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清軍占領北京和大順軍西撤

  大順軍敗回北京以後，李自成曾經考慮過據守北京，二十七、二十八兩日採取了備戰措施，責令軍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馬牆及護城河旁房屋[69]。但是，經過斟酌，大順軍領導人終於決定放棄北京，主動西撤。這是因為大順軍在北京地區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蹤而來的清軍一旦圍城，大順政權的領導人物和敗回兵將就可能成為瓮中之鱉；加上城內居民親眼看到大順軍敗陣而回的狼狽情況，訛言四起，潛在的敵對勢力也待釁而動。在這種形勢下，李自成斷然決定二十九日在北京舉行即位典禮後，立即率部西撤。離京前「分付闔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難」[70]，同時下令放火焚毀明代宮殿和各門城樓。大順軍撤退時，「城中扶老攜幼西奔者絡繹不絕」，一些明朝降官如龔鼎孳、塗必泓等人也自動隨軍西行[71]。這說明大順政權在當時仍有相當威望，城中官民對此後局勢的變化尚難逆料。

  清軍在山海關地區做了短暫的休整，即向北京進發。四月三十日晚上，多爾袞在薊州獲悉大順軍已經撤離北京，命令多鐸、阿濟格和吳三桂等帶領精兵火速追擊，目的是進一步重創大順軍，儘量截留被大順軍運走的金銀財物。他自己率領部分兵力於五月初二日由朝陽門進入北京。當時北京城裡的官紳士民並不清楚吳三桂已經投降清朝等情況，紛紛傳說吳軍殺敗大順軍，奪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將送回北京即位，因此準備了皇帝的鹵簿法駕出城迎接。沒想到昂然而來的是清攝政王多爾袞，許多人大吃一驚偷偷溜走，少數官僚則將錯就錯地把多爾袞迎入劫後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愛新覺羅皇室腳下。

  五月初八日，清軍在慶都（今河北省望都縣）城東追上大順軍。李自成命蘄侯谷英率兵阻擊，被清軍擊敗，谷英陣亡。接著，清軍又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再次獲勝。大順軍在畿輔已無法立足，經井陘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關[72]。追擊的清軍於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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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師的再次易手，在明朝官紳中又一次造成重大的影響。大順軍進京時絕大部分明朝官紳都報名請用，清兵占領北京後相當一批漢族官紳出於民族隔閡不願出仕清朝，紛紛南下。楊士聰在一封信中就說：「弟聯?南來縉紳不下百餘人」；「昨聞泛海諸臣，漂沒者七十餘艘。樂哉諸臣，幸得免於一留再留」[73]，其他先後南竄的官員為數當更多。順治元年七月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在奏疏中寫道：「大清入來，規模宏大，安民和眾，恩已著矣。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懷避地之心；高人決志林藏，似多避世之舉。見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運哉。」他建議「急行徵聘，先收人望」，「此興朝第一急務也」[74]。在爭取漢族縉紳勢力上，清廷顯然技高一籌。大順政權的追贓助餉，隨後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權又以從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紳曾經投降「闖賊」而大興「順案」，都使相當一部分官紳大失所望，另尋出路。多爾袞進京初期比較謹慎，遇事多聽從范文程、洪承疇等漢族官僚的建議。為了取得漢族官紳地主的支持，他以為明帝復仇討賊相標榜，進京後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75]鑑於明朝後期黨爭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絕大多數又投降過大順政權，多爾袞不失時機地廣為招徠，入京之初就「大張榜示，與諸朝紳蕩滌前穢」[76]。「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77]。不久又進一步明確宣布：「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不論原屬流賊，或為流賊逼勒投降者，若能歸服我朝，仍准錄用。」[78]這就是說不管是東林—復社黨人還是魏忠賢閹黨，是明朝官員還是大順政權官員，只要歸附清朝就官復原職，甚至加官晉級。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人馮銓在天啟年間依附魏忠賢，爬到大學士，崇禎初革職為民，多爾袞入京後即以書征至，委任為內院大學士，而且因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范文程、剛林、祁充格、寧完我之前。馮銓受寵若驚，請求將名次移後，多爾袞說：「國家尊賢敬客，卿其勿讓。」[79]陳名夏在大順軍進京後曾報名任職，清軍入關他逃回南方，卻被南明弘光朝廷視為「從賊逆臣」，要捉拿歸案，他走投無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歷任顯官，一直做到大學士。順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請示：周伯達在明朝任陝西關西道，在大順政權中任甘肅節度使；劉達原為明朝臨汾知縣，大順時期任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應按明朝官級還是按大順官級授職？清廷決定按大順所授較高官職錄用[80]。陳之龍在明朝為監軍道，大順政權委任為寧夏節度使，降清後仍任巡撫[81]。黃爾性在崇禎末年任明朝漢中府通判，大順政權授職「道員」（防禦使），降清後被英親王阿濟格委任為寧夏巡撫；富平縣舉人趙兆麟歸附大順政權後，仕至神木道（神木防禦使），降清後也由阿濟格委任為鄖陽撫院。順治三年正月，清廷吏部建議把他們降為道級官員，攝政王多爾袞裁決仍以「都堂」（巡撫）任用[82]。多爾袞還經常命降清的漢族官員薦舉人才，形成門生舊友相率入朝的局面。自從明朝中葉以來，縉紳勢力迅速膨脹，成為各地舉足輕重的社會力量。多爾袞採取大包大攬、求「賢」若渴的方針，就奠定清朝統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著。1645年（清順治二年、明弘光元年）正月，吏科都給事中朱徽在一份奏疏中說：「去歲五、六月間，人心粗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寞。及攝政殿下寬仁好善之意，播於遠邇，暨聖主膺篆御圖以後（指上年十月清帝愛新覺羅·福臨在北京即位），瑞葉天人，然後東西響應，多士雲集，乃有今日，豈易易哉。」[83]這段話頗能說明清廷為爭取漢族官紳的支持確實煞費功夫，效果也是很明顯的。

