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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集「二十年間」第三版序

2024-09-26 06:12:45 作者: 魯迅

  當我的論文集《二十年間》的新版出世之際,這回決計要在那前面加上幾條注意書了。

  或一批評家——不但傾向不好而已,且是極不注意的批評家,竟將實在可驚的文學的規範,歸在我身上了。他決定地說,我所承認者,只是承認社會底環境有影響於個人的發達的文藝家,而將不承認這影響的文藝家,加以否定。要將我解釋得比這更不行是不能的了。

  我所抱的見解,是社會底意識,由社會底存在而被決定。凡在支持這種見解的人,則分明是一切「觀念形態」——以及藝術和所謂美文學——乃是表現所與的社會,或——倘我們以分了階級的社會為問題之際,則——所與的社會階級的努力和心情的。凡在支持這樣見解的人,將所與的藝術作品,開手加以評量的文藝批評,就也分明應該首先第一,剖明在這作品中,所表現者,正是社會底(或階級底)意識的怎樣的方面。黑格爾學派的批評家——觀念論者——這裡面,連在那發達和這相應了的時期的我們的最天才底的培林斯基(Belinski)也包括在內——說,「哲學底批評的任務,是將借藝術家而被表現於那作品中的思想,從藝術的言語,譯成哲學的言語,從形象的言語,譯成論理學的言語。」但作為唯物論底世界觀的同人的我,卻要這樣說,「批評家的第一的任務,是將所與的藝術作品的思想,從藝術的言語,譯成社會的言語,以發見可以稱為所與的文學現象的社會學底等價的東西。」我的這見解,在我的文學底論文裡說明,已經不止一次了,但看起來,這見解,竟好象引我們的批評家於迷誤似的。

  這富於奇智的漢子,竟以為倘如我的意見,文藝批評的第一的任務,既在決定由作者所運用的文學現象的社會學底等價,則我所讚賞,是將在我覺得愉快的社會底努力,表現於那作品中的作家,而將不愉快的這些事的表現者,加以否定。就這事本身而論,就已經愚蠢,因為在真實的批評家,問題是並不在「笑」了「哭」了那些事情里,而在理解之中的。然而現在我所作為問題的「作者」,卻將問題更加單純化了。他所述說,是所與的作家,那作品能否確證我關於社會環境的意義的見解,我便據以分為讚賞或非難。[186]於是就生出可笑的漫畫來,假使這對於我國的——可惜還不獨我國——文學史家,不成為極有興味的「歷史底記錄」,那就恐怕是連談講的價值也沒有的。

  G·I·烏斯班斯基(Uspenski)在《難醫的漢子》這一篇短篇里,將一個苦於暴飲,向醫生訪求著醫治這病的藥,「譬如連身體的角角落落」也都達到的藥的教士,作為唯物論的決定底反對者,證明著物質和精神的決非一物。「你瞧,——這漢子講道理道,——連《俄國的言語》報上,也沒有說這是一體的……倘若這樣,那麼,拿一段木棒來——這是脊骨,纏上繩子——是神經,再加上些什麼——選出去做土地爭議裁定官罷,只要給帶上綴著紅帶子的帽,就好了……」

  這教士,留下了無數的子孫,他是馬克斯的一切「批評家」的先祖。我們的「作者」,一定也屬於這苗裔裡面的。然而應該說真話,——教士還沒有「狹隘」到他的子孫一般。他「連」依據了《俄國的言語》報,也並無偏見地,承認了脊骨不是木棒,神經不是繩子。而我的大慈大悲的批判者,卻要將神經和繩子,木棒和脊骨的等觀的堅強的確信,歸之於我。豈但我們的批評家而已呢?反對者們也將和這相類的愚昧,十分認真地歸給了我們。——其實是,雖現今也還在歸給,沒有歇——要確信這事,只要想起社會革命黨和主觀主義者們對於馬克斯主義所加的反駁,就夠了。不獨此也,——雖在西歐的馬克斯批判——例如有名的培侖斯坦因先生——上,也還將那有判斷的教士所未必加於唯物論的關於「神經」和「繩子」的意見,歸之「正統底」馬克斯主義,這事,是可以無須什麼誇張地來說的。我真不知道,我們可能遇到一個時代,會從和這種「批評家」交矛的滿足,得到解放。但我想,這時代是要來的,我以為這的到來,當在社會底變革,除去了或種哲學底以及其他的偏見的社會底原因之後。然而現在,卻還很要常常聽我們的「批評家」的認真的忠告,說是將纏著繩子,用了綴著紅帶的帽子裝飾起來的木棒,推舉出去做「土地爭議的裁定官」,是不行的罷。沒有法,只好和果戈理(Gogol)一同大叫道:「諸位,生活在這世間,是多麼無聊呵!」

