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吳三桂叛變與山海關之戰

  吳三桂，遼東中後所人（今遼寧省綏中縣）[30]，出身遼東軍閥世家。他的父親吳襄、舅父祖大壽[31]都曾任明朝總兵，同當地的將領官紳有著盤根錯節的關係。由於祖大壽和三桂之兄吳三鳳等明朝將領先後降清，吳三桂和他的部屬又與清方營壘增添了一層曖昧關係。1644年三月，他被崇禎帝加封為平西伯，率部進關勤王，由於放棄關外土地，官紳家屬和相當一部分遼東百姓跟隨進關，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擺在吳三桂面前的形勢是嚴峻的，他同山海關總兵（又稱關門總兵）高第一共只有五萬之眾，在明末盛行的「家丁」制度下，其中真正能征敢戰、裝備較佳的兵馬只占少數。他們侷促於關內永平府一隅之地，處於清、順兩大新興勢力之間，繼續效忠明室是不現實的，因為以朱由檢為首的明廷已經不存在，弘光朝廷還沒有建立，他們同淮河以南的殘明勢力相距太遠、音信不通，可走的道路就只有在降順、降清之間做出選擇。

  清廷對吳三桂進行招降是比較早的，1642年（明崇禎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四月，清軍攻克松山、錦州後，皇太極就致書吳三桂告以其舅氏祖大樂、祖大壽等「因系將軍之戚」俱獲保全，勸他「翻然悔悟，決計歸順」。又命三桂之兄吳三鳳及祖可法、張存仁、裴國珍、胡弘先、姜新、陳邦選等以親屬、舊誼的關係寫信曉以利害，竭力勸說其降清[32]。十月，皇太極再次致書吳三桂：「大清國皇帝敕諭寧遠城吳大將軍：今者明祚衰微，將軍已洞悉矣。將軍與朕，素無讎隙，而將軍之親戚，俱在朕處。惟將軍相時度勢，早為之計可也。」同時，又命祖大壽寫信給吳三桂道：

  寧錦間隔，不相通問者歲余矣。春時松山、錦州相繼失陷，以為老身必死無疑。不期大清皇帝天縱仁聖，不但不加誅戮，反蒙加恩厚養。我祖氏一門以及親戚屬員，皆沾渥澤。而洪總督、朱糧廳輩亦叨遇優隆。自至瀋陽以來，解衣推食，僕從田廬，無所不備，我已得其所矣，奉賢甥勿以為慮，但未知故鄉光景何如耳。以愚意度之，各鎮集兵來援遼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軍覆沒，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賢甥當世豪傑，豈智不及此耶？再觀大清規模形勢，將來必成大事。際此延攬之會，正豪傑擇主之時，若率城來歸，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貴，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親，故爾披肝瀝膽，非為大清之說客耳。惟賢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賢甥素常見者，故寄以取信。[33]

  次年正月，吳三桂給祖大壽的回信「猶豫未決」。皇太極再次致書勸他「急圖歸順，勉立功名」[34]。然而，在一年多時間裡，吳三桂自覺迴旋餘地尚大，並沒有接受清廷的招降。

  到1644年三月明亡之時，吳三桂等撤入關內的遼東官員卻很快決定接受大順政權的招降。做出這一抉擇首先是因為吳三桂等人獲悉大批明朝文官武將都歸附了大順，其中不少人（如唐通、白廣恩）在過去遼東戰事中曾同吳三桂共事，大順政權已是眾望所歸，頗有統一天下之勢；其次，大順政權同明王朝一樣是以漢族為主體的政權，吳三桂等遼東官紳軍民更易於接受；第三，吳三桂所部遼東官兵一直處於同清軍對峙的地位，而同大順軍並沒有多大恩怨，即如史籍所說：「以清兵仇殺多次，不欲返顏，乃修表謀歸李賊。」[35]第四，就個人前途著想，吳三桂雖有一部分親屬降清，但他的父母等直系親屬居住在北京已處於大順政權控制之下，歸降或敵視大順政權必將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命運。何況，曾在遼東共事的總兵白廣恩、姜瓖、馬科、唐通等人都已躋身於大順朝新貴之列，唐通兵力遠遜於其，三月間才投向大順就受封為定西伯，由他出面勸降，「盛夸自成禮賢，啖以父子封侯」[36]，對吳三桂有很大的吸引力。正是由於以上原因，吳三桂、黎玉田、高第迅速決定投靠大順政權。山海關防務由李自成派來的唐通接管[37]。

