麼匆促地返回西安，為什麼連長期擔任前線總指揮的劉宗敏也沒有留鎮山西。清軍占領畿輔地區後，山西就成了大順政權同清方對峙的前線，李自成部署之不當又一次證明了他缺乏戰略眼光。

  五月初十日，一度投降大順政權的明大同總兵姜瓖發動叛亂，「陽和軍民約與鎮城軍民內應，於是殺（張）天琳及偽中軍張黑臉，恢復大同」[99]。姜瓖占據大同地區後，初期也是以復明為號召，他擁戴「境內棗強王朱鼎續先帝之祀」，「委以國政」[100]。按時間推算，這時李自成正在太原地區，卻沒有對這一雁北重鎮發生的重大變故採取任何措施，而是繼續西撤。姜瓖隨即在清方拉攏下，很快歸附了清廷。六月十六日，他接到清兵部信牌傳達多爾袞的令旨：「大同總兵官姜瓖忠誠為國，擒殺偽將，平定大同、陽和等功，予甚嘉悅。但立棗強攝理國事，以延先祀等語，甚覺不宜，其棗強王可照舊守其本等爵級。……」姜瓖立即遵令用順治年號「大張榜示，通行布告軍民人等」[101]。這樣，大同的復明變成了歸清。

  明恭順侯吳惟英之弟吳惟華在多爾袞進京時拜迎馬首，自告奮勇前往山西替清朝招安地方。多爾袞欣然同意。六月，吳惟華離京赴晉，在兩三個月里聯絡一些明朝文官武將先後招降了代州、繁峙、崞縣、五台[102]，攻克靜樂、定襄等州縣[103]，從而使清朝控制區擴大到太原以北。

  姜瓖在大同叛變投清以後，又發生了唐通在晉、陝交界地區的叛亂。順治元年八月初六日，清廷以攝政王多爾袞名義寫信招降唐通。[104]唐通和姜瓖、吳三桂等人一樣都擅長於見風轉舵。大順軍兵敗撤出畿輔後，他奉李自成之命鎮守同陝西相鄰的軍事要地保德州、偏關地區。由於姜瓖的叛變，大同地區落入清方之手，唐通估計大順政權難以同清廷抗衡，就在八月下旬以保德州為據點發動叛亂，文告改用明崇禎年號，西渡黃河襲擊陝西府谷縣，同大順政權鎮守陝北的亳侯李過激戰達半月之久。由於變生意外，李過部損失較大。唐通占領了山西保德州、岢嵐州、永寧州（今山西省呂梁市）、河曲縣、興縣、嵐縣、臨縣和陝西府谷縣、葭州（今佳縣）一帶。清朝委任的山西總兵高勛和唐通有一面之交，於九月初三日派人往保德招降唐通，初七日唐通回信表示願意歸附清朝。[105]十月十一日，他正式拜表投降清廷，改用順治年號。[106]清廷於十一月將唐通由定西伯加封為定西侯。[107]唐通的叛變，不僅使山西北部全部淪入清方之手，而且由於唐軍占領了府谷、黃甫川、清水營和葭州一帶，在黃河西岸的陝西境內也建立了據點，對大順政權的陝北防務構成了威脅。李自成深為憤慨，下令把唐通的母親和兒子處死。[108]

  歷史證明，大順政權在駕馭明朝降將上犯了一系列錯誤。從1644年到1645年，歸附大順的明朝舊將幾乎毫無例外地叛變投敵，對於整個局勢的逆轉影響極為巨大。李自成的嫡系部隊既不如清朝滿洲八旗兵強勁，對於來附的明朝將領本應授予高官顯爵，改編其軍隊；即便要任人器使，也應以嫡系大將統精兵為主，降將為輔。李自成寬厚有餘，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剛剛投降過來的明朝將領率領原部兵馬獨當一面。結果風向一轉，叛亂四起，終致土崩瓦解，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1]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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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戴延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傳略》。

