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魂靈 俄國 N·V· 果戈理 作 序言

  一

  果戈理的長篇小說《死魂靈》，在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史上，是占著特殊的地位的。這是有藝術價值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其中呈現著出於偉大的藝術家和寫實主義者的畫筆的，俄國社會的生活的巨大而真實的圖像。在這小說里，俄國的詩人這才竭力將對於舊習慣的他個人的同情和反感，他的教化的道德的觀察，編入他的小說和故事裡面去，而又只抱定一個希望：說出他所生活著的時代的黑暗方面的真實來。

  由這意義說，《死魂靈》之在俄國文學史上，是成了開闢一個新時代的記念碑的。

  在十九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即所謂「浪漫諦克」和「感情洋溢」的時期——中，不住的牽制著俄國詩人的，只有一個事物，就是他個人。什麼都遠不及他自己，和一切他的思想，心情，幻想的自由活動的重要。他只知道敘述一切環境，怎樣反映於他自己，即詩人；所以他和這環境的關係，總不過純是主觀的。但到十九世紀的第四個十年中，藝術家對於自己的環境的這主觀的態度，卻很迅速的起了變化，而且立即向這方向前進了。從此以來，藝術家的努力，首先是在竭力誠實地，完全地，來抓住人生，並且加以再現；人生本身的紛繁和牴牾，對於他詩人，現在是他的興趣的最重要的對象了。他開始深入，詳加析分，於是純粹地，誠實地，複寫其全體或者一部份。藝術家以為最大的功勞，是在使自己的同情和反感退後，力求其隱藏。他惟竭力客觀地，並且不懷成見地來抓住他所處置的材料，悉數收為己有。

  藝術家的轉向客觀的描寫，有果戈理這才非常顯明的見於俄國文學中，在《巡按使》和《死魂靈》上，我們擁有兩幅尼古拉一世時代的極寫實的圖畫。果戈理是在西歐也負俄國文學的盛譽的所謂「自然主義」派的開基人。一切俄國的藝術家，是全都追蹤果戈理的前軌的，他們以環境為辛苦的，根本的研究的對象，將它們作為全體或者一部份，客觀的地，但也藝術的地再現出來。這是一切偉大的俄國藝術家的工作方法；從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基和阿思德羅夫斯基以至岡察羅夫，托爾斯泰和薩爾蒂珂夫—錫且特林。如果他們之中，有誰在他的著作里發表著自己的世界觀，並且總愛留連於和他最相近的形態；如果他在真實的圖像中，織進他個人的觀察，肯在讀者前面，說出一種信仰告白來，那麼，他的著作先就是活真實的偉大而詳細的肖像，是一個時代的歷史的記念碑：並非發表著他個人的見解和感情，卻在抓住那滾過他眼前的人生的觀念和輪廓。

  果戈理的創作，在俄國文學的發達上，該有怎樣的強大的影響，也就可想而知了。偏於教訓的哀情小說，無關人生的傳奇小說，以及散文所寫的許多抒情詩似的述懷，都逐步的退走，將地方讓給環境故事——給寫實的，逼真的世情小說和它那遠大的前程：給提醒讀者，使對於人生和周圍的真實，取一種批評態度的散文故事了。

  二

  然而一開始，就毅然的使藝術和人生相接近的作家——尼古拉·華希理維支·果戈理（一八〇九— 一八五二）——在天性上，卻絕非沉靜的，冰冷的觀察者，或者具有批評的智力，和那幻想，知道著控制他猛烈的欲求的人。

  

  果戈理是帶著一個真的浪漫的魂靈，到了這世界上來的，但他的使命，卻在將詩學供獻於寫實的，沉著而冷靜的自然描寫，來作純粹的規模。在這矛盾中，就決定的伏著他一生的全部的悲劇。

  果戈理是純然屬於這一類人的，他以為現世不過是未來的理想上的一個前兆，而且有堅強的信仰，沉酣於他的神靈所授的使命。

  這一類人的精神的特質，是不斷的舉他到別一世界去——到一個圓滿的世界，他在這裡放著他所珍重的一切：對於正義的定規的他的概念，對於永久之愛的他的信仰，以及替換流轉的真實。這理想的世界，引導著他的一生，當黑暗的日子和時間，這就在他前面照耀。隨時隨地，他都在這裡發見他的獎賞，或者責罰和裁判，這些賞罰，不斷的指揮著他的智力和幻想，而且往往勾攝了他的注意，使他把大地遺忘；但當人正在為了形成塵世的存在，艱難的工作時，它卻更往往是支持住他的柱石。

  一個人懷著這樣的確信，他就總是或者落在人生之後，或者奔跑在這之前。在確定和現實的面前，他能夠不投降，不屈服。實際的生活，由他看來幾乎常是無價值的，而且大抵加以蔑視。他要把自己的概念和見解，由實在逼進夢幻里，還往往神馳於他所臆造的過去；然而平時卻生活於美麗的將來的豫先賞味中：對於現實的一種冷靜的批評的態度，和他是不相合的，因為他總以成見來看現實，又把這硬歸入他信為和現實相反的人生要義里去了。他不善於使自己的努力和貯力相調和，也不能辛苦地，內面的地，將他的所有才能，用於自己的生活的勞作；極困難的問題，在他是覺得很容易解決的，但立刻又來了一個小失敗，於是他就如別人一樣，失掉了平衡，使他不快活。他眷戀著自己所安排的關於人生的理想和概念，所以要和這形成我們的生活的難逃而必然的繼承部份的塵世的散文相適應，是十分困難的。