  三月二十二日，吳三桂在永平府（府治在今河北省盧龍縣）張貼告示，有「本鎮率所部朝見新主，所過秋毫無犯，爾民不必驚恐」等語[38]，證明他已率領部下兵馬前往北京準備接受李自成的新命了。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吳軍行至河北玉田縣，離北京已經不遠了，吳三桂突然改變主意，由投降大順轉持敵對態度。產生這一急劇變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種說法：一是吳三桂聽說他的父親吳襄被大順政權拘捕追贓[39]，一是誤信從京中私自逃出的奴僕謊報吳襄全家被大順軍抄沒[40]，第三種被人們津津樂道的說法是吳三桂留在北京的愛妾陳圓圓（又名陳沅）為大順軍將領所掠，於是「衝冠一怒為紅顏」[41]。真實情況已難考定。吳三桂投降大順，本意是維護和擴張自身利益，從北京傳來的消息使他疑竇頓生，猜測李自成的召見很可能是一種騙局，將對自己採取不利行動。於是，他驟然變卦，帶領部下兵馬直奔山海關，從背後對鎮守關門的唐通部發起突然襲擊。唐通的兵力大約只是吳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變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關遂被吳三桂占領。唐通率殘部撤往離山海關不遠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順政權委任的其他官員也紛紛逃回[42]。

  吳三桂的叛變，使山海關地區頓時彤雲密布，籠罩著一片緊張的戰爭氣氛。當地人士佘一元《述舊事詩》雲「吳帥旋關日，文武盡辭行。士女爭駭竄，農商互震驚」[43]，真切地反映了百姓們的惶懼不安。跟吳三桂採取同一立場的只有原山海關總兵高第和衛城（清代的臨榆縣）一小撮縉紳地主。關、遼兩鎮兵力合計不過五萬，山海關一隅之地又難以籌措糧餉，「維時內無軍需，外無援旅，人心洶洶，不保朝夕」[44]。吳三桂當然明白憑藉這麼一點軍事和經濟實力根本不足以同大順政權抗衡，更談不上在順、清夾縫中求生存。他決定回師奪取山海關實際上意味著他在同大順政權決裂之時已經把投靠清廷作為出路。為了給自己增添一些本錢，他不是率部出關以喪家之犬的形象向清方投降，而是玩弄手腕，一面「遣人東乞王師」，以京東要塞山海關城為見面禮；一面「遣人紿賊緩師」，「以待本朝大兵」[45]。

  

  李自成獲悉吳三桂叛變占領山海關的消息後，經過緊張的商議，決定一面安撫吳襄，以吳襄的名義寫信規勸吳三桂，希望借父子之情使他幡然變計；一面做好武力解決的準備，出兵平叛。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親自統率大軍向山海關進發。隨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晉王、秦王和吳襄等人，這說明李自成仍希望通過君、親之義招降吳三桂。然而，由於吳三桂同清方勾結已成定局，招降的可能性不復存在了。

  同李自成的麻痹大意相反，清廷統治者並不滿足於占領遼東，隨著明王朝的急劇衰微，他們趁火打劫的野心迅速膨脹起來，初期是想同農民軍瓜分明帝國。皇太極去世前不久，對天下大勢已做出了相當準確的判斷，他說：「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內訌，土賊蜂起，或百萬，或三四十萬，攻城略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壽之兵，並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疇所領各省援兵耳，今皆敗亡已盡，即有召募新兵，亦僅可充數，安能拒戰？明之將卒，豈但不能敵我，反自行剽掠，自殘人民，行賂朝臣，詐為己功；朝臣專尚奸讒，蔽主耳目，私納賄賂，罰及無罪，賞及無功。以此觀之，明之必亡昭然矣。」[46]在這以前，他命多羅饒余貝勒阿巴泰為奉命大將軍統兵伐明時就曾指示：「如遇流寇，宜云爾等見明政紊亂，激而成變。我國來征，亦正為此。以善言撫諭之。申戒士卒，勿誤殺彼一二人，致與交惡。」[47]由此可以窺知清廷早已處心積慮利用漢族內部階級拼鬥謀取漁翁之利。1643年八月皇太極病死，幼子福臨即位，清廷實權落入攝政王多爾袞手中。次年正月，蒙古鄂爾多斯部落來告大順軍已經占領陝西[48]，多爾袞等立即在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陝北同大順軍聯絡，信中說：「大清國皇帝致書於西據明地之諸帥：……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馳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願也。」[49]大順軍榆林守將王良智收到來信時，李自成已親統大軍向北京推進。王良智雖將清廷來信一事報告了李自成，但大順軍領導人對清廷統治者急切於分享勝利果實的企圖並沒有給以重視。

