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文學之回顧 日本 野口米次郎

  倘是開了的花，時候一到，就要凋零的罷。我在文學上，也看見這傷心的自然的法則。二十幾年前始在英詩界的太空，大大地橫畫了彩虹的所謂愛爾蘭文學運動，現在也消泯無跡了。昨年（譯者案：1923） Yeats得了諾貝爾獎金，但這事，在我的耳朵里，卻響作弔唁他們一派的文學運動的輓歌。A. E. （George Russell）和Yeats一同，被推舉為愛爾蘭自由國的最高顧問的事，說起來，也不過是一座墓碣。他們的文學底事業，是天命盡矣；然而他們的工作，則一定將和法蘭西的象徵運動一同，在世界文學史上占有永遠的篇幅。我現在就要來尋究其遺蹤。時節是萬籟無聲的冬季。我的書齋里的火是冷冷的。掛在書齋里的Yeats的肖像也岑寂。遙想於他，轉多傷心之感了。

  我不能將愛爾蘭和印度分開了來設想。那都是受著英國的鐵槌底的統治，在那下面不能動彈的國度。他們兩國民，是所謂亡國之民，只好成為極端的樂天家，或則悲觀論者。就愛爾蘭文學看來，A. E. 代表前者，Yeats是屬於後者的。我在這裡，只要文學底地來講一講愛爾蘭，印度的事情，則以俟異日。

  讀者首先必須知道在愛爾蘭人，是沒有國語，沒有歷史，加以沒有國家這一個根本底事實，還必須知道愛爾蘭的青年（二十幾年前的青年，在現在，是也入了斑白的老境了），……他們是抱著三個的決心，文學底地覺醒了的。三個的決心雲者，是什麼呢？第一，是沒有國語的他們，就從近便的英文，來造出適於自己的目的的表現的樣式。第二，是回到過去的詩歌去，認精神底王國之存在。第三，是他們在從新發見了的文學底遺產上，放下自己的新文學的根柢去。這些三個的決心，精神底地，是極其悲壯的。於是這文學運動，便負著如火的熱烈的愛國心的背景，而取了驚人的美麗的攻擊的態度了。

  所謂愛爾蘭文學運動者，是襲擊的文學。在國內，是用了文學底新教之力，以破壞傳統底地主宰著國民之心的正教派底文化，在國外，是使人認知愛爾蘭之存在的愛國底行為。世間的輕率的人，每將這愛爾蘭文學運動和同時興起的英國的新詩運動相併論，但這二者，出發之點是兩樣的。決不是可以混同的事。除了都是出現於同時代的運動以外，毫無什麼關係。英國的新詩運動，是覺醒於新的詩的音律，以自覺之力，發見了前人未發見的詩境，而要從限制自己，有時且腐化自己的維多利亞女皇朝文學的惡影響，救出自己來。一言以蔽之，則英國的新詩運動，主點是在對於凡俗主義的自己防禦。即使這運動（倘若可以稱為運動）也有攻擊的矛頭之所向，那也不過是為「自己防禦」而發的。將這和愛爾蘭文學運動相比較，是那因之而起的精神，全然不同。我的朋友而現居印度的詩人James Cousins，這樣地說著，「宗教底地，稱為基督新教徒，文學底地，則稱為異端者，也稱為抗議者的 Protestant的工作，即始於Protest之點。我的文學底工作，也從這裡出發的。我二十三歲的時候，在倫敦的Crystal Palace偶然看見了冷罵愛爾蘭人的滑稽畫。我憤怒了，我於是回國，決心於反對英格蘭人之前，先應該向自己的國人作文學底挑戰。我寫了一篇叫作《你們應該愛Protestant的神而憎一切加特力教徒》的文章。自己是為愛國心所燃燒了，但這之前，卻不得不嫌惡本國人。被認為直接關係於所謂愛爾蘭文學運動的三十人的幾乎全部，不妨說，都是新教徒。而且所以起了這新運動的動機，也不妨說，三十人大略都一樣。就是，是反愛爾蘭，是新教徒的少數者的工作。」