  對於這樣的人，我們稱之為「浪漫者」，這用的是一個暗晦的老名詞，所指的特徵，是感情的過量，勝於智力，狂熱勝於瞬間的興味。

  人和作家的果戈理的全部悲劇，即成立在這裡面，他那精神上的浪漫的心情，因為矛盾，只得將他自己的創作拆穿了。他是一個浪漫者，具有這典型的一切性格上的特徵，他愛在幻想的世界，即仰慕和豫期的世界中活動，這就是說，他或者美化人生，加以裝飾使這變成童話，或者照著他的宗教和道德的概念，來想像這人生。他在開口於他的夢境和實狀之間的破裂之下，有過可怕的經驗，他覺察到，但做不到對於存立和確定，用一種健全的批判，來柔和那苦惱和渴慕的心情。他也如一切浪漫者一樣，偏愛他自己所創造的人生理想，而且——說起要點來——他所自任為天職的，是催促這理想的近來，和準備在世界上得到最後的勝利。他不但是一個夢幻的浪漫者，卻也是一個戰鬥的浪漫者。

  然而在一切他的浪漫的資質中，果戈理卻具有一種驚人的天稟，這就造成了他一生中的所有幸福和美點，但同時也造出所有的不幸來：他有特別的才能，來發見實際生活的一切可憐，猥瑣，膚淺，污穢和平庸，而且到處看出它的存在。生活的散文的方面，是浪漫者大抵故意漠不關心，加以輕視，或者想要加以輕視的，但這些一切，卻都擁到果戈理的調色版上，儼然達到藝術的具體化了。天性是這樣的浪漫者，而描寫起來，又全為非浪漫的或反浪漫的一個這樣的藝術家如果戈理的人，產生的非常之少。所以藝術家一到心情和創作的才能都這樣的分裂時，即自然要受重大的苦惱，也不能從堅牢的分裂離開，這分裂，是只由這兩種精神中的一種得到勝利，這才能夠結束的：或者那用毫無粉飾的散文來描寫人生的才幹，在藝術家裡撲滅了他的精神的浪漫的堅持，或者反之，浪漫的情調由藝術來悶死和破壞了誠實地再現人生的力量。

  實際上是出現了後一事：果戈理的對於寫實的人生描寫的偉大的才能消失了，他總是日見其化為一個宗教和道德思想的純粹而率直的宣講者。但當已將消滅之前，這寫實的能手卻還燦然一亮，在《死魂靈》里，最末一次放出了他那全部的光輝。

  三

  這部長篇小說是果戈理的天才的晚成的果實。是他的幻想的浪漫的傾向和他的鋒利而誠實的人生觀察的強有力的天稟之間，起了長久的爭鬥之後，這才能夠完成的著作。

  在他的第一部小說《狄亢加鄉村的夜晚》（一八三一至三二年）里，這分裂的最初的痕跡就已經顯然可見了。在這小說里，果戈理是作為一個小俄羅斯生活和下層民眾的描寫者而出現的，但同時也是幻想的詩人，將古代的傳說從新創造，使它復活。這最早的作品很分明的可見兩種風格的混合，但其間自然還以夢幻的一面為多。就是自然敘述和所寫人物中的許多性格描寫，也保持著這風格——縱使果戈理固然也並不排斥用純粹的簡樸和一致的精神以及真正的寫實法，來表現別的人物和情形。從這兩種風格的混合，如喜和悲，哭和笑的交替的代謝，就清楚的顯示著詩人的創作還沒有取得確定的方向，然而其中也存留著印象，知道藝術家的魂靈，那時已經演過內面的戰鬥了：夢幻者的理想主義，不能踏倒那看穿了實際上的一切可憎和庸俗，而他自己卻竭力在把握並顯示別一種更崇高，更理想的意義的寫實者的強有力的天資。

  關於藝術的創作的這崇高而理想的意義，果戈理是在開始他作家事業的第一年，就已大加思索的。那時特別煩擾著他的，是浪漫者非常愛好的主題，就是凡有夢幻者，理想者和藝術家一遇到運命極不寬容地使討厭的，嚴酷的現實和他衝突的時候，就一定提了出來的那苦惱。果戈理在他的短篇小說《肖像》里，就很深刻的運用了夢幻和生活之間的分裂的問題。

  這篇小說的梗概極像霍夫曼[1]的一篇故事。那故事敘述著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精神的傳奇，他為了貪慾，便趁時風，背叛了真正的，純粹的，崇高的藝術，但待到他知道自己的才能已經宣告滅亡的時候，就發狂而死了。這不幸的藝術家的惡天才是反基督教者的幻想的肖像，用一種極寫實的，或者簡直是自然主義的藝術寫就，在這圖畫裡顯現著反基督教者的一部分的魂靈。

  藝術應該為理想效力，卻非連一切裸露和可憎也都在內的真實的再現——這是這一篇故事的根本思想——，向我們講說這道德，是托之藝術家怎樣受了肖像的危險影響，貪利趨時，終於招了悲劇的死的，而這肖像，乃是一幅太寫實主義者的藝術的作品。

