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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法傷害權在監獄裡表現得最為充分，陋規也就特別多。

  清朝文學家方庖蹲過中央級的監獄，並且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獄中雜記》。他寫道：康熙五十一年三月（1715年），我在刑部監獄，每天都看見三四個犯人死掉從牆洞裡拉出去。一塊坐牢的洪洞縣的杜縣令說，這是病死的。現在天時正，死的還算少，往年多的時候每天死十數人。……我問：北京市有市級的監獄，有五城御史司坊（監察部系統），為什麼刑部的囚犯還這麼多？杜縣令回答說：刑部的那些喜歡折騰事的司局長們，下邊的辦事人員、獄官、禁卒，都獲利於囚犯之多，只要有點關聯便想方設法給弄到這裡來。一旦入了獄，不管有罪沒罪，必械手足，置老監，弄得他們苦不可忍，然後開導他們，教他們如何取保，出獄居住，迫使他們傾家蕩產解除痛苦，而當官的就與吏胥們私分這些錢財。

  方庖提到的這些榨取錢財的手段，晚清譴責小說作家李伯元在《活地獄》里有詳細的描寫：

  山西陽高縣有個叫黃升的人，無辜被牽連入獄。衙役的快班頭子史湘泉把他關在班房裡，故意用鏈子把他鎖在尿缸旁邊，那根鏈子一頭套在脖子上，一頭繞在柵欄上。鏈子收得很緊，讓他無法坐下，就這樣拘了大半天。直到掌燈時分，史湘泉出來與黃升講價錢了。

  「你想舒服，卻也容易，裡邊屋裡，有高鋪，有桌子，要吃什麽，有什麽。」說著便把黃升鏈子解下來，拿到手裡，同著他向北首那個小門，推門進去，只見裡面另是一大間，兩面擺著十幾張鋪，也有睡覺的，也有躺著吃煙的。黃升看了一會兒，便對史湘泉說：「這屋裡也好。」史湘泉道：「這個屋可是不容易住的。」黃升問他怎的，史湘泉說：「進這屋有一定價錢。先花50吊（按糧價折算，每吊錢至少相當於60元人民幣），方許進這屋；再花30吊，去掉鏈子；再花20吊，可以地下打鋪；要高鋪又得30吊，倘若吃鴉片煙，你自己帶來也好，我們代辦也好，開一回燈，5吊。如果天天開，拿一百吊包掉也好。其餘吃菜吃飯，都有價錢，長包也好，吃一頓算一頓也好。」

  黃升聽了，把舌頭一伸道：「要這些嗎？」史湘泉道：「這是通行大例，在你面上不算多要。你瞧那邊蹲著的那一個，他一共出了300吊，我還不給他打鋪哩。」

  這位黃升偏偏身上沒有帶錢，史湘泉一怒，將他送入一道柵欄門，裡邊的犯人又讓他掏錢孝敬，黃升拿不出來，眾人便一擁而上，將他打了個半死，又罰站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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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處決的死刑犯應該是最難敲詐的了，但是吏胥們依然有辦法，他們可以在行刑和捆綁的方式上做交易。

  據方苞記載，即將執行死刑的時候，行刑者先在門外等候，讓他的同夥入獄談判，索要財物。當時的術語叫「斯羅」。如果犯人富裕，就找他們的親戚談。如果犯人窮，就找他們本人談。他們對陵遲處死的犯人說：順我，就先刺心，否則把你胳膊腿都卸光了，心還不死。對絞刑犯則說：順我，一上來就讓你斷氣。否則就縊你三次，再加上別的手段，然後才讓你死（在此提一句，李大釗先生就被縊了三次才死）。最難做手腳的斬首，他們還可以「質其首」——難道劊子手還能扣留腦袋麼？我搞不清楚究竟如何「質」腦袋，姑且原文照抄。

  以上是行刑者的交易方式。憑藉他們手裡的「合法傷害權」，一般能從富裕者那裡敲出數十兩甚至上百兩銀子，從貧窮者那裡也能把衣服行李敲乾淨。完全敲不出來的，就按照事先威脅的辦法痛加折磨。

  負責捆犯人的也這樣。方苞說，不賄賂他，在捆縛時就先將其筋骨扭斷。每年宣判的時候，死刑和死緩犯一概捆縛，押赴刑場待命，被處決的有十之三四，活下來的要幾個月才能將捆傷養好。有的人會落下終身殘疾。

  方苞曾經問一個老胥，說你們無非想要點東西，又沒有什麼仇，實在沒東西，最後也別那麼折磨人家，這不是積德行善的好事嗎？老胥回答說：這是「立法」，目的是警告旁人和後人。不這樣做，別人就會心存僥倖。

  吏胥們對自己立的法——「刑獄潛規則」顯然是一絲不苟的。與方苞同時被捕上刑的有三個人，一個人以三十兩銀子行賄，骨頭受了一點傷，養了一個月才好。另外一個人賄賂的銀子比前者多一倍，皮肉受了點傷，十來天就好了。第三個人掏的銀子還要多一倍，當天晚上就可以像平常一樣走路了。曾有人問過這樣一個問題：罪人貧富不均，都掏錢就行了，何必再製造多寡的差別呢？回答說：沒有差別，誰肯多掏錢[4]？

  監獄和班房（類似臨時拘留所）是合法傷害權密集的大本營，因此也是貪官污吏的鎮山之寶。說到極端處，犯人在監獄和班房中凍餓病死，或者叫庾斃，官府是不用承擔責任的。這是比巡航飛彈還要厲害的一種武器。巡航飛彈固然是低風險傷人的利器，畢竟還需要花錢生產，而庾斃幾條人命卻不用你掏一文錢，甚至還能幫助你賺點囚糧、囚衣、醫藥和鋪蓋錢。合法傷害權的根基既然如此美妙，抽出許多粗黑的枝條，開出許多賊花樣，一概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