  也許有人要說,著手於藝術作品的社會學底等價之決定的批評家,是容易將那方法來惡用的。這我知道。然而不能惡用的方法,有在那裡呢?這是沒有的,也不會有。又將說罷,——所與的方法愈是切實的,則由拙劣地駕馭這方法的人們所犯的那惡用,就愈不堪。然而這事,成為反對切實的方法的理由麼?人們往往將火惡用,但人類倘不回到文化底發達的最低階段去,卻不能拒絕其使用。

  在我國,現在是將「有產者底」或「小市民底」這形容詞,非常惡用著了。那事例之多,竟至於使我讀著「Russkie Vedmosti」第九十四號的漫談(Feuilleton)的I先生的下幾行,未嘗沒有同感。——

  

  「現在的文學,在要發見一種手段,只留下於那支持者並無危險的東西,而決定底地將一切解體,破壞。這是包藏於『有產者底』或『小市民底』這言語之中。只要將這言語,拋在或一社會活動家或文學作品上,便作為殺死,解體,絕滅最強的有機體的毒,作用起來。『有產者底』這句話里,含有無論用了怎樣狡獪的中傷,論爭底才能的怎樣的展開,也都不能鬥爭的論據。這好象是不能證明它沒有對準必要之處,未常命中適當之處的日本的下瀨火藥似的東西。觸著它也好,不觸著也好,而它已經將那些東西破壞了。

  「對於這可怕的判決,唯一的充足的回答,是向著和這相應的致命底的爆裂彈的飛來之處,拋過同樣的東西去。對於將『有產者底』這句話,拋給你們了的處所,就送以『小市民底』這句話罷。那麼,你們將在敵陣裡面,看見剛才在你們自己這邊那樣的敗滅了,為什麼呢,因為防禦這爆裂彈,是怎樣的城牆,怎樣的壕塹,也不會有的。」

  在或一意義上,I先生是對的。但僅在或一意義上,是對的而已。作為分明看透了或種現象,卻並不來取解決那社會底意義之勞者,是對的。但是,倘若I先生要懂得這意思,那很容易,就只要從他剛才所說上述的形容詞的惡用之可怕的事,便懂得了。兌什思沛蘭德先生說得不錯(《基雅夫意向》,一九○八年,一三二號)——

  全世界是——據梭羅古勃,是「有產者」。

  據陀勃羅文,則是「猶太人」。

  那是如此的。然而為什麼從陀勃羅文(Dubrovin)先生看來,全世界是「猶太人」呢?將這奇怪的心理學底光差的社會學底等價,加以決定,是做不到的麼?對於這問題,恐怕大家都未必能說「做得到」,大家也未必毫無困難,決定這等價的罷。那麼,梭羅古勃(Sologub)先生的心理學底光差,怎樣呢?決定那社會學底等價,是可能的麼?我還是以為可能的。

  例如——看罷。近時陀勃羅文先生的機關雜誌說過——「社會主義所約給我們的飽滿的有產者底幸福,並不使我們滿足」(據《基雅夫意向》一九○八年,一三二號所引用)雲。

  總之,陀勃羅文先生對於自己的反對者們,現在是不但非難其猶太性,而且也非難其小市民性了。然而陀勃羅文先生是並非將可怕的有產者性的「下瀨火藥」,親自製造了的,他是從別人,例如,從由他看來,全世界都是「有產者」的梭羅古勃先生,或從並不反對甚至將有產者性之罪歸於造化的伊凡諾夫·拉士謨涅克(Ivanov-Razumnik)先生,所接來的現成品。但這些人們,也並未自己製造了這可怕的「下瀨火藥」。他們從幾個馬克斯的批判者,將這接受過來,而這些批判者們,則繼承之於法蘭西的羅曼派。誰都知道,法蘭西的羅曼派們,是雄健地反抗了「有產者」和「有產者性」的。但到現在看起來,凡在知道法蘭西文學史的人們,就明白那反抗了「有產者」和「有產者性」的羅曼派本身,即徹骨地為有產者精神所長養。所以對於「有產者」的他們的攻擊和對於「有產者性」的他們的嫌惡,不過是有產階級內的家庭爭執。台阿斐爾·戈兼(Théophile Gautier),是「有產者」的無可解救的敵人,然而雖然如此,他對於一八七一年五月的有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勝利,卻以渴血似的狂喜來歡迎了。只要看這事,便知道對於「有產者」在嚷嚷著的一切人們,並不是對於有產者底社會組織的反對者。如果是這樣的,那麼,要知道可怕的「下瀨火藥」的本質,就也沒有象I先生所設想之難。是有「反小市民性」,又有「反小市民性」的。有一種「反小市民性」,是和資產階級的榨取大眾(群集)的事,雖然還容易和解,但到終局,和由這榨取而生的有產者底性質的缺點,卻無論怎樣,總不能和解。還有一種「反小市民性」——那不消說,對於有產者底性質的壞的方面,是並不掩起眼睛來的,但分明知道,這隻有靠著除去相關的生產關係的方法,才能夠除去。要明白這兩種「反小市民性」的任何之一,都應該在文學上發見那反映,而且其實已經發見的事,是容易的。凡明白了這事的人,就毫不為難地知道「下瀨火藥」的本質了。