  [3] 劉尚友《定思小紀》。

  [4] 熊開元《魚山剩稿》卷一，奏疏，隆武元年（1645）十一月二十二日疏。

  [5] 查繼佐《國壽錄》卷一，《左中允劉理順傳》。

  [6] 談遷《國榷》卷一百一。

  [7] 李天根《爝火錄》卷二。

  [8] 《史可法集》卷二，「為時事萬分難支，中興一無勝著」等事疏。

  [9] 彭孫貽《平寇志》卷十。

  [10] 彭孫貽《平寇志》卷十。

  [11] 張正聲《二素紀事》。

  [12]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

  [13] 《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第九十二頁。

  [14]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

  [15] 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二，《封域志·紀事》。

  [16] 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紀新志》；又見康熙十五年《元城縣誌》卷一，《年紀》。

  [17] 乾隆十年《永年縣誌》卷十二，《兵紀》。

  [18] 雍正八年《高陽縣誌》卷六，《雜誌·兵事》。

  [19] 康熙二十四年《靈壽縣誌》卷七，《孝義》；又見同書卷一，《地里》附《紀事》。

  [20] 雍正十年《肥鄉縣誌》卷二，《紀事》。

  [21] 康熙三十年《臨城縣誌》卷八，《述考志·事跡》。

  [22] 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卷十二，藝文，程先貞《何振先傳》。

  [23] 乾隆三十七年《歷城縣誌》卷四十一，列傳七，《忠烈》。

  [24] 乾隆二十四年《陽信縣誌》卷三，《災祥》。

  [25] 康熙三十四年《鄒平縣誌》卷四，《職官》。

  [26] 吳殳、戴笠《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

  [27] 鄭廉《豫變紀略》卷六。

  [28] 王度《偽官據城記》，見《荊駝逸史》。

  [29] 錢《甲申傳信錄》卷五。

  [30] 順治五年二月十五日吳三桂「為懇請天恩事」揭帖稱「本藩生於遼，長於遼，有祖先園葬立中後」，見《明清檔案》第七冊，A7—115號。《清史列傳》卷八十，《吳三桂傳》說他是「遼東人」，過於籠統。《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四，《吳三桂傳》云：「吳三桂，字長伯，江南高郵人，籍遼東。」這裡說的江南高郵人，是指他祖上從軍以前的原籍，傳至吳襄、吳三桂已無實際意義。三桂字月所，寫作「字長伯」亦誤。

  [31] 按，祖氏為吳三桂繼母，見《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一，順治二年十一月吳三桂奏言。吳襄原任明遼東總兵，直到崇禎十六年底才調回北京，見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兵部塘報，《明清史料》乙編，第六本，第五七四頁。

  [32] 《清太宗實錄》卷六十，除皇太極敕諭外，收有張存仁、祖可法、裴國珍、吳三鳳、胡弘先書信的主要內容。陳邦選、姜新書信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第八十五、八十六頁。

  [33] 《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三。

  [34] 《清太宗實錄》卷六十四。

  [35] 《吳三桂紀略》，見《辛巳叢編》。

  [36] 《清史列傳》卷七十九，《唐通傳》。

  [37] 順治元年六月山海關總兵高第「為欽奉令旨恭報挑過兵馬實數仰祈睿鑒事」揭帖（原件藏第一檔案館）中明確講到「偽鎮唐通」調取關鎮馬匹和關門兵丁「投順流寇」。高第上疏時距山海關戰役不過一個多月，完全可以證明唐通接管了山海關防務，並且又證明了吳三桂、高第等遼東、關門兵將確實一度投降了大順政權。

  [38] 《吳三桂紀略》，見《辛巳叢編》。

  [39] 張怡《聞續筆》卷一記：吳三桂「聞其父大將軍襄為所系，索餉二十萬，乃驚曰：此誘我，剪所忌耳。乃率兵還。」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記：「吳襄者，三桂父也，在京為都督，被獲將夾，復宥而宴之。吳知終不免，遣人貽書於子云。」下文又說：「吳襄書達三桂，並不言被夾，而齎書人誤傳已夾。三桂大痛憤，以道里日期計襄必死矣。」

