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廣的背景

  李自成造反並非偶然。他不過是一場在時間和空間上更為深廣的政府與民間衝突的一部分。統治集團壟斷了所有權力，壓榨老百姓，這本來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老百姓一盤散沙，根本抵擋不住，這個社會遲早要沉落到崇禎死彎的谷底。而李自成不過是一波又一波的谷底中的一塊硬石頭，他既不是開始，也不是結束。

  秦二世元年七月，農民陳勝吳廣和九百戍卒到現在的北京一帶服役，大雨路斷，不能按期趕到，依法當斬。這二位商量如何是好，商量的內容就是如何對付政府，不同的對策有什麼樣的風險和前景。繼續趕路無疑是自己送死，而逃亡與造反比起來，吳廣認為二者的風險差不多，仍是一個死。陳勝說天下苦於秦朝的統治已經很久了，造反倒有可能成功。於是決定造反。通過這個我們已經熟悉的計算，可以斷定陳勝吳廣正處於標準的崇禎死彎的谷底。而「天下苦秦久矣」，則意味著全國人民的處境離崇禎死彎的谷底不遠了，這確實是造反成功的絕好條件。後來陳勝吳廣對同夥做了一個的動員報告，大講眾人的「谷底」處境。這大概是中國歷史所記載的最早的造反動員報告。

  動員報告說：大家遇雨，全都不能按期趕到了。誤期就要砍頭。就算不砍頭，戍邊的死亡率通常也有十之六七。壯士不死則已，死就要幹大事出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66]眾人贊成這個結論，於是造反，天下大亂，秦朝由此滅亡。

  這是公元前209年發生的事情，但這類事情在隨後的兩千多年中不斷重複著。政府和百姓的這種致命的衝突，一直沒有得到徹底的體制性的解決。我們的祖先竟好像記吃不記打一樣，總在同一個問題上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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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陳勝吳廣造反的1560年之後，李自成造反的278年之前，明朝創始人朱元璋25歲，正在安徽鳳陽的一座寺院裡當和尚。和李自成一樣，他也是因為家裡太窮才出家當和尚的。當時元朝已經用沉重的徭役和赤裸裸的腐敗逼出了紅巾軍，官兵和造反者殺來殺去，天下已亂，官兵經常捕殺良民冒充戰功。這時候朱元璋開始計算凶吉。他想入伙造反，又怕風險大。留在寺院裡，又遲早要給官軍捆去請賞。正在計算不清的時候，同村的哥們兒湯和托人帶給他一封信。信中說，他投奔了紅巾軍，已經當到千戶（類似現在的團長）了，勸朱元璋也去入伙。朱元璋燒掉信，猶豫了好幾天，同屋的師兄悄悄告訴他，前天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府告發[67]。

  我們知道，這時候的朱元璋已經走投無路，接近崇禎死彎的谷底了。但是朱元璋辦事很慎重，他拿不定主意，就回到村里和另外一個哥們兒商量。他的問題是：是在廟裡等著人家抓呢，還是起來跟他們拼了[68]？那位哥們兒認為還是投紅巾軍好，但又不敢肯定，就勸他回去向菩薩討一卦，聽菩薩的。朱元璋回到寺院，發現寺院被燒光了，和尚們也跑光了。據說官軍認為紅巾軍供奉彌勒佛，和尚也供奉彌勒佛，怕和尚給紅巾軍當間諜，就挨著班燒寺院。這天正好燒了朱元璋的安身之處，他沒了吃飯的地方。谷底到了。

  朱元璋還是討了一卦。結果，留下是凶，逃走也是凶。和吳廣當年分析的結果一樣，風險相同。投紅巾軍呢？答案是吉。於是，這位即將埋葬元朝的人上路了，投奔紅巾軍去了。

  還不到三百年，世道又轉了一個圈，輪到朱元璋的子孫面對當年明太祖一流的人物了。

  明末陝西農民造反的第一人是白水王二，時間是天啟六年（1627年），比朱元璋晚275年，比李自成早三年。

  那年三月，澄城知縣張斗耀在大旱之年仍然催征不已，而且手段殘酷，老百姓受不住了。有個叫王二的人，在山上糾集了數百人，都用墨塗黑了臉。王二高叫道：「誰敢殺張知縣？」眾人齊聲回答：「我敢！」當時的口語與現在非常接近，這敢不敢的問答是史書記錄的原話，並不是我的翻譯。問答之後，這伙黑面人下山，擁入縣城，守門者嚇得躲在一旁。眾人徑直闖入縣政府大院，而此時的張知縣正在「坐堂比糧」——按照條文規定，坐在大堂上用刑，催逼百姓完糧納稅。黑面人各持兵器擁上公堂，張知縣逃到自己在縣政府大院後面的住宅里，亂民直入私宅，將張知縣亂刀砍死。然後，王二等人退聚山中[69]。明末陝西農民起義從此開幕。

  在我看來，張知縣死得頗為冤枉。他怎麼會死呢？按照官方理論的說法，這類惡性事件根本就不可能發生。官府和百姓是一家人，他們的關係就好像父母和子女的關係，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朱元璋來自貧苦大眾，本人就是崇禎死彎的谷底中的一塊有名的石頭，很明白政府和人民的親情是怎麼回事，也很注意強調他們一家人的關係。我們知道他有賑災方面的漂亮規定，那就是親情的證明。按照那些漂亮的規定，坐在大堂上的張知縣應該正在放糧而不是催糧。下邊應該有頌聲一片，怎麼竟冒出一群黑臉的持刀大漢呢？誰都明白，開倉放糧是一件很得人心的事情，甚至是很有油水的事情，更何況放糧又不是放他張家的糧。難道張斗耀這傢伙有毛病，不喜歡用別人的錢給自己買好，偏偏要冒險得罪人，替別人討債麼？或者他別有苦衷？