  果戈理也如德國的浪漫者一樣，在藝術中抓著一種崇高的，近乎宗教的信仰。然而他的藝術觀卻不能把總是起於夢幻的世界和我們的生活之間的面前的矛盾遮蔽起來。他就在眼前，看見這開口於兩個世界之間的深淵，而這目睹，對於他卻有些駭怕和震悚。這裡只有一個方法了，忘卻它：震撼和損害，在精神上無足輕重。這是兩篇故事《涅夫斯基大街》和《狂人日記》的主題。

  然而在果戈理的創作里，漸漸的起了決定的轉變了。他對自己的才能讓了步，他服從它，走向現實和真實的描寫去；他不再將它們美化，理想化了；它們怎樣，他就照式照樣的映下來，首先是一向很惹了他眼睛的消極的方面。現在是他和這庸俗的，陳腐的，齷齪的真實，在藝術的原野上相衝撞了，於是當面就起了嚴重的問題，這是他在《肖像》里也已經提出過了的：「如果藝術來描寫齷齪和邪惡，而且寫得很自然，很生動，幾乎有就是這齷齪和這邪惡的一片，粘在藝術品上的樣子，那麼，藝術也還在盡它高尚的使命嗎？」

  不過果戈理並不能長久抗拒他的才能。他的藝術，就一步一步的和生活接近起來了。這接近，從他那一八三四年集成出版的浪漫的故事，名為《密爾格拉特》的短篇小說集子中，尤其可以分明的覺得。

  這些小說中之一的《舊式的地主》，是一首簡樸的牧歌，是一個兩樣入於凋零的人生的故事：是一篇心理學的隨筆，那幽深和詩趣，是沒有一首浪漫的牧歌所能企及的。善感的和浪漫的作家，都喜歡這一類令人感激的主觀的東西，就如兩個愛人，遠離文明的誘惑，同居於天然的平和之中的故事。《舊式的地主》是一個極好的嘗試，用這材料，把浪漫的要素來寫實的地，人工的地修補了。寂寞荒涼之處，有一座小俄羅斯的村莊——這裡有倦於世事而無所希望的男主角，和幽郁的，或是易受刺戟的女主角—— 一對老夫婦；但雖然簡樸和明白，卻到處貫注著深的真實和詩情。這在果戈理的創作上，表示著寫實主義對於浪漫派的一個決定的勝利。

  在歷史的故事《塔拉斯·布爾巴》中，給我們的面前展開了完全兩樣的詩的境界。這裡也看出從早先的理想化的風格，向著寫實主義的分明的轉變來，但自然以在一部歷史小說上所能做到的為限。果戈理的大著作《塔拉斯·布爾巴》里所描寫的景物，那價值是不可動搖的。這故事的內容，所包含和那複雜，恐怕不下於《死魂靈》；從中也可以發見各種典型和插話的一樣的豐富，做法的一樣的有力和一樣的急速的步驟。心理的活動，《塔拉斯·布爾巴》里也恐怕比果戈理的任何別的作品還要深，因為主角的感情，在這裡比《死魂靈》里所用的人物更認真，更複雜。《塔拉斯·布爾巴》——是一篇歷史的敘事詩，也有一點理想化。這裡面生活著古代傳說的精神，但所用的人物的心境，卻總是真實的，並且脫離了浪漫的過度吃緊。薩波羅格的哥薩克民族的古代，和他們的服裝，他們的家庭生活，他們和猶太人以及波蘭人之間所發生的戰爭——這些一切，都用了一種神奇的真實，描寫在《塔拉斯·布爾巴》中；還在裡面極老練的插入了敘述和描寫的要素；這些又並不累及著作，倒使它更加活潑，更加絢爛起來。《塔拉斯·布爾巴》由那描寫的史詩式的勻稱，製作的尚武的精神，以及首先在性格的完成和插話的精湛這方面來看，它的模樣是小俄羅斯的伊里亞斯[2]——而且寫實主義還容許考古學也跟著傳說在歷史故事裡作為藝術的要素，它衝進這敘事詩里了。

  但寫實的描寫藝術，果戈理卻從他那有名的笑劇《巡按使》（一八三六年），這才達到很真正的本色的完成。

  果戈理是屬於創造「俄國的」戲劇，把俄國的生活實情，不粉飾，不遮掩地搬到戲台上來的數目有限的詩人群里的。俄國的國民戲劇的歷史，由望維旬的笑劇開頭。在這劇本里，用了十足的誠實，描寫著加迭林娜一世時代的貴族地主，然而這裡還覺得有一種並不可愛的要素：浮躁的講道理。也是貴族，不過這回是都市的官僚，那情景在格里波也陀夫的《苦惱由於聰明》里上演了，這是天才的諷刺，卻決不是天才的笑劇。而且那真實也表現得失卻了本相：只是一種法國式文學傳統的收容。

  在《巡按使》里，是俄國的官場到底搬到戲台上來了。關於這笑劇的對象，其實是看客早從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的作家所做的，其中攻擊著腐敗邪惡和向收賄講著道德的冗談的真正中庸的一批劇本上，看得很為熟悉的了。《巡按使》卻只要這一點就比這批劇本更出一頭地，就是所描寫的典型都是真實的活人，看客隨時——倘若並非全體，那就是部分的代表者——都能夠在他四近的鄰人們中遇見。果戈理之後有阿思德羅夫斯基，他的劇本把商界搬上了戲台，而且使俄國生活的圖畫，達到幾種很有意義的樣式。這就是三個「黑暗世界」——貴族，官場和商業的世界，從此以後，就在戲台上用這真實的黑暗方面警醒了太傾於理想的俄人。最末，這類劇本中又增加了新圖像，臻於完全了——是下等人民的黑暗世界的圖像：在托爾斯泰的《黑暗之力》的劇本中。