  他將要說罷,——有「下瀨火藥」,又有「下瀨火藥」,其一,是有產者願意脫離由有產者底社會關係而生的缺點,於是他從對於由他所榨取的大眾的勞動,希望維持政權的人們所團結的陣營里,跑了過來。這些「下瀨火藥」在效用上,就象僅足驚嚇蒼蠅的蠅撲。然而還有別的「下瀨火藥」,那是從反抗「人類對人類的」一切榨取的人們的陣營里跑來的。這些人們,比第一種的人們誠實得多。那數目之中,不但陀勃羅文之徒而已,連台阿斐爾·戈兼之輩,也不在內。現代俄國的「小市民性」的反對者們的最大多數,也知他們毫沒有什麼共通之處。例如茹珂夫斯基(Zhukovski)先生似的人,也不屬於此,據他的意見,戈理基(Maxim Gorki)——「是從頭頂起,到腳尖止,是小市民。」在戈理基,是有許多缺點的。可以用了完全的意識,稱他為空想家。但能夠說他是小市民者,卻只有陀勃羅文先生似的,將社會主義和小市民性,混為一談的人。I先生說,「戈理基先生常在非難別人,說是小市民性。別人也在這樣地非難他。一切都很合適的。這恐怕是孩子的遊戲罷。」他說這話的時候,是大錯的。一種文學,其中「玩弄」著「小市民」呀,「小市民性」呀那樣的誠實的概念,卻可以說是一切都很合適的麼?凡是對於文學的問題,抱著誠實的態度的人們,可以不來努力,使這遊戲有一結束的麼?然而要將孩子用著誠實的概念的遊戲,加以結束,則倘不能決定這遊戲的社會學底等價,換了話說,就是剖明那引它出來的社會底心情,就不行。但這事,倘不是在「社會底意識,由社會底存在而被決定」這一個不可爭的命題上,就是我所努力要將自己的批評論文的基礎,放在那裡的思想上,兩手牢牢地抓著的人,是辦不到的。

  一切的「反小市民」,決不能僭用無產階級的觀念者這名稱。這事,在西歐知道文學底潮流的歷史的一切人們,是很明白的。但可惜在我國,凡有興味於社會問題的人們,卻遠不知道這歷史。於是I先生所指摘的有害的遊戲的可能,就被造成了。並不很古的時候,說起來,就只在兩三天以前,在我國,自己的魂靈里除了對於小市民的羅曼底的——即Par Excellence(幾乎全體)地小市民底的——憎惡之外,一無所有的人們,都將身子裹在「無產階級的觀念者」的外套裡面了。這種人們的不少的數目,即形成於新聞《新生活》的協力者之中。其中之一的閔斯基(Minski)先生,在上述的新聞停刊了幾個月之後,誇張地指摘著一個事實,說是我們的頹廢派詩人,大半投入我們的解放運動的極左底潮流里了,而藝術上的寫實主義的擁護者,傾向這潮流的卻少得遠。事實,是未曾正確地指摘到的。而且對於閔斯基先生所要證明的,事實卻毫沒有證明著。在法蘭西,自己徹骨為小市民底精神所育養的「小市民性」的反對者的許多人——例如波特萊爾(Baudelaire)——,就很神往於一八四八年的運動,但這事,於那運動剛要失敗,而他們便轉過臉去,是不來妨礙的。以強有力的「超人」自居的這種的人們,實際上卻極端地孱弱。而且也如孱弱的一切人們一樣,神往於自然力那一邊。然而他們的出現,則並非作為力的新要素,倒是代表著否定底要素,要運動之力不減少,還是和他們分離了,卻較為有效的。而在我國,和這些人們曾經協力的勞動者利益的擁護者們,是將許多罪戾,接收在自己的魂靈里了。