  聯絡大順軍共同滅明的圖謀既未達成，多爾袞等清廷統治者也絕不肯放過擴張自身利益的良機。這年三月，清廷決定大舉伐明。出師之前，范文程上書攝政諸王，指出明朝滅亡的大勢已定，「竊惟成大業以垂休萬世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蓋以為明勁敵者我國也，抑則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50]這就為多爾袞等人用兵提供了總體戰略方針。四月初，傳來了大順軍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多爾袞決定趁大順軍立腳未穩，迅速出兵。當時在清都瀋陽的朝鮮使者向本國報告說：「頃日九王（指多爾袞）聞中國本坐空虛，數日之內，急聚兵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成敗之判，在此一舉。」[51]四月初九日，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袞「統領滿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漢軍恭順等三王、續順公兵，聲炮起行」[52]。動員兵力之多連清方人士也說「前後興師，未有如今日之大舉」[53]。清廷這次出兵同崇禎年間三次入口大不一樣，戰略目的已由掠奪財物子女變為進取中原。因此，多爾袞接受范文程、洪承疇的建議，嚴格約束軍紀，規定「有抗拒者必加誅戮，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軍民秋毫無犯」[54]。進軍路線則採納了洪承疇的意見，準備由薊州、密雲破邊牆而入，避免頓兵山海關堅城之下。

  四月十五日，清軍行至翁後，意外地遇上了吳三桂的使者副將楊珅、游擊郭雲龍，攜帶求援書信，內云：「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問罪，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55]多爾袞當即決定改變進軍路線，直趨山海關。他在回信中說：「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為敵，今亦勿因前故尚復懷疑。……今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一則國讎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山河之永也。」[56]很明顯，吳三桂的信在措辭上經過斟酌，以明朝孤臣的名義請求清方合兵共討農民軍，儘管當時明朝廷並不存在，「裂地以酬」也不是他所能決定的，無非是為自己投靠清朝蒙上一層遮羞布而已。多爾袞洞察其心，直截了當地以晉封藩王為誘餌，招降吳三桂。到吳三桂得知李自成親統大順軍主力迫近山海關，再次派郭雲龍催促清軍火速來援時，就請求多爾袞「速整虎旅，直入山海」[57]。四月二十日，多爾袞接信知道形勢緊迫，為了防止大順軍占領山海關，下令兼程前進。次日，清軍以一天二百里的速度急行軍，於當晚到達距關城十里的地方駐營。這時，大順軍與吳三桂、高第部關、遼兵正在激戰之中。

  為了明白山海關戰役的勝負，分析一下參戰各方兵力情況是必要的。大順軍開赴山海關時留下了老弱兵員一萬守北京，隨李自成、劉宗敏前往平叛的兵馬為十萬名[58]；吳三桂、高第的關、遼兵合計約為五萬；而清軍當時的全部兵力為十萬[59]，除了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率領滿、蒙八旗軍隊三分之一留守瀋陽一帶外，多爾袞所統滿、蒙、漢軍隊為七八萬人。自然，在三支軍隊中清軍戰鬥力最強；吳三桂部是原明朝官軍中的精銳；大順軍是自1641年（崇禎十四年）迅速擴展起來的隊伍，大部分兵員素質不如清方，但是，他們是一股新興勢力，紀律嚴明，富於朝氣，不像明朝官軍那樣腐敗。由此可見，集結在北京地區的大順軍擊破吳三桂、高第部原明朝關、遼兵是綽有餘裕的；很可能李自成入京之時調集的兵力也僅滿足於此。而介於順、清之間的吳三桂部則具有舉足輕重之勢：降順則李自成的兵力約為來犯之清兵兩倍，而且山海關要隘不致拱手讓敵，即便在同清軍作戰中局部失利，大順政權可徵調的增援兵力較清方要大得多；吳三桂叛投清方，雙方兵力對比和態勢就顛倒過來，清、吳聯軍在數量上也占了優勢。大順政權在政治、軍事上的失策，導致了山海關戰役的失敗和北京、畿輔、山東等地的易手。