  果戈理在他的笑劇里，在緊釘著社會生活的社會的弊病和邪惡的全體上，揮舞著嘲笑的鞭子：他把政務的胡塗，庸俗和空虛搬上了戲台，並且懲治官僚界，就是把他們委給一個大言壯語者，空洞的饒舌者的嘲笑和愚弄，還由他來需索他們。但幸而他終於使他們站在合法的審判者之前，還派來一個憲兵，這才使他們恍然大悟。這笑劇在第一幕不過是嚴謹的客觀的和事實的，臨末就自然很分明的闖出了道德。警察局長來得非常胡塗，本身就盡夠嗤笑和輕蔑，對於他自己的性格描寫，更無需強有力的言語。憲兵的出現，是恰如在《假好人》[3]的末一幕里一樣，當作法律的代表，來鎮靜看客的；他通知他們，政府的眼睛是永遠開著的，縱使大家以為它閉著。然而詩人的拔群的藝術的才氣，是懂得整頓道德和環境的真實以及典型的活潑的不一致的。在這以前，看客總在劇本的種種緊湊的時候，從戲台上得到教訓的言論，但《巡按使》里卻完全缺少這言論。這笑劇是一種全新的，異樣的創作；它絕不採取戲劇藝術的熟悉的形式，因為它並非一本容易感動的笑劇，也不是一本趣劇，又不是道德的戲文。

  這作品給它的創造者運來大苦痛和許多的失望，因為這引起了對於他的極猛烈，極矯激的不平。他用旅行，來療救他精神的憂愁和對於同類市民的憤懣。這是果戈理常用於自己的幽郁和精神的疲倦的方法，那效驗，確也比一切藥餌更切實，更不差。這傾慕漫遊和變換居住，是發於他那浪漫的才情的。關於這一點，他和一個為企慕，憂愁，鬱積所驅策，竭力要離開故鄉，向新的，遠的祖國的海涯去的熱狂者，很有許多類似。果戈理也有這樣的一個遼遠的祖國，雖然他原以神聖的愛，愛著俄國，而在外國的人們里，也並不覺得安閒。他還有一個巨大的眷愛：義大利。

  果戈理也常常推究他那漫遊和旅行的熱情，搜索原因，以解釋自己的遊牧生活；他歸原於自己的必須多換氣候的疾病，以及倘要研究人們和生活，寫進他的作品裡面去，就還有間隔之處的藝術家的純粹的精神的需求。如果他很久之後，重回俄國來，就覺得好象有些後悔，而且很增漲了對於故鄉之愛；然而這感覺，一遇著招他遠行的難以言傳的熱望，也就頹然中止了，他的魂靈上帶著一種病，這病在世紀之初曾經君臨西歐，將人們拉開故鄉，渴仰著遙遠的天涯海角——這病，裴倫和夏杜勃良[4]都曾經歷過，並且給修貝德[5]由此在他那謠曲《遊子》里，在這三十年代一切俄國青年男女所心愛的謠曲里，發見了非常神異的音樂的表現的。

  然而，果戈理從五年間（自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一）的國外旅行所攜來的，卻並非一本悲觀的日記，也不是一篇感情的史詩。他帶來了《死魂靈》的第一部：一部小說或者一篇詩，其中慶祝著年青的俄國寫實主義的大勝利。這是果戈理在詩界上所獲得的決定的勝利。

  四

  當他流寓外國，尤其是在意太利的時候，果戈理很勤勉，工作也流暢的進行。這是他的創造力最為旺盛的時期。浪漫的傾向還在那美麗的短篇小說《羅馬》里闖出了最末的一回，就逐漸的退開，在冷漠的，平靜的，詼諧的人生觀上占了坐。這文人的盛行發展的才能，不斷的竭力使人生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成為親密的融和——總是不斷的獲得優勝，不但在能夠表現了還在舊浪漫形式上設定的一切早先計劃的存儲上，也還在改造和革新像果戈理舊作那樣的一類作品上。

  用著這樣的一種寫實的精神，果戈理就在這時候改作了他的故事《肖像》和《塔拉斯·布爾巴》。然而最有力，最自由地顯出詼諧家和人生描寫家的力量，慶祝他在這時代對於激動感情的浪漫的傾向和心情，大獲全勝的，則是那短篇小說《外套》。這作品在俄國文學史上，是占著極其特殊的地位的。這是當時這一種類中的最先，而且恐怕是最完全的一例，後來非常流行，並且獲得巨大的社會的意義。這是《被侮辱與損害的》[6]的故事的一頁，陀思妥夫斯基因為自己的特別的愛重，曾由果戈理直接採取的。當這時候，伴著社會理想的滋長和迅速的發展，西方已經由文學和行動開始了對於孱弱者和損傷者的關心。但在俄國，卻漠然的放過了將社會看作人們的集團，從果戈理才有最初的企圖，全不受西歐的傾向的影響，而做出《外套》這一篇作品，人指為俄國之所謂「彈劾小說」[7]的起點和根源，是正確的。大家應該看好，在果戈理的故事裡，反抗和彈劾顯得很微弱，倒代以一種柔和的同情之感。詩人使我們和他那老實的主角，遍歷了他的生活路徑的一切重要的兵站；我們到他的屋頂房裡去訪問他，他就在那裡一文一文的放在小匣子裡，終年數著一小堆銅元，為了好去換銀幣，他在那裡挨餓，受凍，節省蠟燭，脫下他的衣服，免得它破得快，他在那裡穿了睡衣寂寞的坐著，精神上抱著外套的永遠的理想；我們又跟他到局裡去，在那裡人們不很留心他，好象飛過的蒼蠅，在那裡人們侮弄他，把紙片撒在他的頭頂上，在那裡他年年伏著他的寫字桌，很小心的在紙上寫著字，或者把文件放在旁邊，要謄寫一遍來自尋樂趣。果戈理給這故事的幻想的收場，是有一點任性的，但幸而到處發見一種和他先前的幻想故事完全不同的性格。這幻想的東西含有一種嘲弄，詼諧和玩笑的極強的混合，至於幾乎完全退向末一種要素，把他的浪漫的性格損壞了。作者不過要用這怪事於結束他的小說的兩幅小小的世情圖畫上而已。

