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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讀到上邊那些故事的時候，我心裡總有些懷疑。最叫我懷疑一點，就是礦使和稅監們太壞了。在我的生活常識里，純粹的惡棍就像純粹的聖人一樣罕見，怎麼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壞蛋？這未免太湊巧了。我想，中國史書傾向於把太監和女人描寫成禍水，為皇上或者為專制制度開脫責任，恐怕不能全信。

  幫助我想通此事的最後一遍重複，是一本描寫1900年—1942年的華北農村的書，那裡講了清末民初北京良鄉縣吳店村的村長變換的故事[21]。

  清朝末年，良鄉吳店村的公共事務由村中精英組成的公會負責，這些精英通常是比較富裕又受過一些教育的人，社會聲望比較高。當時的捐稅很輕，首事們往往自己交納而不向村民徵收，因為他們更在乎聲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點小錢。

  1919年開始，軍閥們在北京周圍爭奪地盤，先後有直皖之戰和三次直奉之戰，軍閥們毫無節制地向村莊勒索後勤供應。這時，不願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賠不起的村長就開始離開公職，而把這個職位當做一種撈油水的手段的人們則頂了上來。這時候出來當村長的兩個人，先後都因貪污和侵吞公款被縣政府傳訊。賠款出獄後，這樣的人居然還能繼續當村長，因為沒有好人願意干。

  這就是說，當政權大量徵收苛捐雜稅的時候，比較在乎榮譽的人就從村級領導的位置上退出了，這類人就是司馬直那樣的人物。而替換上來的，通常是敢於也善於徵收苛捐雜稅的人物，譬如陳奉那樣的人物。更明白地說，一個變質的政府，一個剝削性的越來越強，服務性越來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變質的官員，需要他們泯滅良心，心狠手辣，否則就要請你走人。這就是此前300年陳奉與馮應京相替換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這種背景下，清官和惡棍的混合比例並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選擇的結果。惡政好比是一面篩子，淘汰清官，選擇惡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