  據給事中李清記載，崇禎剛即位，便嚴於徵收錢糧，並且做了一些具體嚴格的規定。譬如知府不完成賦稅不能升遷，知縣等官員不完成賦稅任務乾脆就不能參加升遷前的考選。這是用胡蘿蔔勾引毛驢前進的政策。同時還有大棒驅趕的政策。完不成錢糧任務要降級，還要扣罰俸祿。這可不是虛張聲勢，松江府和蘇州府的錢糧任務重，竟有扣罰俸祿數十次，降十級八級的情況。而且參與考成的完糧納稅指標不僅是正額遼餉，後來又加上了許多雜七雜八的項目。其內容之龐雜，連戶部（財政部）的局長們都搞不清楚了，只能依靠具體登記辦事的書手處理[70]。

  如此說來，縣官催比錢糧，根本就是中央政府和皇上逼的。工資和烏紗帽畢竟在人家手裡，而不在老百姓手裡。在這種情況下，知縣們如何是好呢？

  目前我知道的至少有三種辦法。第一個辦法，也是最老實或者叫最笨的辦法，就是拿百姓開刀。張知縣是在崇禎即位前一年被殺的，我們不好把導致張知縣死亡的責任扣到崇禎頭上，但崇禎實行的政策更加嚴厲，手段也更多，縣官和百姓身上的壓力更大。給事中李清有一次路過魯西北的恩縣（今山東平原縣一帶），親眼看到縣令催比錢糧，將老百姓打得「血流盈階」。他說，這裡本來就是窮地方，錢糧任務難以完成，但是正餉雜項無一不考成，通過了考成才有升任科道美缺的希望，於是無人不催科[71]。中央政府設置的賞罰格局如此，張知縣們面對的就是一個簡單問題：你自己的前程和工資重要，還是某個欠稅農民的屁股重要？

  當然也有取巧的辦法。既然財政部的司局長們都搞不清楚那些苛捐雜稅的名目，便很有可能矇混過關。明朝有一句描繪官場潛規則的行話，叫做「未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天子本來是最大的，當然要朝拜，而且應該排在第一位。但書手是負責登記造帳的，在沒有完成錢糧任務的情況下，可以向書手行賄，讓他們在帳目上做手腳，「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反正皇上和那些局長也搞不清楚。在這個意義上，書手比天子更能影響地方官的命運，自然要排在皇上前邊。

  我在顧山貞的《客滇述》上還看到過一個知縣完成錢糧任務的高招。他說，崇禎派廖大亨當四川巡撫的時候，彭縣的欠稅很多，當地的知縣就想了一個辦法，以這些欠帳作為衙役的工資，讓衙役們自己去要。這顯然是一個調動廣大衙役追討欠款積極性的好辦法。崇禎十三年除夕前，衙役們大舉追索，鬧得民間怨聲載道。

  沒想到衙役們的積極性一高，老百姓被逼到崇禎死彎的谷底了。進入正月，彭縣「豪民」王綱、仁紀敲著鑼召集群眾，發出「除衙蠹」的倡議，眾人熱烈響應，將衙役們的家全部搗毀。四川的各州各縣聞風而起，將彭縣的「除衙蠹」運動擴充為「除五蠹」運動。其中既包括了州縣的吏胥衙役，還包括了府蠹——依仗王府勢力橫行霸道者，豪蠹——民間恃強陵弱者，宦蠹——縉紳地主家的豪奴惡僕，學蠹——包攬詞訟生事害人的秀才。在這場群眾運動中，「五蠹」中被活活打死的，被扔到鍋里燉爛的，被推入土窖活埋的，「不可勝記」。

  這場運動在新繁、彭山等縣蔓延，省會成都的城門前也聚集了眾多的百姓，「呼噪城下」。官方多方撫慰，而老百姓似乎非要討個什麼說法，不肯聽政府的話。於是政府派出正規軍鎮壓，這才恢復了安定團結局面。此事的最後處理結果，是以激起民變的罪名將四川巡撫廖大亨撤職，發配邊疆。

  我不清楚廖大亨為人如何，但就事論事，他也怪倒霉的，完全給皇上當了替罪羊。民變的直接起因是追討欠稅，而這一條原因與崇禎的政策有關，廖大亨最多不過是執行者之一。在執行的過程中，衙蠹想必還有許多敲詐勒索多吃多拿的腐敗行為，但這只能算依附性的。再說衙門中的腐敗乃是明朝二百多年深厚積累的成果，廖大亨何許人，能有清除百年腐敗的本事？

  有意思的是，群眾運動中打出了「除五蠹」旗號，這分明是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表白。我們的先人只要求除去旗杆上的蠹蟲，並不想砍倒龍旗。衙門還是好的，但裡邊的蠹蟲很壞。如此主張是出於自衛策略的考慮呢，還是我們祖先的真實想法呢？我認為這是他們的真實想法，因為我們在別處並沒有看到什麼高見。李自成似乎走得最遠，他反皇帝，但他的目標是自己當皇帝，然後再像朱元璋那樣制訂出許多漂亮的規定，再漸漸變成具文，過二三百年再重複鬧那麼一場。這算不得高見。我這麼說並沒有責備古人的意思。想想如今我們的狀況和水平，我們的祖先確實也無須慚愧，應該慚愧的倒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