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一個神奇的物種

  我們經常以為，事實是一個牢靠的地基，我們在這個基礎上，爭奇鬥豔花樣百出地形成自己的觀點。但是，紀錄片這個小物種的命運告訴我們，我們腳下的那個事實的地基，其實搖搖晃晃。

  最近，我跟同事聊起一個話題，什麼叫紀錄片？你可能會覺得這有什麼可聊的，紀錄片不就是以展現真實為目的，對現實素材藝術化加工的片種嗎？它的核心就是兩個字：真實。比如，《舌尖上的中國》講的都是真人真事。真實就是這個小物種的邊界。

  但是，深入了解紀錄片的發展經歷，你會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什麼叫真實，怎麼記錄真實？這個問題從紀錄片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業界爭論的焦點，而且直到近100年後的今天，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被徹底解決過。

  我們就來聊聊這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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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第一部紀錄片，是美國導演弗拉哈迪在1922年拍攝的《北方的納努克》。那個時候電影誕生沒多久，但是電影人腦子裡有個清晰的意識，電影不應該只提供娛樂，還應該給大家看一點平時看不到的真實世界。好不容易有了這樣的技術，這個技術得發揮作用。這就是紀錄片誕生的初心。

  那美國人平時看不到什麼呢？導演一想，北極的因紐特人日常是怎麼生活的，這個平時看不到。於是就去拍這個內容。第一部紀錄片《北方的納努克》，片名中的北方指的是北極的格陵蘭島，而納努克就是島上的一個因紐特人的名字。全片展現的就是納努克在冰原上和惡劣氣候做鬥爭的生活片段，包括怎麼用冰塊蓋房子，怎麼用乾枯的海苔生火，怎麼用魚叉之類的原始工具獵捕海象，等等。

  你可能會覺得奇怪，這不就是再平常不過的生活片段嗎？只要拿著攝影機對著拍不就得了，它怎麼可能不真實？

  事情沒那麼簡單。拍紀錄片離不開攝影機，這意味著不光要找到想拍攝的對象，他所在的場景還必須得符合拍攝需求。假如不符合，就只有兩個辦法解決，要麼放棄，要麼想辦法讓它符合。

  比如，弗拉哈迪在拍攝時發現因紐特人居住的冰屋很小，老式攝影機很笨重，根本耍不開。於是，他請納努克號召全村人一起重新造了一個大出兩倍的冰屋。建好之後，攝像機就能放置進去了。可是攝像機放置進去之後他發現，雖然冰塊是透明的，其實擋住了光線，黑黢黢的，什麼都拍不了。於是他又拆掉了屋頂。後來，納努克睡覺、起床、吃早飯，全都是在這個沒有屋頂、充斥著刺骨寒風的屋子裡演出來的。

  再比如，影片有一幕高潮是納努克獵捕海象。為了拍這個場景，他們走了整整一天。等找到海象時天已經快黑了，根本達不到拍攝要求。攝製組只好匍匐在海象附近的雪堆里，等待天亮。而且這一夜挺折騰，他們還得根據風向不停變換位置，因為假如待在上風處，風就會把人的味道吹到海象附近，海象就會警覺。

  類似的情況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比如，著名的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里大部分素材都是平常老百姓做菜。那麼這些菜是他們真的要吃所以這麼做，還是因為要配合攝製組的拍攝，所以特地做的？觀眾心知肚明，肯定是後者。那麼這些場景你說它是真實的嗎？它畢竟是演出來的。可是你說它是虛構的，裡面的人物又真實存在。

  這個問題剛開始很困擾大家，但是後來大家也想開了，要想拍出好片子，不演是不行的，那就光明正大地演吧。於是出現了一個新詞，叫「非虛構搬演」。比如你要拍一部叫《漢武帝》的紀錄片，現在通行的做法是找演員演漢武帝和周邊的人，這個片子才能成型。

  那麼怎麼記錄真實，這個問題解決了嗎？很可惜，並沒有。這個行業還要面對第二個難關，就是人性層面的真實。而且到這一步，已經不是這個行業的問題了，它已經撼動了我們所有人的一個基礎認知，那就是到底什麼叫真實？

