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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正式規定是怎麼樣的，掌握了合法傷害權的人就是牛氣得要命。在他們的眼睛裡，老百姓形同魚肉。我們的祖先也就以「魚肉百姓」一詞來形容這些人和老百姓的關係。

  據《竹葉亭雜記》[2]記載，清代的四川有一種流行甚廣的陋規，名叫「賊開花」。每當民間發生盜竊案件，州縣地方官接到報案後，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調查，先把被盜人家周圍的富戶指為窩贓戶。既然認定嫌疑犯是官吏們的合法權力，關押嫌疑犯也是他們的合法權力，他們這麼做當然沒什麼風險。那些被指為窩贓戶的人家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家裡無人做官，沒有後台。於是官府放心大膽地把他們拘押起來敲詐勒索，每報一案，往往牽連數家，「賊開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為窩贓的富戶，特別害怕坐牢，只能自認倒霉，拿出大把的錢來賄賂官吏，打點差役。官吏撈足了錢，才把這些富戶放出來，並宣布他們沒有窩贓。在術語裡這叫「洗賊名」。

  最初看到這些歷史記載的時候，我曾經設身處地替那些被敲詐者想過，結論是；如果換了我，就要讀書科舉，混個功名在身，讓他們不敢敲詐。不過這是很有個人特色的對策，只能自保卻不能普度眾生，並且遠水解不了近渴，顯然不是正經辦法。後來我找到了正經辦法。在清朝人段光清寫的一本書里，我看到了安徽宿松縣民間用來對付這種敲詐的高招，不禁被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所折服。

  據《鏡湖自撰年譜》[3]道光十七年（1837年）記載，這年九月，小地主段光清（當時已經中了舉人，即有了國家幹部的身份）的佃戶及其家境稍好的幾戶鄰居，忽然被差役傳喚，誣陷他們接了賊贓。段光清說，這是失主與捕役串通好了，囑咐盜賊咬他們一口，藉此敲一筆錢。佃戶找到段光清的哥哥哭訴，段光清的哥哥就找他商量對策。

  段光清首先回顧歷史，從前人的智慧和經驗里尋求啟發。他說，父親曾經說過，嘉慶初年（1797年前後）鄉里有一種惡習，乞丐生病倒斃了，地方無賴就要藉機生出波瀾，說必須要經過地方官驗屍才能掩埋。而地方官每次下鄉驗屍，必定要帶一大群人。仵作和刑書自是必需的，還要包括縣衙門裡院的門印、籤押、押班、小使，外院的六房、三班，再加上地方官的儀衛、皂隸、馬仆、轎夫，浩浩蕩蕩多至百餘人。於是，只聽得地方官驗屍的鑼聲一響，鄉下有數百畝家產的人家，就要傾家蕩產，連灰也剩不下了。

  段光清說，父親當時的辦法是：召集同鄉的紳衿到縣裡向領導請示，如果乞丐確實是自己死了，經檢驗沒有傷痕，可以由地保掩埋，無須報官府驗屍。領導同意了，還把這條規定刻在石碑上，立在路旁。段光清沒有說他父親拜見縣領導的時候帶沒帶銀子，從情理推測，應該不至於空手去求人。從下文推測，前輩很可能以某種方式孝敬了父母官。

  段光清聯繫現實，說如今囑託盜賊栽贓，這又是一種惡習。兄長最好召集同鄉開一個會，大家湊一筆經費，每年給負責本片的捕役數千，作為他們辛辛苦苦為我們抓盜賊的獎勵，同時要求他們別再囑託盜賊誣扳良民。段光清的哥哥接受建議，召集同鄉開了會，果然大家踴躍掏錢，賊開花的問題就這樣得到了雙方滿意的解決。至於和吏胥談判的具體過程，段光清沒有記載，但有三個意思恐怕兜多大圈子也要表達出來：「我們承認你們能害我們，我們掏錢，你們別再用這種手段害我們了。」這看上去很像是和黑手黨打交道，我也承認，在辨別專制政府與黑手黨的實質性區別時，我經常感到自己愚鈍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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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合法傷害權是很值錢的。有了這種權力，沒有錢可以有錢，沒有斂錢的規矩可以創造出規矩。用古漢語一個簡潔貼切的詞來表達，這叫「勢所必至」。勢之所至，潛規則生焉。即使這規則不合法，也可以轉彎抹角將它裝扮起來——廣大群眾愛護人民警察，湊點錢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這難道有什麼不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