  但是,回到文藝批評的任務去罷。我說過,——黑格爾學派的批評家——觀念論者,以為將藝術作品的思想,從藝術的言語,譯成哲學的言語,是自己的義務。然而他們很知道,他們的工作,是很不以遂行了這義務為限的。上述的翻譯,據他們的意思,不過是哲學底批評歷程的第一段。這歷程的第二段,在他們,——如培林斯基所曾寫出——是在「將藝術底創造的思想,指示其具體底顯現,追求之於形象之中,而且發見其各部分中的全體底的和單一的東西。」這意思,就是說,在藝術作品的思想的評價之後,應該繼以那藝術底價值的分析。哲學不但並沒有除去美學而已,反而努力於為他尋路,為他發見堅固的基礎了。關於唯物論底批評,也應該說一樣的話。一面努力於發見所與的文學現象的社會學底等價,而這批評,倘不懂得問題不該僅限於這等價的發見,以及社會學並非在美學前面關起門來,倒是將門開放的事,那就是背叛了自己的本性的東西。忠實的唯物論底批評的第二段的行動——恰如在批評家——觀念論者那裡也是如此一樣——自然應該是正在審查的作品的美學底價值的評價。假使批評家——唯物論者,以他已經發見了所與的作品的社會學底等價為理由,而拒絕這樣的評價,則不過曝露了他對於自己要據此立說的那見地,並無理解。一切所與的時代的藝術底創作的特殊性,是常被發見於裡面所表現的社會底心情和那最緊密的因果關係之中的。一切所與的時代的社會底心情,則由那時代所特有的社會關係而被決定。這事,藝術和文學的一切的歷史,顯示得比什麼都瞭然。惟這個,就是當決定一切所與的時代的文學作品的社會學底等價時,假使批評家從那藝術底價值的評價轉過臉去,那麼,這決定,便將止剩下不完全的,從而不確實的東西的原因。用了別的話來說,就是,唯物論底批評的第一段,不但不除去第二段的必要而已,倒是引起作為那必要的補充的第二段來。

  再說一回,唯物論底批評的方法的惡用,是僅憑了不會有不能惡用的方法這一個簡單的理由,就不能成為反對這方法的口實的。

  在我的書籍《關於對歷史的一元論底見解發達的問題》里,我反駁著密哈羅夫斯基(Michalovski),下面似的寫著,——

  「徹底底地堅持著一個原則,而說明歷史底歷程——這是困難的工作。然而你說這是怎麼一回事麼?凡科學,只要這不是『主觀底』科學,就大抵並非容易的工作,——惟在那裡面,則以驚人的容易,說明一切的問題。我們的問題,既然到了那裡了,我們就告訴密哈羅夫斯基先生罷,——在關於觀念形態之發達的問題上,倘不統御著或種特別的才能,即藝術底感覺,則雖是『弦』 [187]的最超等的通人,也往往成為無力。心理,是和經濟相適應的。然而這適應,是複雜的歷程,要通曉那全行程,描出他如何施行,給自己和別人,都易於明白,就往往必須藝術家的才能。例如巴爾札克(Balzac),於說明和他同時代的社會的種種階級的心理,作了大大的貢獻了。我們從伊孛生(Ibsen),也可以學得許多。但惟獨從他而已麼?我們和歲月一同,在一方面——理解『弦』的運動的『鐵則』同時在別方面——期待著能夠理解,並且表示出在那『弦』上,就因了那運動,而『活的衣裳』怎樣地成長起來的藝術家的出現罷。」