  果戈理的藝術，如果他從他的舊樣式轉了向，並且使他的鋒利的觀察才能和詼諧、自由馳騁起來，就有這麼的強有力。

  然而誰要認識這天才的力量，那就應該取起悲壯滑稽的詩篇《死魂靈》。在這裡，每一頁上都放著煊赫的證據。

  五

  做《死魂靈》的工作，在作者是一個大歡喜，也是一個大苦痛。當他的詩整頁的好象自己從筆端湧出的時候，他感到一種高尚的享樂和內心的滿足，但一年之久，累月的等候著熱望的靈感的時候，卻也為他向來未曾經歷過的。這工作果戈理整做了十六年：從一八三五年，他寫這作品的第一頁的草稿起，到一八五二年，死從他手裡把筆掣去了的時候止。在這十六年中：他用六年：一八三五至一八四一年——這之間，他自然還寫另外的詩，——來完成那第一部。其餘的十年，就完全化在續寫他的作品的嘗試上了。

  據作者的理想，《死魂靈》該是一篇「詩」，用所有光明的和黑暗的兩方面，顯出在俄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一切五花八門來。果戈理要在這裡使舊的史詩復活在新的形式上；所以他故意把自己的小說來比荷馬的歌唱——一篇韻語，也就是一篇詩。這作品的全盤計劃，在作者的心裡自然是並未完全設定的，後來就取了很奇特的方向。這冷靜的，非趣味的敘事詩的故事，逐漸的變為宣講道德的真理和但願俄國完全照改的希望，逐漸的回到向全人類宣傳一種新教訓，以振作精神和提高他們的生活的理想里去了。

  這詩的全局，果戈理只藏在自己的心裡，不過間或用很平常的樣子，告訴他最親近的朋友，說他的計劃是怎樣的大和深。果戈理的關於自己作品的這太刺戟人的傲語，在他的朋友和相識者中惹起了極猛烈的反對，他們嫌惡，不高興這種話。他們的見解，以為藝術家的計劃倘使真的遠大，也許會增長他更甚的驕慢，倒不是因為使他傲慢的，並非他的偉大的藝術界，卻在他自信擁有道德的真理，因此立刻置重於這崇高的使命，以義務自任，向他的鄰人宣講起這真理來。

  果戈理的關於他的作品的計劃，雖然守著秘密，但也可以根據了偶然的發言和暗示，根據了他和親近的人們的談話，加以信札和第二部的斷片，用十分的充足，來彌補作家的秘密的；這也就是藝術家和道德家的秘密。

  「上帝創造了我，」果戈理曾經說，「他對我並沒有隱瞞我的使命。我的出世，全不是為了要在文學史上劃出一個時期來。我的職務還要簡單而切近：就是要各人都思索，而不是我獨自首先來思索。我的範圍是魂靈，是人生的強大的，堅實的東西。所以我的事務和創作，也應該強大和堅實。」《死魂靈》的全體構造，該是一個這樣的「強大的，堅實的」工作，當風暴撲向他們的魂靈上來時，人就可以靠它來支持，它是他們的救濟之道的問答示教。[8]這詩的對於人，應該是引他們到道德的蘇生的領導者，恰如對於作者，當他起了精神的照明，作一個虔誠的禱告，懺悔過他本身的罪業之後一樣。

  但在詩人的精神上，怎麼會形成一個這樣的見解的呢？

  果戈理的天性，原是易於感動的，他喜歡指教和宣講。這勸善的調子，早就見於他先前的書簡中，而且作證的不但有動搖孩子的懷疑，也還有他的精神的抒情詩樣的飛舞在他的感情和思想里的這抒情詩，也曾求表現於他的小說上，所以我們在這第一篇故事裡，就和天真爛漫的玩笑和詼諧一起，也看見很是幽郁的短章；看見對於人生的許多悲哀方面的苦痛。然而到得果戈理的詼諧嚴肅起來的時候，詩人也跟著逐步為這思想所拘束，以為他的責任，是在創造一種偉大的東西，於是道德的傾向，也逐步的加強，拉了他去了。自從《巡按使》第一次上演以後，他才確信他在群眾上，真有一種道德的效驗的力量，就決計要把這力量來給大事業效勞，並且不為小舉動去浪費他已成的勢力。當年青時，還沒有覺到這勢力的時候，他就已經夢想著成功一種大事，做鄰人的恩人和教師，祖國的英雄和戰士的。因為要貫徹這崇高的使命，他把全部希望都托之自己的才能，又開始去找貴重的任務，就是和他的信仰相合，一實現便要給人真正的益處的，偉大而顯著的材料了。

