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谷底的路途

  要把一個繁榮的社會壓榨到崇禎死彎的谷底，也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需要有步驟分階段進行。我想用田地價格的走向作為這項工程進度的浮標。

  我們知道，田地負擔越重，苛捐雜稅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錢。這就像開飯館一樣，除了交納各項稅費之外，三天兩頭來幾個穿官服的橫吃橫喝，吃完一抹嘴走了，你還得陪笑臉，不然就給你撕一張罰款單，這樣的飯館很難賺錢，自然賣不出好價錢。這就是說，皇上的好壞，貪官污吏的多少，對土地價格影響甚大。土地價格可以近似地看作政府對百姓壓榨程度的浮標。壓榨越狠，價格越低。

  元末明初天下大亂，人口銳減，地廣人稀，田地的價格很便宜，不過一二兩銀子一畝。折成當時的糧價，大約值三四百公斤大米，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六百元左右。明朝中期，天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賦稅也不太重，田地的價格達到高峰，每畝能賣到五十兩到一百兩銀子。折成當時的糧價，大約值一兩萬公斤大米，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三萬元左右。後來，富於理想的好皇上弘治死了，他的頑童兒子正德皇上即位，賦稅繁重，土地價格開始一路走低。據說，在正德和嘉靖之世，人們一度以田為大累贅，有拱手送人而人不肯要的[72]。當然這不是常規，南方土地每畝一般還可以賣十兩八兩銀子，但是政治狀況對地價的影響已經很顯然了。

  嘉靖是在頑童正德之後即位的皇帝。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以敢罵皇帝著稱，他罵嘉靖帝，說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淨。與此相近，崇禎即位後老百姓中也傳開了一句話，把崇禎稱為重征。重征能徵到什麼程度呢？據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三》中記載：「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

  我沒有替崇禎辯護的意思，但我得老實承認，這個數字實在太離譜了，我的第一感覺就是不可能。當時福建的糧食畝產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過賣一兩銀子。這可是白花花的銀子，不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的票子。就算福建的糧價漲瘋了，三石大米也不過賣六兩銀子，怎麼可能收十兩的餉？後來，我看到明朝刑科給事中孫承澤的一份奏疏，他向皇上描述了地方「私派」的問題。設身處地進入他所描繪的地方，我就得承認顧炎武說的十兩並非不可能。孫承澤這樣描繪地方官吏的處境：------忽然就下來了個發文，要取幾千石豆和大米，幾千束草，若干頭健騾，若干條口袋，若干口銅鍋，若干匹戰馬，送到某某部隊駐地交納。------州縣沒有辦法，就先借用正餉送上去。可是攤派到村子裡的，那就比比皆是了。所以，私派比正賦要多。[73]

  私派比正賦多，暗的比明的多，這才是要害。由此我也再一次長了教訓，就是我惡習不改，經常對統治者存有幻想。說到這裡，我乾脆就一併承認了吧：儘管我自稱沒有替皇上辯護的意思，但我內心深處潛伏著對崇禎的同情。這位年輕人當了十七年皇上，滿心焦慮，天天熬夜，不近女色，沒完沒了地批閱文件，處理他難以勝任、恐怕也沒人能夠勝任的天下特大號難題，動不動還要下一道罪己詔作自我批評。十七年如一日，簡直就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換了我當皇上，被那許多誘惑包圍著，我能像他那樣嚴格要求自己嗎？說話要憑良心，皇上可不是壞人，我願意相信皇上，也願意相信中央政府的種種明文規定。可是，我這樣是要犯錯誤的。理解中國歷史和國情的關鍵，恰恰在於搞清楚隱蔽在漂亮文章下邊的實際利害格局。沒有這種格局的保障，那些規定不過表達了政府的善良願望或者騙人唬人的企圖。

  我們還是接著說稅收攤派和土地價格。公派私派和明稅暗稅徵到十兩銀子的份上，地還能要麼？按照顧炎武的說法，這時候人們的反應是：「往往相率欲棄田逃走。」這就意味著，在到達崇禎死彎的谷底之前，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現象，那就是大面積的土地拋荒和流民的出現。流民是土匪或造反隊伍的後備軍，他們的出現又可以更多地製造荒地和流民，進一步壓低田價。 據錢泳《履園叢話》記載，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穀屢荒，人們都以無田為幸運，每畝田價不過一二兩銀子。田的成色稍差，也有白送沒人要的[74]。如果一個飯館白送也沒人要了，或者便宜得一塌糊塗，我們當然可以推測，這時候不會再有人開飯館了，飯館的廚師和服務員也要大規模失業了。事實上這正是明末農民的處境。我們可以看到大量戶口（納稅單位）「逃亡過半」，流民遍天下的記載。