  我現在也還這樣想:倘要懂得我當時所名為觀念形態的活衣裳者,則往往以藝術家的才能——或者至少是感覺——為必要。加以這樣的感覺當我們著手於藝術作品的社會學底等價的決定之際,也是有益的。這樣的決定,也是極其困難,極其複雜的工作。我們——例如關於這事,我在上面引用了的I先生的漫談,在登在「Russkie Vedmosti」雜誌上的那論文集《文學底頹廢》中也就是——往往遇見顯示著願做這事的一切人們,卻不適於這困難的工作的批評底判斷。在這裡,也是被召者雖多,而入選者卻少的。我現在所言,並非為了唯物論底方法的辯明,——我已經說過,所與的方法的惡用的可能,還未曾給人以審判這方法本身的權利,——是為了對於那擁護者,警告其謬誤而說的。在戰術的問題上,在我國,已由了自以為總有些馬克斯的繼承者的權利的人們,做了許多謬誤了。這樣的謬誤,倘施之於文藝批評的領域內,是非常可惜的。但要去掉這個,卻除了馬克斯主義的根本問題的新的研究之外,沒有另外的方法。這研究,現在在我國這兩三年的事件的影響之下,當正在開始著手於理論底「價值」的「再評價」之際,尤為有益,瞿提(Goethe)就已經說過,一切反動底時代,是傾於主觀主義的。我們現在正在經過著漸傾於這主觀主義的時代之一,而且我們恐怕還至於要看見主義的真實的筵宴的罷。在現在,我們就已經看見這領域內的多少事情了,——調爾珂夫(Tyurkov)先生的神秘底無政府主義,盧那卡爾斯基(Lunacharski)先生的「創神主義」,阿爾志跋綏夫(Artsybaschev)先生的色情狂主義,——這些一切,就都是同一毛病的各樣的,然而分明的症候。將已經傳染了這病的人們,是毫不想去醫治了,但我要從還是健康的人們起,給以警戒。主觀主義的黴菌,在馬克斯學說的健康的氛圍氣里,極迅速地滅亡。所以馬克斯主義,是防這毛病的最好的豫防手段,然而要馬克斯主義能用作這樣的手段,則必須不單是濫用馬克斯主義底術語,而真實地理解他。盧那卡爾斯基先生,現在為止,倘若我沒有錯誤,則是自以為馬克斯主義者的。然而他完全沒有獲得馬克斯主義的學說,就單是始終反覆了馬克斯主義底術語,正因為這緣故,他就走到了那最滑稽的「創神主義」了。

  他的例子,在別人是教訓……

  盧那卡爾斯基先生是在一直先前,就有了現在的病的萌芽的。那最初的症候,是他對於亞筏那留斯的哲學的心醉,以及要借這哲學,來給馬克斯主義「立定基礎」的希望。在懂得事理的人們,當那時候,就已經明白這馬克斯的「立定基礎」,正不過證明著盧那卡爾斯基先生自己的無基礎。所以盧那卡爾斯基先生的病的新症候,對於這樣的人們,是不能使誰吃驚,使誰喪氣的。懂得事理的人,在無論怎樣的主觀主義之前,都不會喪氣。但在我國,懂得事理的人們,能很多麼?唉唉,他們是很少!而且正因為他們少,所以我們,用了培林斯基的話來說,就不得不和那些與蛙兒們交戰,雖當最好之際,也只值愉快的嘲笑那一流的非文學底的人們來爭吵了。而且正因為在我國,懂得事理的人們少,所以象戈理基先生的《懺悔》那樣的可悲的文學底現象,這才成為可能,——那當然,大約要使這極大才能的人的一切真實的崇拜者,抱著不安,而這樣地發問的,——「他的歌,莫非實在唱完了麼?」

  我對於這質問,還不能敢於給以肯定底的回答——也很不願意給。我只在這裡說幾句話,就是在那《懺悔》里,戈理基先生是站在較他為早的果戈理,陀斯妥夫斯基,托爾斯泰似的巨人所滑了下去的斜面之上了。他能夠墜落而站住麼?他能夠敢於棄掉這危險的斜面麼?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得很明白——要棄掉這斜面,惟在由他的馬克斯主義的根本底獲得的條件之下,這才可能。

  我的這些話,大約要將動機,給與關於我的「一面性」的許多有些奇智的諧謔的罷。我對於新出的諧謔,贈之以拍掌。但我將繼續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的罷。惟有馬克斯主義,可以醫治戈理基先生。而這我的固執,將要因了記起那「用挫折了的東西去醫治去」這一句格言,而更加容易得到理解。戈理基先生,不是已經自以為馬克斯主義者了麼?他在那長篇《母親》之中,不是已經作為馬克斯底見解的宣傳者而出發了麼?然而這小說本身,卻證明了——戈理基先生於作為這樣的思想的宣傳者的腳色,全不相宜,為什麼呢?因為他全沒有理解馬克斯的見解。《懺悔》,則成了這全無理解的新的,而且恐怕是更加明白的證據了。於是我要說——假使戈理基要宣傳馬克斯主義,就豫先去取理解這主義之勞罷。理解馬克斯主義的事,大抵是有益,並且也愉快的。而且對於戈理基先生,將給以一種買不到的利益,就是,明白了在藝術家,即以用形象的言語來說話為主的人,那宣傳家,即以用論理底言語來說話為主的人的職務,是怎樣地只有一點點相宜而已的。戈理基先生確信了這個的時候,他大約便將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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