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後記

  契呵夫的這一群小說，是去年冬天，為了《譯文》開手翻譯的，次序並不照原譯本的先後。是年十二月，在第一卷第四期上，登載了三篇，是《假病人》，《簿記課副手日記抄》和《那是她》，題了一個總名，謂之「奇聞三則」，還附上幾句後記道——

  以常理而論，一個作家被別國譯出了全集或選集，那麼，在那一國里，他的作品的注意者，閱覽者和研究者該多起來，這作者也更為大家所知道，所了解的。但在中國卻不然，一到翻譯集子之後，集子還沒有出齊，也總不會出齊，而作者可早被厭殺了。易卜生、莫泊桑、辛克萊，無不如此，契呵夫也如此。

  不過姓名大約還沒有被忘卻。他在本國，也還沒有被忘卻的，一九二九年做過他死後二十五周年的紀念，現在又在出他的選集。但在這裡我不想多說什麼了。

  「奇聞三篇」是從Alexander Eliasberg的德譯本「Der persische Orden und andere Grotesken」（Welt—Verlag，Berlin，1922）里選出來的。這書共八篇，都是他前期的手筆，雖沒有後來諸作品的陰沉，卻也並無什麼代表那時的名作，看過美國人做的《文學概論》之類的學者或批評家或大學生，我想是一定不准它稱為 「短篇小說」的，我在這裡也小心一點，根據了「Gro-teske」這一個字，將它翻作了《奇聞》。

  第一篇紹介的是一窮一富，一厚道一狡猾的貴族；第二篇是已經爬到極頂和日夜在想爬上去的雇員；第三篇是圓滑的行伍出身的老紳士和愛聽艷聞的小姐。字數雖少，腳色卻都活畫出來了。但作者雖是醫師，他給簿記課副手代寫的日記是當不得正經的，假如有誰看了這一篇，真用升汞去治胃加答兒，那我包管他當天就送命。這種通告，固然很近乎「杞憂」，但我卻也見過有人將舊小說里狐鬼所說的藥方，抄進了正經的醫書裡面去——人有時是頗有些希奇古怪的。

  這回的翻譯的主意，與其說為了文章，倒不如說是因為插畫，德譯本的出版，好象也是為了插畫的。這位插畫家瑪修丁（V. N. Massiutin），是將木刻最早給中國讀者賞鑒的人，《未名叢刊》中《十二個》的插圖，就是他的作品，離現在大約已有十多年了。

  今年二月，在第六期上又登了兩篇，《暴躁人》和《壞孩子》。那後記是——

  契呵夫的這一類的小說，我已經紹介過三篇。這種輕鬆的小品，恐怕中國是早有譯本的，但我卻為了別一個目的：原本的插畫，大概當然是作品的裝飾，而我的翻譯，則不過當作插畫

  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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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作品而論，《暴躁人》是一八八七年作；據批評家說，這時已是作者的經歷更加豐富，覺察更加廣博，但思想也日見陰鬱，傾於悲觀的時候了。誠然《暴躁人》除寫這暴躁人的其實並不敢暴躁外，也分明的表現了那時的閨秀們之鄙陋，結婚之不易和無聊；然而一八八三年作的大家當作滑稽小品看的《壞孩子》，悲觀氣息卻還要沉重，因為看那結末的敘述，已經是在說：報復之樂，勝於

  戀愛了。

  接著我又寄去了三篇：《波斯勳章》、《難解的性格》和《陰謀》，算是全部完畢。但待到在《譯文》第二卷第二期上發表出來時，《波斯勳章》不見了，後記上也刪去了關於這一篇作品的話，並改「三篇」為「二篇」——

  本刻插畫本契呵夫的短篇小說共八篇，這裡再譯二篇。

  《陰謀》也許寫的是夏列斯妥夫的性格和當時醫界的腐敗的情形。但其中也顯示著利用人種的不同於「同行嫉妒」。例如，看起姓氏來，夏列斯妥夫是斯拉夫種人，所以他排斥「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們」——猶太人，也排斥醫師普萊息台勒（ Gustav Prechtel）和望·勃隆（Von Bronn）以及藥劑師格倫美爾 （Grummer），這三個都是德國人姓氏，大約也是猶太人或者日耳曼種人。這種關係，在作者本國的讀者是一目了然的，到中國來就須加些注釋，有點纏夾了。但參照起中村白葉氏日文譯本的《契呵夫全集》，這裡卻缺少了兩處關於猶太人的並不是好話。一、是缺了「摩西教派的同事們聚作一團，在嚷叫」之後的一行：「『嘩拉嘩拉，嘩拉嘩拉，嘩拉嘩拉……，』」二、是「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又聚作一團」下面的一句「在嚷叫，」乃是「開始那照例的——『嘩拉嘩拉，嘩拉嘩拉』了……」但不知道原文原有兩種的呢，還是德文譯者所刪改？我想，日文譯本是決不至於無端增加一點的。

  平心而論，這八篇大半不能說是契呵夫的較好的作品，恐怕並非瑪修丁為小說而作木刻，倒是翻譯者Alexander Eliasberg為木刻而譯小說的罷。但那木刻，卻又並不十分依從小說的敘述，例如《難解的性格》中的女人，照小說，是扇上該有須頭，鼻樑上應該架著眼鏡，手上也該有手鐲的，而插畫裡都沒有。大致一看，動手就做，不必和本書一一相符，這是西洋的插畫家很普通的脾氣。誰說「神似」比「形似」更高一著，但我總以為並非插畫的正軌，中國的畫家是用不著學他的——倘能「形神俱似」，不是比單單的「形似」又更高一著麼？

  但「這八篇」的「八」字沒有改，而三次的登載，小說卻只有七篇，不過大家是不會覺察的，除了編輯者和翻譯者。誰知道今年的刊物上，新添的一行「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字第……號」，就是「防民之口」的標記呢？但我們似的譯作者的譯作，卻就在這機關里被刪除，被禁止，被沒收了，而且不許聲明，象銜了麻核桃的赴法場一樣。這《波斯勳章》，也就是所謂「中宣……審委會」暗殺帳上的一筆。

  《波斯勳章》不過描寫帝俄時代的官僚的無聊的一幕，在那時的作者的本國尚且可以發表，為什麼在現在的中國倒被禁止了？——我們無從推測。只好也算作一則「奇聞」。但自從有了書報檢查以來，直至六月間的因為「《新生》事件」而煙消火滅為止，它在出版界上，卻真有「所過殘破」之感，較有斤兩的譯作，能保存它的完膚的是很少的。

  自然，在地土，經濟，村落，堤防，無不殘破的現在，文藝當然也不能獨保其完整。何況是出於我的譯作，上有御用詩官的施威，下有幫閒文人的助虐，那遭殃更當然在意料之中了。然而一面有殘毀者，一面也有保全，補救，推進者，世界這才不至於荒廢。我是願意屬於後一類，也分明屬於後一類的。現在仍取八篇，編為一本，使這小集復歸於完全，事雖瑣細，卻不但在今年的文壇上為他們留一種亞細亞式的「奇聞」，也作了我們的一個小小的記念。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之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