  

  人逃走了，地也荒了，官吏和軍隊的數目卻越來越大，他們總要穿衣吃飯。這就要求我們的父母官更加嚴厲地催逼那些尚未逃走的農民，把他們也逼跑。（明）楊士聰在《玉堂薈記》卷四里痛罵楊嗣昌，說他服毒自殺活該，不死也要建議砍了他的腦袋，砍了腦袋仍然死有餘辜。如此痛罵就是因為楊嗣昌建議加派。他加派的兵餉，只能加於尚未造反的地方，湖廣、河南、陝西、四川這些已亂的地方根本就沒法加。而未亂的地方，「一日未亂，則加派一日未已。」最後鬧到天下全亂，無處加派拉倒。楊士聰描述的大體是一個惡性循環，是崇禎死彎最後階段的加速下跌。

  以上說的都是農村和農業，沒有涉及工商業。實際上，工商業的財富更集中，敲詐勒索起來也比較省事，而官場與鄉紳聯繫密切，與工商業的聯繫卻弱得多，敲詐起來的內部阻力也小得多。所以，在農村發生危機的時候，工商業的失業大軍也出現了。據統計，在山東臨清，73家布店中的45家，33家綢緞店中的21家，都於17世紀初被迫倒閉關門。北京門頭溝的礦工曾在1603年進城示威。蘇州、松江、杭州、北京和所有重要的手工業中心，幾乎每年都出現市民暴動[75]。工商業對稅率和腐敗的反應比農業敏銳得多，農民以肚子的忍耐程度為底線，工商業沒了利潤便要破產。工商業的崩潰導致農產品市場萎縮，又會加劇農村的危機。這方面的內容講起來另是一大篇文章，在此暫且從略。

  在崇禎死彎的下坡路上，明朝的官軍又狠狠地踹了社會一腳。

  明朝的鄖陽巡按高斗樞在《守鄖紀略》中記載了明末的情景和官軍的表現。他說，崇禎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駐守鄖陽。七月初，他從長沙動身，水路到達荊州，路經襄陽，八月初六進入鄖陽。一路數百里的農田裡都長滿了蓬蒿，村落破敗，沒有人煙。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還有城裡人耕種餬口。

  他說，在他抵達鄖陽前的十幾天，左良玉率領的官軍路過此地，二三萬官兵一湧入城，城中沒有一家沒有兵的。「淫污之狀不可言」。住了幾天大軍開拔，又將城裡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後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紳和百姓見到他，無不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

  高斗樞不願細說官軍的「淫污之狀」，但我們可以在別處找到補充材料。李清在《三垣筆記·下·弘光》中說：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盜，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將人夾住，小火燒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們搶掠來婦女，公然在大街上姦污。將她們拉到船上搶走時，有人望著岸上的父親或丈夫哭泣，立刻被這些兵砍下腦袋來。

  公平地說，左良玉的部隊在明朝官軍中並不是最壞的。他們燒殺搶掠，但是好歹還能打仗，這總比那些見到百姓如狼似虎，見到清兵和土匪便抱頭鼠竄的傢伙管點用。另外，官軍搶劫百姓，明朝官府要負多一半的責任。儘管官府的稅費一征再征，仍然嚴重拖欠軍餉。士兵們被迫賣命打仗，卻又缺糧斷餉，搶劫起來自然理直氣壯，軍官們也就不敢真管——已經有許多把官兵逼反的先例。在這個意義上，官軍的搶劫等於一次刮地三尺的極其兇殘的高額徵稅，過度和違法之處，則相當於政府攤派和收稅時免不了的「腐敗稅」，當時的正式稱呼叫「陋規」，或者叫「常例」，反正都是那些按規矩必定落入貪官污吏腰包的黑錢。

  明朝的官軍數以百萬計，這是橫行天下的百萬豺狼餓虎，在計算崇禎死彎及其谷底的時候無法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