  所謂人性層面的真實，指的是一個人在面對攝影機時，展現出來的到底是不是真實的自我？紀錄片領域有個著名的假設，說的是當攝影機對準一個人的時候，只要他意識到你在拍，即使你不提任何要求，這個人的行為也會因為你的拍攝而發生改變。換句話說，你以為你在記錄真實，但當你拿起攝影機的那一刻，就已經在干預真實。

  比如，現在我餓得不行，正在狼吞虎咽的吃東西。突然有人拿著手機拍我，我能繼續狼吞虎咽嗎？我還是得換個優雅的吃法或者對著鏡頭比個剪刀手？所以你看，你選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攝影機對準你的那一刻，你就已經產生了選擇的意願。我的內心已經發生了改變。傳播學上管這種現象叫聚光燈效應，就是一個人在聚光燈下和平時自己待著的時候，他的表現完全不是一回事。

  這種現象可不僅僅出現在拍吃飯這件事上。舉個例子，法律界對這種效應是非常警惕的。法庭上應不應該允許電視直播？早期是允許的，但後來就不行了，因為看起來攝像機是一言不發地在那裡忠實記錄法庭上發生的事實，但是只要在場的所有人，無論是原告、被告還是律師法官，甚至是法警，只要他們意識到這台攝像機的存在，他們的所有表現都一定會變形扭曲。會不會有人把法庭當作宣傳自己思想的舞台？律師會不會不專心辯護，在法庭上炫技？法官會不會擔心輿論壓力喪失公正立場？所以，美國的大法官蘇特曾經說過，攝影機堅決不能進入法庭，除非從他的屍體上踩過去。

  那隱藏攝像行不行呢？很遺憾，還是不行。因為這又牽扯到紀錄片的第三個問題，那就是倫理問題。

  倫理這個問題看起來很好解決，我做好人就行了，但是在紀錄片這個行當，記錄真實和符合道德，這兩個要求有時是互相矛盾的。比如，面對一個要自殺的人，你是要救他還是記錄他？面對一場爭吵，你會因為擔心傷害當事人而迴避，還是會記錄下來放給所有人看？這樣的場景和問題在紀錄片的實操領域太多了。比如，拍攝性工作者是很熱門的主題，容易獲大獎，但是幾乎所有的拍攝都沒有徵得當事人的同意就進行了拍攝。這些片子都把保護性工作者的權益當作口號，但是結果無一例外，嚴重地傷害了當事人。

  紀錄片的使命是呈現真實。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真實都應該被呈現，這本身又是一個問題。

  其實最近兩年，我一直在想一個更新的問題，就是攝影機鏡頭還能記錄真實嗎？比如你來我們公司拍紀錄片，能拍到什麼呢？桌椅板凳、電腦、會議室。我們公司的事實是知識形態的事實，攝像機無法用畫面記錄下來。這個世界越來越多的事實是以人的思想、交流等方式存在的，能指望攝像機鏡頭記錄下來嗎？所以，下一代紀錄片該是什麼樣的呢？這又是一個新問題。

  我之所以嘮叨紀錄片，是因為我碩士研究生學的專業其實就是紀錄片。今天回頭看，這個行當真是十分糾結。

  每一個行業都有自己明確的目標，所有的行業都會因為行業的努力距離這個目標越來越近。而唯獨紀錄片這個行當好像例外，不管怎麼努力，都從來沒有真正接近過自己的目標。每當它覺得自己接近了記錄真實這個目標的時候，真實就變了，就會遠離它，就會呈現出更多的層次、更多的複雜性。

  聊這個話題，其實是想表達一個我自己的小感慨：

  我們經常以為，事實是一個牢靠的地基，我們在這個基礎上，爭奇鬥豔花樣百出地形成自己的觀點。但是，紀錄片這個小物種的命運告訴我們，我們腳下的那個事實的地基，其實搖搖晃晃。那建立在它基礎上的觀點，我們把它說出來的時候，難道不應該謹慎和謙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