  數年以前，在日本，「歸萬葉去」[10]這句話，被聽取為有著意義的宣言。究竟有多少歌人，能夠在古代的詩歌精神中，發見了真實的靈感呢？歸於古代的事，不但在日本人為必要，無論那一國的新文學，都必須知道古代的人民的文化和天才，和近代的時代精神有怎樣的關係，而從這處所，來培養真生命的。愛爾蘭的青年詩人，將文學的出發點放在這裡，正是聰明的事。英國的新詩運動，也以自然的行為，而是認了這一點的時候，英國的詩壇和愛爾蘭的新文學，便有了密接的關係了。Yeats之稱讚Blake，Francis Thompson之於 Shelley發見了新意義，都是出於自然的事，而在英國詩壇，也如上述的Blake和Shelley 一樣，同時研究起Vaughan和Herbert來。所以，以出發的精神而論，英格蘭、愛爾蘭兩國的新文學，是不同的，但也該注意之點，是漸漸攜手，同來主張英語詩的復活底生命了。然而無論到那裡，愛爾蘭人總和英格蘭人是先天底地不同的魂的所有者。他們不象英國人那樣，要以文學來救人類的靈魂。英國的詩人，即使怎樣地取了無關於宗教的態度，也總有被拘之處。不能象愛爾蘭的青年詩人一般，天真地，宿命底地，以美為宗教。也不能將美和愛國心相聯繫，而來歌吟。英國人一到歌詠愛國心的時候，他們總是不自然的，理論底的。過去不遠，英國的Tennyson，也曾和宗教底疑惑爭鬥了。Browning雖然超絕了宗教底疑惑，卻被拘於自己的信仰。和他們相反，愛爾蘭的文學者，是不疑宗教，至於令人以為是無宗教似的。簡短地說，是他們漠不關心於宗教。更真實地說，是他們雖然是宗教底，而不為此所囚的不可思議的人民。委實不疑宗教，所以他們是自然的。漠不關心於宗教，所以他們是天真的。雖然是宗教底而決不為此所囚，所以他們是宿命底的。

  我聽到過這樣的事情，在愛爾蘭的山中，會有失少孩子的事，當此之際，警官便先拾枯枝，點起火來，做成篝火，於是口誦誓辭，而後從事於搜索失掉的孩子。從這一個瑣話來推想，也就可以明白愛爾蘭人是怎樣地迷信底了。然而又從這迷信無害於他們的信仰之點來一想，即又知道愛爾蘭人的心理狀態，是特別的，就是矛盾。這矛盾，總緊釘著無論怎樣的愛爾蘭人。從Bernard Shaw起，到在美國鄉下做使女的無名的姑娘止，都帶著矛盾的性質。從信仰上的矛盾而論，我想，日本人是也不下於愛爾蘭人的。近代的日本人，恰如近代的愛爾蘭人一樣，是無宗教的罷，但日本人的大多數，又如愛爾蘭人的大多數一樣，是宗教底。日本人大多數的宗教底信仰，並不為各種迷信所削弱，換了話來說，就是信仰迷信，兩皆有力的。更進一步說，也就是日本人的個性，是無論怎樣的宗教底信仰或迷信，均不能加以傷害的不可思議的人民。假使這一點可以說偉大，那就應該說，愛爾蘭人也如日本人一般的偉大。從雖是別國的文學，而在日本，愛爾蘭文學的被理解卻很易，共鳴者也很多這地方看來，豈不是就因為日本人和愛爾蘭人，性質上有什麼相通之處之所致麼？至少，有著矛盾的國民性這一點，他們兩國民是相類似的。倘以為文學底地，日本不及愛爾蘭，那就只在日本沒有Shaw和Yeats這一點上。這是遺憾的，但我尤以為遺憾者，還有一件事。這非他……是日本人的心理狀態，不如愛爾蘭人的深。愛爾蘭人，至少，是愛爾蘭的青年文學者，他們的生命，是不僅受五官所主宰的。

  他們住在五官以上的大的精神底世界中，還覺醒於大的生命里。概念底地說，則他們是認識了永遠性的存在，他們的眼，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將外部和內部，合一起來，而看見內面底精神，從外面底物質產生出來的那秘密。他們的詩歌，可以說，是出於永遠性的認識的。這愛爾蘭人的特質，從古代以來，就顯現在他們的哲學上，詩歌上。這特質，外面底地，是廣的，但內面底地，卻含蓄，因而是夢想底的。外面底地，是平面底，而在內面底地，卻有著立體底的深。