  [40] 彭孫貽《流寇志》（即《平寇志》）卷十一記載他聽人轉述吳三桂的幕客講，吳三桂已決策投降李自成，「至永平，遇父襄蒼頭與一姬連騎東奔，驚問之，則襄姬與蒼頭通，乘亂竊而逃，詭對三桂曰：『老將軍被收，一門皆為鹵，獨與姬得脫，東歸報將軍，將軍速為計。』三桂乃翻然復走山海，擁兵自守，使人乞師，共擊賊也」。談遷《國榷》卷一百一云：「吳三桂訛聞父襄遇害，即日自玉田還山海關。」

  [41] 吳偉業《圓圓曲》，見《吳梅村詩集箋注》卷十；參見錢《甲申傳信錄》卷八，《吳三桂入關之由》。

  [42] 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詩序中說：「平西伯中途聞變，旋師山海，各官星散。」見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二十。

  [43] 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九，《輿地編四·紀要》。

  [44] 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二十，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序，其《述舊事詩五首》之三亦云：「倉庫淨如洗，室家奔匿多。關遼五萬眾，庚癸呼如何？」

  [45] 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二十一，《事實編四·鄉型下》，程儒珍《關門舉義諸公記》。

  [46] 《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五。

  [47] 《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三。

  [48] 《清世祖實錄》卷三。

  [49] 《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第八十九頁。

  [50] 繆荃孫《雲自在龕筆記》所載有徐元文、韓菼跋文的范文程啟本；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四。

  [51]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十八。

  [52] 《清世祖實錄》卷四。

  [53]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十八。

  [54] 《清世祖實錄》卷四。

  [55] 《清世祖實錄》卷四。

  [56] 《清世祖實錄》卷四。

  [57] 《清世祖實錄》卷四。

  [58] 大順軍出征山海關的兵馬數各書記載相距甚大，清方檔案和《清實錄》都說是二十萬人；有的史籍說只有六萬人。時山海關人佘一元《山海石河西義冢記》說戰役中「凡殺數萬人……然所殺間多脅從及近鄉驅迫供芻糗之民，非盡寇盜也」。見佘一元《潛滄集》卷三，又見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九。可見，清方所記二十萬除有誇大之處，還把大順政權徵發的民夫計算在內。

  [59] 《大義覺迷錄》卷一載雍正「上諭」說：「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師時，兵亦不過十萬。夫以十萬之眾，而服十五省之天下，豈人力所能強哉！……其時統領士卒者，即明之將弁；披堅執銳者，即明之甲兵也。」

  [60] 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十九，《事實編二·鄉型上》記：「時議詐降緩賊，以待本朝大兵。」所派之人為高選、李友松、譚邃寰、劉克望四生員及劉台山、黃鎮庵二鄉耆，參見同書卷二十一，《事實編四·鄉型下》及光緒《永平府志》卷六十五。

  [61] 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政事志·兵警》。

  [62] 李光濤《明清檔案論文集》中反覆論證即使沒有清兵助戰，吳三桂軍「足以制賊」，李自成「必敗無疑」，見全書「自序」、第八頁、三十九頁、八十頁、八十一頁、七○○至七一○頁，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版。李氏立論完全憑藉山海關戰役後吳三桂部下將領、義勇紳衿爭功文書，似乎連《山海關志》《臨榆縣誌》以及當時當地人佘一元等人著作全未參考。事實上，二十二日上午吳軍已有瓦解之勢，吳三桂深知危險，親自率領數百騎同關城紳衿呂鳴章等衝出關外，至歡喜嶺上的威遠台叩見多爾袞，請求立刻出兵相救。「方見時，忽報北翼城一軍叛降賊」（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政事志·兵警》）。李氏之見，偏頗太甚。

  [63] 佘一元《述舊事詩》云：「清晨王師至，駐旌威遠台。平西招我輩，出見勿遲回。」見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九。

