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是有等級的

  道光十九年（1839年），山西巡撫（省委一把手）申啟賢到雁北一帶視察工作。路過代州（今代縣），當地一些里正（類似村長）和紳耆（類似老知識分子或退休老幹部）攔住轎子告狀，反映驛站在徵收號草中的問題[9]。攔大官的轎子和敲登聞鼓告狀一樣，都是很叫領導反感的行為，所告事實如有出入，按規定就要打八十板子，這是足以要老頭們的性命的責罰。韓愈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讓這些老頭和村幹部感到不公平，非要鳴一聲不可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清朝的驛站近似現在的郵政局，號草就是驛站馬匹食用的草料。這些草料由本縣百姓分攤，定期交納。那些老人和村長控訴說，驛站收號草有兩條不公平，一是大秤不准，經常七八十斤號草上秤而秤不起花；二是必須向收號草的驛書和家人交納使費，不然他們就不肯收。

  第一條無須解釋了。第二條，用當代語言來說，就是非得再掏一筆辛苦費，才能請動驛書和「家人」的大駕，勞動他們收你的號草。驛書近似現在的縣郵政局領導，「家人」則是縣領導的私人親信，近似生活秘書。《大清會典》規定，驛站的財政費用由當地州縣政府提供，縣領導派親信來收號草，就體現了這重權力和責任。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告狀者的無奈：縣領導的家人敲詐勒索，怎能不攔住省領導告狀？

  據申啟賢巡撫自己說，那些老頭攔住他告狀的時候，他已經生了病，性情煩躁，也沒有深究是非對錯，就下令掌責——打了那些老頭一頓耳光。不過剛打完就後悔了，心裡感到不安。他說，那些挨打的老頭「俱白髮飄蕭」，他害怕這頓耳光打會出人命來。於是將此案件批給道台張集馨（近似雁北地委一把手）親自訊問，在半路上申巡撫又專門寫了一封信，叮囑張集馨處理好這件事。

  申啟賢感到不安是有道理的。人們為了千八百斤草料可以攔路告狀，卻不見得去「京控」。去北京上訪是一件代價很高、成功率卻很低的事情。但是出了人命就不一樣了，苦主輕易不會善罷甘休。再說那些老頭和村幹部還可以分擔「京控」的費用，這就不僅願意告，也告得起。一旦進入告省級領導的京控程序，就可能有欽差大臣下來調查。按照常規，欽差大臣會抹平此事，但是省、地、縣都要付出相當可觀的代價，兩三萬兩銀子的「欽差費」肯定是免不了的。按糧價折算，兩三萬兩銀子將近五百萬人民幣，逞一時之快值不值這筆巨款，申啟賢不能不犯嘀咕。以上推測還沒有考慮到良心的作用。不過就我所知，申巡撫雖然不是惡棍，但他的良心也不是很敏感，不算也罷。

  我想講的故事到此才算正式開始。

  

  經過調查，張集馨發現，那些白交還要遭受兩重刁難的號草，按規定竟要由政府向民間購買。國家規定的收購價格是一文錢一斤。折算為現在的貨幣和度量單位，大概就是兩毛多錢一公斤。當地每年收驛草十多萬斤，財政撥款將近人民幣兩萬元，但是這筆錢根本就到不了百姓手裡。張集馨寫道：「官雖發價而民不能領，民習安之。」

  我想強調一句：這裡顯現了三種公平的標準。按照正式規定，老百姓在名義上的權利竟然如此之大，他們不僅不應該被官府的黑秤剋扣，不應該交納使費，相反，他們還應該從官方拿到一筆買草錢。這當然是頭等的公平，但只是名義上的東西，並不是老百姓真正指望的標準。「民習安之」的標準，是白交驛草但不受刁難的標準，這是比正式規定降低了一個等級的標準。百姓膽敢不滿意的，只是使用黑秤外加勒索使費，並不是白交驛草。官吏和衙役們得寸進尺，想讓老百姓在認可第二等標準之後再認可這第三等標準，村幹部們不肯認帳，這才有了攔路告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