  在愛爾蘭，有兩種的詩人。其一，是外面底地運用愛國心以作詩，而主張國民主義。和這相反，別的詩人，則想如Yeats的仙女模樣，披輕紗的衣裳，以柔足在雲間經行。前者主張地上的樂國，必須是愛爾蘭，而後者則想在那理想境中發見天國。他們兩人，是如此不同的，然而在愛爾蘭人，卻將他們兩面都看得很自然，毫不以為奇怪。先前已經說過，是矛盾的人們，所以在別國人是不可能的事物，在他們，是可能的。也可以說，他們的特質，是在使矛盾不僅以矛盾終。他們將矛盾和矛盾結合，使成自然……這是他們的有趣之處。我自己是看重這特質，個人底地，也將他們作為朋友的。而且非個人底地，是對於愛爾蘭有非常的興味的。其實，在他們，固然有無責任的不可靠的處所，但除他們之外，卻再也尋不出那麼愉快的人們了。

  就從上文所敘的國民性，產生了所謂愛爾蘭文學。歷史底地來一想，愛爾蘭的文化，是經數世紀，和詩的精神相聯繫的。恰如日本古代的萬葉人，是詩歌的人一樣，愛爾蘭人也是詩的人。據愛爾蘭人所記的話，則王是詩人，戴著歌的王冠；法律是詩人所作，歷史也是詩人所寫的。千年以前，在愛爾蘭要做國民軍之一人，相傳倘不是約有詩集十二本的姓名，便不能做。英國人還沒有知道詩的平仄是怎樣的東西的時候，愛爾蘭人卻已有二百種以上的詩形了。在英國，百年以前，Wordsworth才發見了自然之為何物，而愛爾蘭人則已發見之於千年以前。到十九世紀，英國乃強迫他們，令用英語為一般國語，但他們的真精神，卻回到他們的古代精神去，成了他們的愛國熱猛烈地燃燒起來的結果了。

  Cousins說，「所謂文學運動者，並非復活運動。在愛爾蘭，毫無使它復活的東西。所以叫作復活運動的文學，是呆話。英國受了法國革命的影響，而入工業時代，自此又作殖民地擴張時代，英國文學也從而非常膨脹了，但英詩的真精神，卻已經失掉。收拾起英國所失的詩歌的生命，而發見了自己的，是愛爾蘭文學者。」這樣一聽，稱愛爾蘭文學運動為復活運動，誠然也不得其當的，但也有種種含有興味的諸形相，作為文學的國體底表現。當英國的盎格魯·諾爾曼文化侵入愛爾蘭，將破壞其向來的文化的初期時代，愛爾蘭的詩人即也曾大作了愛國之詩，詠嘆了自由。在那時代，是畏憚公表自己的真名姓，都用匿名，否則是雅號的。這文學底習慣，久經繼續，給近代詩人們以一種神秘之感。到十九世紀，而愛爾蘭人的反英政治運動，成為議會的爭鬥，極其顯露了。在文學上，他們也作了Ballad和所謂Song，以用於政治底地。這理智底傾向，便傷損了他們的純的古代精神，他們的散文底的行為，至於危及他們的崇高的幻想了，但在這樣愚昧無趣味的時代，提文學而起的偉大的愛爾蘭人，是Ferguson。那人，是在今日之所謂文學運動以前，覺醒於文學運動的最初的詩人。要歷史底地，來論今日的文學運動，大概是總得以這人開始的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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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新的意義上，開愛爾蘭文學，而且使之長成者，非他，就是Yeats。這是不能不說，以他於千八百八十九年所出的《游辛的漂泊》一書，開了新運動之幕的。我雖然讀作「游辛」，但愛爾蘭人也許有另外的讀法。因為近便沒有可以質問的愛爾蘭人，姑且作為「游辛的漂泊」罷。[11]在這書里，詩人Yeats則於古的愛爾蘭傳說中，加進了新的個性去。不但聽見Yeats一人的聲音，從這書，也可以聽見愛爾蘭人這人種的聲音。這聲音，是從內面底地有著深的根柢的愛爾蘭人的心裡所沁出來的。