  四月十三日晨，大順軍由北京向山海關進發。行至三河縣遇到了吳三桂派來的使者，謊稱吳三桂仍願意投誠，請求緩師[60]。在這關鍵時刻，李自成又一次受騙了，他派明朝降官密雲巡撫王則堯以兵政府尚書的官銜去山海關同吳三桂談判，隨即放慢了進軍速度。從北京到山海關大約五天可達，大順軍卻在八天之後即四月二十日才進抵關西。這時，才知道王則堯已被拘押，吳三桂和高第的軍隊在關內沿石河一線做好了作戰準備，除了武力解決，沒有招降餘地了。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辰時（約為八時），山海關戰役開始[61]。李自成為了全殲關遼兵，防止吳三桂部被擊敗後引殘部出關降清，做出用兵部署：把主力放在石河西，另外派遣部分軍隊包抄至關內外，進攻山海關的東羅城、西羅城、北翼城。雙方激戰一晝夜，到二十二日上午吳三桂軍已有不支之勢，據守北翼城的一支吳軍向大順軍投降[62]。

  吳三桂見情況危急，親自帶領部分兵馬和當地鄉紳衝出關門，請清軍立即參戰。多爾袞統率的清軍二十一日晚駐營距關城十里，二十二日晨進至離關城僅二里的威遠台（在名叫歡喜嶺的小丘陵上，今名威遠城，實誤）觀戰[63]。經過幾天的使者往返和親身考察，多爾袞對吳三桂的處境和降清誠意已洞然於心。吳三桂到後當即「賜坐賜茶，面諭關門為第一功」[64]。他對吳三桂等官紳說道：「汝等願為故主復仇，大義可嘉。予領兵來成全其美。先帝時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為敵國，今為一家。我兵進關，若動人一株草、一顆粒，定以軍法處死。汝等分諭大小居民勿得驚慌。」[65]接著又吩咐吳三桂：「爾回，可令爾兵以白布系肩為號。不然，同系漢人，以何為辨？恐致誤殺。」[66]說完，讓吳三桂立即回關準備接應，同時下令清軍從南水門、北水門、關中門三路進關。

  清兵進關後，見大順軍從北山至海邊排列成一字長蛇陣，多爾袞即令清軍沿近海處鱗次布列，吳三桂軍排列於清軍的右邊，採取重點突破戰術。這時正值大風揚塵，能見度很低，清軍得以從容布陣。少頃，風止，多爾袞一聲令下，清軍呼嘯出擊，萬馬奔騰，飛矢如蝗。大順軍雖拼死抵抗，但強弱易形，兵員同吳三桂軍已鏖戰一晝夜，面對以逸待勞的清軍很快就被擊敗，陣容大亂，大將劉宗敏也負了傷。李自成立馬小崗阜上見敗局已定，下令急速撤退[67]。行至永平府范家店時，李自成決定將吳襄處斬[68]。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殺吳三桂家屬三十四口，可見李自成對吳三桂的勾引清兵、叛變欺詐極為痛恨。而吳三桂卻在山海關戰役剛剛結束就率領關遼軍民剃髮降清，由多爾袞承制封為平西王。

  山海關戰役是明清之際直接影響全國局勢發展的一場關鍵性戰役，對於推翻明朝後究竟是大順朝廷還是清朝廷統治全國關係重大。戰役的結果是清勝順敗，根本原因在於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目光短淺，政策和戰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錯誤。山海關戰役的意義標誌著：一、大順軍的歷史使命從此由推翻明王朝轉變為抗清鬥爭；二、清廷統治者夢寐以求的入主中原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三、以吳三桂為倡首在漢族官紳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擁清派。

  1644—1645年清軍與大順軍作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