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之自然詩觀 廚川白村

  一

  揭了這個大大的問題，來仔細地講說，是並非二十張或三十張的稿子紙所能完事的。便是自己，也還沒有很立了頭緒來研究過，所以單將平素的所感，不必一定順著理路，想到什麼便寫出什麼，用以塞責罷。

  宇宙人生的一切現象，若映在詩人眼裡，那不消說，是一切都可以成為文藝的題材的。為考察的便宜起見，我姑且將這廣泛的題材，分為（1）人事，（2）自然，（3）超自然的三種，再來想。第一的人事，用不著別的說明；第二的自然，就是通常所謂天地，山川，花鳥，風月的意思的自然；那第三的超自然，則宗教上的神佛不待言，也包含著見於俗說街談中的一切妖怪靈異的現象。這三種題材，怎樣地被詩人所運用呢，那相互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將這些一想，在研究詩文的人，是最重要，也是饒有興味的問題。我現在取了第二種，來述說東西詩觀的比較的時候，也就是將這便宜上的分類作為基礎的。

  二

  先將那十八世紀以前的事想一想。

  為歐洲文化的源泉的希臘的思想，是人間本位。揭在亞波羅祠堂上面的「爾其知己」的話，從各種的解釋看去，是這思潮的根柢。所以雖是對於自然，那態度也是人間本位，將自然和人間分離的傾向，很顯著。或者可以姑且稱為「主我底」罷。象那歷來的東洋人這樣，進了無我，忘我的心境，將自己沒入自然中，融合於其懷抱之風，幾乎看不見。東洋人的是全然離了自我感情，自然和人間合而為一，由此生成的文學。希臘的卻從頭到底是人間本位，將自然放在附屬的地位上。雖然從荷馬（Homeros）的大詩篇起，那裡面就已經有了古今獨絕的雄麗的自然描寫，但上文所說這一端，我以為有著顯明的差異。

  歐洲思想的別一個大源泉是希伯來思想，但這又是神明本位，將超自然看得最重，以為自然者，不過是神意的顯現罷了。將人間的一切，奉獻於神明，拒斥快樂美感的禁欲主義的修士，當旅行瑞士時，據說是不看自然的風景的。後來，進了文藝復興期，象那通曉古文學，極有教養的藹拉士謨斯（Erasmus）那樣的人，要知道他登阿爾普斯山時，有什麼看見，有什麼惹心呢，卻還說道那不過是悒鬱的客店的惡臭，酸味的葡萄酒之類，寫在書信里。從瑞士出義大利之際，負著萬古的雪的山嶽美，是毫沒有打動了他的心的。這樣的心情，幾乎為我們東洋人所不能理解，較之特地到遠離人煙的山上，結草庵，友風月的西行和芭蕉的心境，竟不妨說，是幾乎在正反對的極端了。為近代思想的淵源的那文藝復興期，從詩文的題材上說，也不過是「超自然」的興味轉移為對於「人間」的興味而已。歐洲人真如東洋人一樣，覺醒於自然美，那是自此一直後來的時代的事。

  三

  

  西洋的詩人真如我們一樣，看重了自然，那是新近十八世紀羅曼主義勃興以後的事情。看作僅僅最近百五十年間的事，就是了。在這以前的文學裡，也有著對於自然的興味，那當然不消說；但大抵不過是目錄式的敘述或說明。是observation和description，而還未入於reflection或interpretation之域的。或者以人事或超自然為主題，而單將這作為其背景或象徵之用。便是描寫田園的自然美的古來的牧歌體，或者沙士比亞的戲曲呀，但丁的《神曲》呀，彌耳敦的《失掉的樂園》似的大著作，和東洋的詩文來一比較，在運用自然的態度上，就很有疏遠之處，深度是淺淺的。總使人、神、惡魔那些東西，和自然對立，或則使自然為那些的從屬的傾向，較之和、漢的抒情詩人等，其趣致是根本底地不同。

  離了都會生活的人工美，而真是企慕田園的自然美的心情，有力地發生於西洋人的心中者，大概是很受盧梭的「歸於自然」說的影響的罷；近世羅曼主義之對於這方面特有顯著的貢獻的，則是英國文學。英吉利人，尤其是蘇格蘭人，對於自然美，向來就比大陸的人們遠有著銳敏的感覺；即以庭園而論，與那用幾何學上的線所作成的法蘭西式相對，稱為英吉利式者，也就如支那、日本那樣，近於摹寫天然的山水照樣之美的。在文學方面，則大抵以十八世紀時妥穆生（James Thomson）從古代牧歌體換骨脫胎，歌詠四時景色的《四季》（The Seasons）這一篇，為這思想傾向的淵源。不獨英吉利，便在法國和德國的羅曼派，也受了這篇著作的影響和感化；至於近代的歐洲文學，則和東洋趣味相象的Love of nature for its own sake起得很盛大了。後來出了科爾律支（S. T. Coleridge）、渥特渥思（W.Wordsworth）以後的事，那已經無須在這裡再來敘述了罷。

  有如勃蘭兌斯（G. Brandes）《十九世紀文學的主潮》第四卷所說那樣，讚美自然的文學漸漸地發達，而這遂產生了在今日二十世紀的法國，崇奉為歐洲最大的自然詩人如祥謨（Francis Jammes）那樣的人物之間，我以為西洋人的自然詩觀，是逐漸變遷，和我們東洋人的漸相接近起來了。