  於是買「死魂靈」的奇談就飛快的失掉它滑稽的性質，轉向果戈理還沒有找到分明的界限和適宜的框子的一個對象上去了。從此以後，果戈理便向這主題集中了他的抒情詩的全力，要在這裡表現出他自己的道德的確信來；他開手來把這材料開拓，掘深，提它到那「偉大的對象」的高度，使他可以說：從早先的青年時代以來所夢想的高貴的作品，可要完成了。一個簡單的奇談，改造成一種宏大的理想，只能緩緩地，漸漸地進行，而作者在他的工作之初，說不出它當完成時，將顯怎樣的模樣，那是明明白白的。

  這倫理的傾向之外，還有詩人的愛國的志向，也給詩篇以很有力的影響。果戈理的愛國主義，原是與年俱進了的，當詩人準備實施他的計劃時，這對於祖國之愛，已經和上述的宗教的色彩，結合成一種堅強的保守的世界觀了。而且這愛國主義也如他的將真理之路指示同類市民的努力一樣，並不停止進行，倒是詩人愈是開拓和掘深他的作品的時候，這也跟著愈加強大。果戈理在他的小說上，一定要談起俄國，尤其在第一部里，曾經說過許多微辭。他在還未想到續作他的詩篇時，給我們看了他的故鄉的「一方面」，而且還是它的最不像樣子的。小說的主角和他所遇見的一切腳色，都是簡直空虛得可憐的人。那盡寫得——十分冷酷和無情的來對付自己的祖國，這就是說，關於它那好的方面，也就是關於可以要求我們的愛敬的所有俄國人，卻並不提起。果戈理的滋長不止的祖國之愛，使他覺得負有義務，該在他的詩篇里，對於自己的同類市民也說一句鼓勵，同情和親愛的話了。他的故事的範圍越展開，也越加迫切的感到這義務。於是果戈理就從詼諧和諷刺，走到文飾俄國和讚美俄國的道德去。他要在他的詩篇里給他們留一個適當的位置，而且也已經在小說的第一部里實行。他知道，讀者是有著權利，來要求他也描寫些俄國生活的最好的方面的；因此他迎著這希望，又依照了自己的愛國的感情，開始來給他的作品找尋積極的典型，而他的精神，又上升到他先前的作品那時似的飛揚的感奮了。

  這是詩篇的全盤計劃中的愛國的理想的部分。倘使果戈理在流寓中逐年增大的宗教的心情，在詩人的創作上沒有更其有力的影響，這是很不容易辦到的。他在外國，得了應做的特別使命的確信。對於上帝，和上帝對於他以及他的工作都有特別的同情的一個堅固的信仰，鼓勵著他。他的文學的創作，從他看來就高到成為聖道的一種，那就自然，他也只得把自己的一生從此看作一個嚴肅的，沉重的義務了，這義務，是倘要盡上帝放在他手中的職務，人就只好努力和自強的。果戈理先從禁食和禱告來準備他的作家的任務；他「決然的改造自己」，他絕不寬容的剿滅他所認為不淨和有罪的一切，並且依照了他的道德的蘇生，來裁判他所有的思想；他相信惟有用純潔的心和明淨的感情，這才能盡他的崇高的天職，而這些心緒的印象，自然也出現於他的詩篇中。於是這就成了向著同類和同胞，給自己贖罪之一法的道德的說教了。

  在果戈理，作家的職務是這樣的和他本心的特質融和為一的。在果戈理，他的詩是給他淨罪的犧牲。他所敘述的罪，要求贖取和懲罰——他的主角的罪，也如他本身的一樣。他的作品就變為一個犯罪和迷誤的魂靈的淨化和明悟的歷史上，帶上一種深的神秘的氣味來——和果戈理總以尊敬的驚異來讀的但丁的偉大的敘事詩，[9]有著相像的意義了。

  果戈理是自己想做一個從黑暗進向光明，由地獄升到天上的但丁第二的，有一種思想，很深的掌握而且振撼著詩人的魂靈，是仗著感悟和懺悔，將他的主角拔出孽障，縱使不入聖賢之域，也使他成為高貴的和道德的人。這思想，是要在詩的第二和第三部上表現出來的，然而果戈理沒有做好布置和草案，失敗了，到底是把先前所寫下來的一切，都拋在火裡面。所以以完成的詩的圓滿的形式，留給我們的，就只有詩篇的第一部：俄國人的墮落的歷史，他的邪惡，他的空虛，他的無聊和庸俗的故事。

  六

  如果我們從《死魂靈》上，除去了作者用以指示他的詩篇的秘密意義和其次的部份的處所，就是詩人自己來開口的一切抒情詩的講解，那麼，這小說就幾乎成為《巡按使》的直截的，至少是更加豐富，方面更多的續編。兩部作品描出著一幅俄國生活的並不錯雜的，真得驚人的圖像。所用的人物，《巡按使》上是官僚，在《死魂靈》里還夾進地主和農奴去。但那圖畫，在這裡是顯得無窮之廣和深。《巡按使》的主角的心理的活動，還少差別，也不大複雜——比起《死魂靈》的滿是強有力的對照，跳動著很豐富，有微差的人生來，完全不一樣。在我們面前展開了一幅性格的典型的畫卷，每個典型都顯著敘述分明的相貌，從詩篇的第一頁到末一頁，寫得毫無錯誤。這些活著似的，有血有肉似的站在我們之前的人物中間，生活，動作著主角：保甫爾·伊凡諾維支·乞乞科夫；並沒有細帶將他和圍繞他的社會相連繫，倒是他從外面飄了進來，恰如赫來斯泰科夫的在《巡按使》里一樣。這主角，是作者用了特別的眷愛和小心描寫出來的。他是樞紐，周圍聚集著詩篇的一切的人物，我們的頭領在這農奴、地主和官僚的珍品展覽會裡，從中取出一個，就發生這樣無窮的可笑和滑稽，合了起來，便惹起一種這樣悲哀之至的印象。