  Yeats是世所希有的幻想家。作為幻想家的他，是建造了美的殿堂，而在這灰色的空氣中，靜靜地執行著美麗的詩的儀式的司儀者。內面的神秘世界，為他半啟了那門。而他就從那半啟的門，凝眺了橫在遠方的廣而深的靈的世界。他負著使命，那就是暗示美的使命。然而他有著太多的美的言語，這在他，是至於成為犯罪的藝術家。他從大地和空中和水中所造成的美的夢，永遠放著白色的光輝，但這就如嵌彩玻璃（Stained glass） 一般，缺少現實味。美雖是美，而是現於夢中的美，好象是居於我們和內面底精神底中間。但我們並不覺得為這所妨礙，他所寫的美的詩，是有可驚的色彩和構圖的，但言其實，卻有Yeats自己，為此所賣的傾向。他的作品中，有許多戲劇，然而他終於不是劇作家。他不過是將自己扮作戲劇的獨白者（monologist）。

  我現在從Yeats到A. E. 去，而看見全然不同的世界。在這裡，並無在Yeats的世界裡所聽到那樣的音樂。Cousins曾比A. E. 於日本房屋的紙扉。這意思，是說，一開扉，詩的光線便從左右躍然併入了。A. E. 和Yeats相反，是現實家。不，是從稱為現實的詳細，來造那稱為理想的虛偽的世界的靈的詩人。作為表現的文學者，則可以說，外面底地，雖以節約為主，而內面底地，卻是言語的浪費者。他的詩，雖是文學底，也決非由理論而來，乃是體驗的告白，但他的哲學，卻因為無視國境，所以就如前所說，成為極端的樂天家了。這文學底悲劇，也許並不在Yeats之成為夢想家或悲觀論者的悲劇以上，但於A. E. 之為大詩人，卻有著缺少什麼之感。使愛爾蘭人說起來，他是現存的最大的詩人，有一而無二的，但我們於他，卻有對於泰戈爾的同樣的不滿。他雖然尊重現實，而在所寫出了的作品上，卻加以否定。那邊的Yeats，則一面歌詠美的夢，而又不能忘卻現實，因而那夢，也不過是橫在晝夜之間的黃昏了。然而我可以毫不躊躇地說，我從他們倆，是受了大大的感銘的。我敬畏著他們。

  以A. E. 和Yeats為中心，又由他們的有力的獎勵和鼓舞，而有許多青年文學者出現，於是舉起愛爾蘭文學運動的旗子來了。可以將這些人們，約略地大別為A. E. 派和Yeats派，也正是自然的事罷。前者趨向外面而凝眺內心，後者則歌愛國而說永遠。我的朋友 Cousins，就年齡而言，也應該論在A. E. 和Yeats之後的，他較多類似A. E. 之處。

  Cousins是數年以前，我曾招致他到日本，在慶應義塾大學講過詩，那姓名，在日本是並非不識的了。因為他寄寓日本，不過七八個月，所以未能文學底地，造成他和日本的關係。但我想，個人底地記得他的日本人，大約總有多少的罷。Douglas Hyde評他為「宿在北方之體裡的南方之魂」，怕未必有更恰當的評語了。Cousins的「北方之體」主張起自己來，他便成為理想家，而他的「南方之魂」一活動，他便成為抒情詩人了。以Yeats為中心的一派，從最初即以「多疑之眼」睨視著他的，這不久成為事實，他現居印度，和Anne Besant夫人一同，成為神智論（Theosophy）的詩人而活動者。他久和最初的朋友離開了。他的論理底感會，使他不成為單是言辭的畫家。對於詩的形式的他的尊重，也是使他離開所謂閃爾底（Celtic）的感情的原因。這一點，就是使他和印度人相結，而且在印度大高聲價的理由罷。

  和Cousins同顯於文壇的青年，有O』Sullivan和James Stephens。

  O』Sullivan在古典底愛爾蘭的傳統中，發見了靈示，Stephens則將神奇的銳氣，注入於革命底文學精神中。這以後，作為後輩的詩人，則有Padraic Colum和Joseph Kampbell。又有叫作E. Young的詩人。但我的這文，是並不以批評他們的作品為目的的。我所作為目的者，只要論了A. E. 和Yeats就很夠。倘若這文能夠說了在文學上的愛爾蘭的特質，那麼，我就算是大獲酬報，不勝欣喜了。

  （譯自《愛爾蘭情調》。）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奔流》第二卷第二期所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