  [64] 順治元年七月督理山海糧儲戶部員外郎呂鳴章等啟本，見《順治元年內外官署奏疏》。

  [65] 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

  [66] 《清世祖實錄》卷四。

  [67] 不少史籍記載清軍投入戰鬥以前，大順軍毫無覺察，等到發現突陣而來的是清軍，立即失魂落魄地奔逃。這和當時情況不符。大順軍同吳三桂部作戰時包圍了山海關，吳三桂往威遠台請清軍參戰時是「沖」過大順軍陣地的，清軍隨即入關，大順軍不可能不知道。問題是獲悉清軍進至山海關地區，大順軍領導人已來不及檄調援軍，只有憑手頭兵力付之一擲了。

  [68] 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紀事》。

  [69]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記此事雲，「恐東兵攻城，故亟去之」。他本人也被抓去城外拆羊馬牆。

  [70] 李天根《爝火錄》卷三引當時塘報。

  [71] 徐應芬（聾道人）《遇變紀略》。

  [72] 邊大綬《虎口餘生記》。

  [73] 《甲申核真略》附《答孫興公書》，所謂「一留再留」是出仕大順和清朝的一種隱晦說法。

  [74] 順治元年七月吏部左侍郎沈惟炳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第六十九頁。

  [75] 《清世祖實錄》卷五。

  [76] 徐應芬《遇變紀略》。

  [77] 《清世祖實錄》卷五。

  [78] 《清世祖實錄》卷八。

  [79] 《清史列傳》卷七十九，《馮銓傳》。

  [80]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五。按，原文把周伯達的官職寫作甘肅巡撫，劉達為兩河巡按御史，是以明清官制來稱呼大順同級官員的。

  [81] 陳之龍降清之初被英親王阿濟格委任為陝西三邊總督，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四頁；不久改任鳳陽巡撫。

  [82] 《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第二五六頁。

  [83] 《明清檔案》第二冊，A2—119號，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十三。

  [84] 《清世祖實錄》卷十五。

  [85] 《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第七十五頁引順治元年諭旨。

  [86] 《清世祖實錄》卷十六。

  [87] 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十五，順治二年三月戶、兵二部議復順天巡撫宋權疏條。

  [88] 談遷《北游錄》紀聞下。

  [89]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十八。

  [90] 《清世祖實錄》卷五。

  [91] 《清世祖實錄》卷六。

  [92] 康熙十二年《德州志》卷十，《紀事》。

  [93] 順治元年七月慶藩奉國中尉朱帥啟本，原錄本藏第一檔案館。

  [94] 康熙十二年《德州志》卷十，《紀事》；另據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卷十二《藝文》校補。按，這件檄文為德州生員李嗣宬代作。

  [95] 順治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招撫山東戶、工二部侍郎王鰲永啟本，原件藏第一檔案館。

  [96] 順治朝奏本第五號，藏第一檔案館。

  [97] 康熙二十一年《陽曲縣誌》卷十二，《叢紀》。

  [98] 雍正七年《臨汾縣誌》卷五，《兵氛》。掛甲莊在臨汾縣城東北，見同書卷一，《圖考·疆域圖》。

  [99] 順治九年《雲中郡志》卷十二，《外志》附《逆變》。

  [100] 《清世祖實錄》卷五。按，朱鼎或作朱鼎珊，字為言旁，不符合明宗室命名原則。

  [101] 順治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大同總兵姜瓖條陳，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第四○一頁。

  [102] 順治元年七月二十日督撫兵民招安山西大同等處地方恭順侯吳惟華題本，見張偉仁主編，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明清檔案》第一冊，A1—29號，參見羅振玉《清初史料叢編》所收《順治元年八月吏曹章奏》。

  [103] 順治元年八月初一日吳惟華題本，見《明清檔案》第一冊，A1—71號。

  [104] 《清世祖實錄》卷七。

  [105] 順治元年九月初九日山西總兵高勛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一冊，A1—104號。

  [106] 順治元年十月十一日唐通「為欽奉敕旨事」奏本，見《明清檔案》第二冊，A2—17號。

  [107] 順治元年十二月唐通揭帖殘本，見《明清檔案》第二冊，A2—101號。

  [108] 順治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正黃旗正欽尼哈番唐通奏本，原件藏第一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