  然而果戈理的處置他的主角，是還很寬大的。乞乞科夫是一個道德的性質實有可疑，往事無非黑暗，現實確也無聊的人麼，這並不是問題。以人和市民而論，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惡棍和騙子，以典型的代表者的人格而論，則是一個展得很大的切開道德，在它的最深處就是不道德，然而是自己活著，也使別個活著的。對於這很可愛而彬彬有禮的強盜，詩人並不以這冷淡和偏頗的性格描寫為滿足；他給我們講他少年時代的全部歷史，他給我們解釋，怎麼會在乞乞科夫里發生這強盜的本能，而且使我們再想下去，他的主角的惡棍和騙子行為的全部責任，真應該判給乞乞科夫一個人，還是他的罪惡的大部份，倒該落在他所生長的環境的總帳上的呢。是的，作者終於還更進而向讀者直接提出了問題：「那麼，乞乞科夫確是一個這樣的無賴嗎？」他立刻接下去道：「為什麼就是無賴？對於別人，我們又何必這麼嚴厲呢？——他不過人們之所謂好掌柜和得利的天才[10]。」

  罪惡第一是在獲得的熱情：它就是使世界顯得不大幹淨的事情的原因。乞乞科夫是他的熱情的犧牲，「然而有些熱情，也非人力所能挑選。」

  只要辦得到，給乞乞科夫就已經很寬大了，對於那些實在沒有這麼壞的朋友和相識者，當然更其輕減。在實際上，詩人是用大慈大悲來對付一切的；首先，是對於貴族，他比處置官僚還要寬容得遠。他們自然也是空虛，無聊，猥瑣的人，但並不激起我們特別的憤怒和很大的反感。我們確是嗤笑他們，我們憐憫他們，但我們到底也還可以在他們之間生活，用不著妥協和怎麼大的犧牲。對於總是從最好的方面來看人的誠實而懇切的瑪尼羅夫，還提什麼抗議呢？是的，就是一個梭巴開維支，也幾乎當得：這笨重和粗暴的劊子手。不過他那動物的本能有時使我們驚駭，此外倒也毫不損害他的鄰人。連潑留希金和科羅皤契加，也賺得我們的同情，過於我們的判罪。作者自己，是陳列了他們的靈魂的渺小和空虛，他們的生活的無聊的，但也連忙來使讀者在太早的判罪之前，先從這兩樣中選取它一樣。他向我們說明了潑留希金在他那生活的幸福的，已經很在先前的時期，我們就知道當面站著一個不幸者，是他自己不能抵抗的熱情的犧牲。作者懷著深的苦痛，講述著一個人能夠墮落進去的無聊，渺小和討厭；他指示出人像的變相來，並且給我們智慧的忠告，如果我們從嬌柔的童年跨進了嚴正固定的成人年紀，就得給自己備好一大批靈感和理想，作為存儲，不在中途隨便浪費。果戈理用活屍來恐嚇我們，然而他總說這並不使人膽怯，倒博得我們同情之淚。雖是羅士特來夫，這浮躁，無恥，欺騙和冷嘲的集成，果戈理也寫得他還有一點好意，連壞心思也都沒有遮掩，他對我們幾乎完全解除了武裝，使我們對他也無需真的發怒了。

  果戈理是這樣的懇切和寬容地來描寫和他的主角同伴的人物的，這些人物，都屬於自由人一類，本身並不是官僚。但反之，對於這一流人物，他就嚴厲得遠了，如果他們任著國家的什麼一種職務，換一句話，就是如果他們是一個官。

  恰如在《巡按使》里一樣，《死魂靈》也毫不含有政治的諷喻的痕跡。譏刺也沒有一句觸著很高的上位，不過一個一個的向著官場中的小腳色。

  全部的詩，是一個美意的模範，所以也不會使讀者覺得它所批判是對於統治和行政，但除了「戈貝金大尉的故事」，這是檢查官簡直不肯放過的，由作者這一面大加改換和承認，這才通過了檢查。這故事是果戈理敢對君權置議的惟一的表演。別的一切處所，他總不過選取由這權力而來的機關為目標，還要細看了主角的品級和地位，再來區別他的攻擊的輕重。官愈大，作者的批判也愈溫和，他的主意，自然並不在專來奉承統治者，倒只為了一種意料，以為高的智識，就也會令人恪守高的道德的。

  這樣的是《死魂靈》里的所有的大官，就是除了總督和知事，也都是可敬可愛的人們，至多也不過有一兩點古怪和特別之處。這優美的官場的樣子，給道德家僅有很少的一點暗淡，真的，從果戈理的表現，他可以置身他們之中，簡直好象在家裡一樣。

