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工作 前記

  蘇聯的無產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後，即努力於創作的，一九一八年，無產者教化團就印行了無產者小說家和詩人的叢書。二十年夏，又開了作家的大會。而最初的文學者的大結合，則是名為「鍛冶廠」的集團。

  但這一集團的作者，是往往負著深的傳統的影響的，因此就少有獨創性，到新經濟政策施行後，誤以為革命近於失敗，折了幻想的翅子，幾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對他們宣戰的，是「那巴斯圖」（意云：在前哨）派的批評家，英古羅夫說：「對於我們的今日，他們在怠工，理由是因為我們的今日，沒有十月那時的燦爛。他們……不願意走下英雄底阿靈比亞來。這太平常了。這不是他們的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無產者作家的一團在「青年衛軍」的編輯室里集合，決議另組一個「十月團」，「鍛冶廠」和「青年衛軍」的團員，離開舊社，加入者不少，這是「鍛冶廠」分裂的開端。「十月團」的主張，如烈烈威支說，是「內亂已經結束，『暴風雨和襲擊』的時代過去了。而灰色的暴風雨的時代又已到來，在無聊的幔下，暗暗地準備著新的『暴風雨』和新的『襲擊』。」所以抒情詩須用敘事詩和小說來替代；抒情詩也「應該是血，是肉，給我們看活人的心緒和感情，不要表示柏拉圖一流的歡喜了。」

  

  但「青年衛軍」的主張，卻原與「十月團」有些相近的。

  革命直後的無產者文學，誠然也以詩歌為最多，內容和技術，傑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還在血戰的旋渦中，文壇幾乎全被較為閒散的「同路人」所獨占。然而還是步步和社會和現實一同進行，漸從抽象的，主觀的而到了具體的，實在的描寫，紀念碑的長篇大作，陸續發表出來，如里培進斯基的《一周間》，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穫，且已移植到中國，為我們所熟識的。

  站在新的立場上的智識者的作家既經輩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現實接近起來，如伊凡諾夫的《哈蒲》，斐定的《都市與年》，也被稱為蘇聯文壇上的重要的收穫。先前的勢如水火的作家，現在似乎漸漸有些融洽了。然而這文學上的接近，淵源其實是很不相同的。珂剛教授在所著的《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說：

  「無產者文學雖然經過了幾多的變遷，各團體間有過爭鬥，但總是以一個觀念為標幟，發展下去的。這觀念，就是將文學看作階級底表現，無產階級的世界感的藝術底形式化，組織意識，使意志向著一定的行動的因子，最後，則是戰鬥時候的觀念形態底武器。縱使各團體間，頗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們從不見有誰想要復興一種超階級的，自足的，價值內在的，和生活毫無關係的文學。無產者文學是從生活出發，不是從文學性出發的。雖然因為作家們的眼界擴張，以及從直接鬥爭的主題，移向心理問題，倫理問題，感情，情熱，人心的細微的經驗，那些稱為永久底全人類的主題的一切問題去，而『文學性』，也愈加占得光榮的地位；所謂藝術底手法，表現法，技巧之類，又會有重要的意義；學習藝術，研究藝術，研究藝術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務，公認為切要的口號；有時還好象文學繞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處所了。

  「所謂『同路人』的文學，是開拓了別一條路的。他們從文學走到生活去。他們從價值內在底的技巧出發。他們先將革命看作藝術底作品的題材，自說是對於一切傾向性的敵人，夢想著無關於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國。然而這些『純粹的』文學主義者們——而且他們大抵是青年——終於也不能不被拉進全線沸騰著的戰爭里去了。他們參加了戰爭。於是從革命底實生活到達了文學的無產階級作家們，和從文學到達了革命底實生活的『同路人們』，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終會面了。最初的十年的終末，組織了蘇聯作家的聯盟。將在這聯盟之下，互相提攜，前進了。最初的十年的終末，由這樣偉大的試練來作紀念，是毫不足怪的。」

  由此可見在一九二七年頃，蘇聯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現實的薰陶，了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則由努力和教養，獲得了文學。但僅僅這幾年的洗鍊，其實是還不能消泯痕跡的。我們看起作品來，總覺得前者雖寫革命或建設，時時總顯出旁觀的神情，而後者一落筆，就無一不自己就在裡邊，都是自己們的事。

  可惜我所見的無產者作家的短篇小說很有限，這十篇之中，首先的兩篇，還是「同路人」的，後八篇中的兩篇，也是由商借而來的別人所譯，然而是極可信賴的譯本，而偉大的作者，遺漏的還很多，好在大抵別有長篇，可供閱讀，所以現在也不再等待，收羅了。

  至於作者小傳及譯本所據的本子，也都寫在《後記》里，和《豎琴》一樣。

  臨末，我並且在此聲謝那幫助我搜集傳記材料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魯迅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