  在經濟上，清廷也實行維護官紳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義農民奪去的田產一律「歸還本主」[84]。甚至連「前朝勛戚賜田、己業，俱備照舊」[85]。同時規定各地徵收田賦一律按萬曆年間冊籍，停徵崇禎時期加征的遼餉、剿餉和練餉。對於明朝世代受匠籍制度束縛的手工業工人也全部放免，取消他們對封建官府的人身依附關係。1645年（順治二年）五月下詔：「免山東章邱、濟陽二縣京班匠價。並令各省俱除匠籍為民。」[86]對明朝早已失去軍事職能的衛所制度也著手改革，把衛所軍士改為屯丁，遇有缺額「永不勾補」[87]。這些措施反映了清廷統治者鑑於明朝不顧人民死活橫徵暴斂終於導致自身覆亡，有意於減輕百姓負擔的願望。儘管清初社會生產大面積破壞，加以頻繁用兵，軍需孔急，朝廷頒布的「恩詔」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實不至。如時人談遷記載：「都人謠曰：恩詔紛紛下，差官滾滾來。朝廷無一事，黃紙騙人財。」[88]說明順治年間和康熙初期的宣布減免賦稅並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甚至由於奉差官員的敲詐勒索反而加重了人民的困苦。但是，這些政策具有長期性質，對於穩定人心，使流離失所的人口同拋荒的土地逐步重新結合起來，無疑有積極作用，為爾後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比較有利的條件。

  多爾袞剛進關時曾經嚴令沿途軍民一律剃髮結辮，遵從滿俗。入京後又命令京師官民為崇禎帝弔孝三日後即剃髮改制。這一舉措立即引起漢族各階層居民的強烈反感。當時在北京的朝鮮使臣回國後評論道：「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及有剃頭之舉，民皆憤怒。或見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獨為此剃頭乎』；如此等事，雖似決斷，非收拾人心之道也。」[89]由於清廷立腳未穩，朝廷內新歸附的漢官非議甚多，在野的更驚畏不至，多爾袞不得不暫時收斂，五月二十四日諭兵部道：「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髮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90]同年七月，又規定「近簡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蒞事」[91]。

  清廷占領北京初期採取的措施，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漢族居民記憶猶新的清軍三次深入內地屠殺擄掠的殘暴形象，特別是對漢族文武官紳招徠有方，不僅使自己迅速在畿輔以及附近地區站穩了腳跟，也為此後征服全國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