  然而圖畫突然強有力的變換了，如果我們從這位分較大的外省官員的圈子，走下低級的區域和乞乞科夫一同跨進那容著小官的辦公室里去。這時我們就到了公文的王國，有齷齪的，有乾淨的，而這不法和邪惡的內面，還有一片很寬廣的活動的餘地。我們參加假證人的置辯，真到場的很少，大抵是挑選些沒教育的法官；我們看見乞乞科夫的騙局怎樣得到法律的許可，單是為了情面就毫不收他法定的款子，倒用了莫名其妙的方法寫在別個請願人的帳目上……總而言之，我們已在一個不管畫給他們上司的殉情主義的路線，卻投降了冷靜而純粹的功利主義的真的惡棍和騙子的社會中間了。

  如果我們再走下去，出了都市，投到鄉間，那麼，我們就要在這地方遇到足色的廢料和無賴，例如憲兵大佐特羅巴希金，是一個心腸柔軟的漢子，歷訪各村，像逞威的時疫似的無處不到，因此他到底也被農人們送往別一世界去了。這報告我們鄉村警察的英雄行為的一段，在全部詩篇里，確要算是很大膽的。

  《死魂靈》的第一部，因此實在是一篇人們的可憐和無聊的敘事詩。這稟著猛獸的本能的鑽謀騎士的可憐——都市社會全體，男男女女的可憐和猥瑣——這細小和無聊的利益關係，這沒有目的的醉生夢死，這精神的愚鈍，這嘮叨和這讒謗的王國的可憐。然而最顯出特性來的，也還有農人界，作者不過極短的適宜的一提，在《死魂靈》中，出色的描寫了他們的不好看和可憐方面。農人是無所謂不德和有德，無所謂好和壞的，就只是可憐，愚鈍，麻木。果戈理不願意像和他同時的許多善感而浪漫的作家的舉動一樣，把他們的智力和心思來理想化和提高；然而他也不願意把他們寫得壞，像諷刺作家的辦法，要將讀者的注意拉到我們的可憐的、孱弱的同胞的罪孽和邪惡方面去，藉此博得他們的玩味和賞識。

  詩人對於他的這些同胞，有著衷心的同情，是毫無疑問的。只要一瞥乞乞科夫對於他買了進來的農奴的運命所下的推測，就夠明白在詩人的幻想中的這些可憐人的未知之數，這些人們，都被很生動的描寫著死掉之後，他們的主人就給了非常讚美的證明。然而乞乞科夫在路上遇見一個農夫時，卻除了聽些米卡衣叔和米念衣叔的呆話而外，一無所有。在全部詩篇中，也沒有一處可以發見俄國農夫的天生的機鋒和狡猾，但這靈魂的才氣，是使我們喜歡，而且凡是祖國之友，也應該常常，並且故意的講給我們的。

  七

  這是這偉大的祖國之詩的幸而尚存的部分的內容的真相。據我們看起來，這作品，在它的作者是收得深的道德的意義的；那主意是在先使我們遇見一群空虛，邪惡和可憐的人，於是再給我們一幅他們的振作起來的美麗的圖畫；在作者的眼中，這詩篇是獻給他的祖國的誓約，首先蕩滌過一切可憎和污穢，然後指出神聖之愛來。這作品的倫理的意義，是果戈理據了他的宗教的觀照，他的愛國主義，和他的柔軟的，同情的心，抄錄下來的。在這裡，果戈理屹然是對於邪惡，孱弱，庸俗，怠慢和游惰，一句話，就是凡有一切個人的和社會的弊病的彈劾者，是最進步的俄國男子中的一個，而這為著祖國的崇高的服務，也沒有人要來奪取，或者剋扣他。

  然在熟讀了他的作品，人就很容易知道他的力量和才能，並不單在於彈劾和譴責。這諷刺家其實是一個柔軟的，溫和的，傾向同情的人，並且知道對於在他的作品裡縛到笞柱上去的人，給以公平的寬恕。他還替最邪惡者找尋饒恕和分辯的話，他絕不喜歡稱人為邪惡者，就選出一個名稱，叫作孱弱者，想藉此使讀者對於被彈劾和被擯斥的人，心情常常寬大。他令人認識自己的罪孽。那方法，並不是揭發他們的壞處和罪惡，倒往往是在他們那裡，惹起他們對於因本身或別人的罪過，陷於不幸的鄰人的同情。

  但《死魂靈》在俄國的文學和生活上造出偉大的意義來的，卻並非這道德的理想和觀照。作品還沒有完成，俄國的讀者從詩人的冷靜的誓約中，毫無所得。讀者留在手裡的，還不過是一卷對於他所生活著的社會的彈劾狀，自然是一捲成於真實詩歌的巨匠，偉大的寫實作家之手的彈劾狀。

  《死魂靈》在俄國文學中，是偉大的寫實小說的開首的模範，而常常戲弄人們的運命，是要這浪漫者和詩人所寫的寫實小說的偉大的標本，那作者的行徑以浪漫的夢幻始，而以宗教的宣講終。

  然而造化將神奇的才幹，給這宣講者放在搖籃里了，他稟著別人所無的純淨的，本色的，因理想化而不羈的描寫真實的能力——在這才幹達到極頂，又即迅速而不停的消滅下去的短時期中，詩人卻用極深的真實，創造了這巨大的圖，在這上面，俄國人這才第一次看見他自己，他本身的生活的狼狽的信實的映像。

  內斯妥爾·珂德略來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