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問題增加

  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女生的大學入學率迅速上升。當時，我注意到了學生的變化，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學生越來越多。而且，其中有不少人都有自殘傾向。男學生常見「家裡蹲」、對人恐懼症；女學生常見割腕和進食障礙[7]。很明顯，很多學生都有心理問題。

  眾所周知，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這種國立大學本來就有很高的學生自殺率，很多學生都有心理問題。並不是說90年代之前我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學生。然而，越來越多的學生表現出自殘傾向。這一現象不能歸為一時的特例，而必須被理解為一種新趨勢。

  東京大學的學生都是殘酷競爭的贏家。他們都是優等生，堅信「努力總會有回報」的信條，絕不辜負老師和家長的期望。他們能夠考上，至少說明在此之前的努力確實得到了回報。高考大戰的勝利者一定相信，考上名校是因為自己有能力、肯努力；落榜是因為能力有限、努力不足。敗了就是敗了，落榜生就應該相信競爭的公平，責備自己不夠努力，拼命復讀，來年再戰。

  然而，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單靠能力和努力是無法解決的，比如盡力也是徒勞的戀愛或者朋友關係、不遂人願的學業成績、迷霧重重的前途選擇。他們面臨的最大麻煩就是求職期。即使是那些輕鬆通過筆試進入面試的人，也有可能鎩羽而歸，而且他們還搞不清楚自己為什麼被淘汰。在那種情況下，學生們似乎會覺得自己整個人格都被否定。反覆經歷失敗的人，就會低著頭走進我的辦公室，面如死灰。有的學生僅僅因為求職失敗，就陷入了「我沒有存在的價值」或「想死」的大腦短路狀態。也有一些男生因此一直曠課。當我問起來時，他說：「我離開家去上課，但感覺電車上的所有乘客都盯著我看，我嚇壞了，就回家了。」當時我在東京大學的辦公室被同學們叫作「保健室」。

  即使是男生也面臨著求職的挑戰，更別說許多女生有生以來第一次直面性別歧視。一個女孩曾經開朗積極地跟我說：「我這輩子從來沒有經歷過性別歧視，相反，我因為是個女孩得到的都是好處。」但這個女生在求職時，被企業上了有關性別歧視的生動一課，此後就變得意志消沉，黯然而歸。企業對於怎麼看條件都和自己完全相同的男生卻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面試官不顧性別歧視的黃牌警告，竟然堂堂正正詢問女生是不是自宅通勤，還試探其結婚生育意向；男生哪怕成績可能更差，卻能接二連三地拿到錄用通知……還有自己在不知多少個企業間兜兜轉轉，卻一無所獲的焦躁心情。

  那是在就業冰河期。1991年，泡沫經濟崩潰，衰退開始，應屆生就業市場首當其衝：錄用率顯著下降，其中性別差距拉得更大。儘管《男女僱傭機會均等法》已經頒布，但正是從這一時期經驗來看，這部法律並沒有在經濟衰退期保護女性的就業權益。雖然法律已經明文規定，招聘、錄用過程中嚴禁性別歧視（1997年修訂前僅僅是企業的「努力義務」），但從錄用比例的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招聘企業對女性的歧視是半公開的。在前文提到的早大女生編寫的《我們的應聘手冊》中，登載了招聘過程中的歧視女性案例，其中出現了企業真實名稱。在沒有處罰規定的《均等法》之下，勞動省（當時）本應公布違規企業的真實名稱，但這一許諾從未兌現。

  即使如此，我認為，這些男生女生依然會堅持對「努力總會有回報」的「公平競爭」的信仰，依然會把「優勝劣汰」的結果內化。這就是《均等法》最大的效果——負面效果。在現實中的歧視並沒有消失的社會，單純地相信形式的平等，勝也好，敗也罷，都把原因完全歸於自己：勝則鄙視敗者，敗則妄自菲薄……這就是《均等法》帶來的效果嗎？我實在覺得一片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