  倘照西洋人所常說的那樣，以文藝復興期為發見了「人間」的時代，則十八世紀的羅曼主義的勃興，在其一面，也可以說，確是發見了「自然」的罷。

  這在繪畫上也一樣。真的山水畫，風景畫之出於歐洲，也是這十八世紀以後的事。便是文藝復興期的天才，最是透視了自然的萊阿那陀（Leonardo da Vinei），風景也不過是他的大作的背景。拉斐羅（Raphaelo）的許多聖母像上，山水也還是點綴。荷蘭派的畫家，也都這樣。這到十八世紀，遂為英國的威勒生（Wilson），為侃士波羅（Gainsborough）。待到康士泰勃（J. Constable）和泰那（Turner）出，這才有和東洋的山水畫一樣意義的風景畫。人物為賓，自然為主的許多作品，進了十九世紀，遂占了歐洲繪畫的最重要的位置。於是生了法蘭西的科羅（Corot），為芳丁勃羅派；從密萊（Millet）而入印象主義的外光派，攫捉純然的自然美的藝術，遂至近代而大成。

  日本的文學中，並無使用「超自然」的宗教文學的大作，也沒有描寫「人間，」達了極致的沙士比亞劇似的大戲曲。這也就是日本文學之所以出了抓得「自然」的真髓，而深味其美的許多和歌俳句的抒情詩人的原因罷。

  四

  從外國輸入儒佛思想以前的日本人，是也如希臘人一樣，有著以人間味為中心的文學的。上古更不俟言，《萬葉集》的諸詩人中，歌詠人事的人就不少。有如山上憶良一樣，不以花鳥風月為詩材，而以可以說是現在之所謂社會問題似的《貧窮問答歌》那樣，為得意之作的人就不少。但是，一到以後的《古今集》，則即使從歌的數量上看，也就是《四季》六卷，《戀》五卷，自然已經成了最重要的題材。其原因之一部分，也許是日本原也如希臘一般，氣候好，是風光明媚之國，和自然美親近慣了，所以也就不很動心了之故罷。有人說，但是自從受了常常讚美自然的支那文學的感化以後，對於在先是比較底冷淡的自然之美，這才真是覺醒了。我以為此說是也有一理的。

  自從「萬葉」以後的日本詩人被支那文學所刺戟，所啟發，而歌詠自然美以來，在文學上，即也如見於支那的文人畫中那樣。漁夫呀，仙人呀，總是用作山水的點綴一般，成了自然為主，人物為賓的樣子了。然而日本的自然，並沒有支那似的大陸底的雄大的瑰奇，倒是溫雅而瀟灑，明朗的可愛，可親的。使人恐怖，使人陰鬱的景色極其少。尤其是平安朝文學，因為是宮廷台閣的貴公子——所謂「戴著櫻花，今天又過去了」的大官人的文學，所以很寬心，沒有悲痛深刻之調，對於自然，惟神往於其美，而加以讚嘆謳歌的傾向為獨盛。此後，又成為支那傳來的仙人趣味，入了倉時代，則加上宗教底的禪味的分子，於是將西洋人所幾乎不能懂得的詩情，即所謂雅趣、俳味、風流之類，在山川、草木、花鳥、風月的世界裡發見了。現代的殺風景，沒趣味的日本人，至今日竟還能出人意外地懂得賞雪酒，苔封的庭石，月下的蟲聲之類，為西洋人的鑑賞之力所不及的exquisite的自然味者，我想，是只得以由於上文所說似的歷史底關係來作解釋的。

  五

  西洋人這一流人，是雖然對著自然，而行住坐臥，造次顛沛，總是忘不掉「人間」的人種。他們無論辟園，無論種樹，倘不硬顯人工，現出「人間」這東西來，是不肯干休的。倘不用幾何上的線分劃了道路、草地、花圃，理髮匠剃孩子的頭髮一般在樹木上加工，就以為是不行的。較之雖然矯枝刈葉，也特地隱藏了「人間」，忠實地學著自然的姿態的東洋風，是全然正反對的辦法。將日本的插花和西洋的花束一比較，也有相同之感。

  東洋人和自然相對的時候，以太有人間味者為「俗」，而加以拒斥。從帶著仙骨的支那詩人中，尋出白樂天來，評其詩為俗者，是東洋的批評家。往年身侍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先生的英文學講筵時，先生曾引用了阿爾特律支（Thomas Bailey Aldrich）之作，題曰《紅葉》的四行詩——

  October turned my maple’s leaves to gold.

  The most are gone now, here and there one lingers:

  Soon these will slip from out the twig’s weak hold,

  Like coins between a dying mister’s fingers.

  而激賞這技巧。然而無論如何，我總不佩服。將落剩在枝梢的一片葉，說是好象臨死的老爺的指間捏著錢的這句，以表現法而論，誠然是巧妙的。但是，在我們東洋人眼中，卻覺得這四行詩是不成其為詩的俗物。這就因為東洋人是覺得離人間愈遠，入自然中愈深，卻在那裡覓得真的「詩」的緣故。

  東洋的厭生詩人雖棄人間，卻不棄自然。即使進了宗教生活，和超自然相親，也決不否定對於自然之愛。豈但不否定呢？那愛且更加深。西洋中世的修士特意不看瑞士的絕景而走過去的例，在東洋是絕沒有的。這竟可以說，厭離「人間」，而抱於「自然」之懷中；於此再加上宗教味，而東洋的自然趣味乃成立。在西洋，則憎惡人間之極，遂懷自然的裴倫

  （G. Byron）那樣厭生詩人之出世，不也是羅曼主義勃興以後的事，不過最近約一百年的例子麼？雖然厭世間，舍妻子，而西行法師卻還是愛自然，與風月為友，歌道「在花下，洒家死去罷」的。

  （譯自《走向十字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