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的惰性 片山孤村

  正如物理學上有惰性的法則一樣，在精神界，也行著思索的惰性（Denktraegheit）這一個法則。所謂人者，原是懶惰的東西，很有隻要並無必需，總想耽於安逸的傾向；加以處在生存競爭劇烈的世上，為口腹計就夠忙碌了，再沒有工夫來思索，所以即使一想就懂的事，也永遠不想，從善于思索的人看來，十分明白的道理，也往往在不知不識中，終於不懂地過去了。世上幾多的迷信和謬見，即由此發生，對於精神文明的進步，加了不少的阻害。

  聚集著聰明的頭腦的文壇上，也行著這法則。尤其是古人的格言和諺語中，說著漫天大謊的就不少，但因為歷來的膾炙人口，以及其人的權威和措辭的巧妙這些原因，便發生思索的惰性，至於將這樣的謊話當作真理。又，要發表一種思想，而為對偶之類的修辭法所迷，不覺傷了真理的時候也有；或則作者本知道自己的思想並非真理，只為文章做得好看，便發表了以欺天下後世的時候也有的。並非天才的詩人，徒弄奇警之句以博虛名的文學者，都有這弊病。對於眩人目睛的絢爛的文章，和使人出驚的思想，都應該小心留神地想一想的。例如有一警句，雲是「詩是有聲之畫，畫乃無聲之詩。」這不但是幾世紀以來，在文人墨客間被引證為金科玉律的，就在現今，也還支配著不愛思索的人們的頭腦。但自從距今約百四十年前，在萊洵（G. E. Lessing）的《洛康》（Laokoon）上撕掉了這駢句的假裝之後，突然不流行了。然而，就在撕掉假裝的這萊洵的言論中，到現在，也顯露了很難憑信的處所。靠不住的是川流和人事。說些這種似乎高明的話的我，也許竟說著非常的胡說。上帝是一位了不得的嘲笑家。

  現今在文明史和文藝批評上做工夫的人們中，因為十分重視那文藝和國民性的關係之餘，大抵以為文藝是國民精神的反映，大文學如但丁（Dante Alighieri），沙士比亞（W. Shakespeare）瞿提（J. W. Goethe）希勒壘爾（Fr. Schiller）等，尤其是該國民的最適切的代表者，只要研究這些大文學，便自然明白那國民的性格和理想了。而國民自己，也相信了這些話，以為可為本國光榮的詩人和美術家及其作品，是體現著自己們的精神的，便一心一意地崇拜著。

  這一說，究竟是否得當的呢？我想在這裡研究一番。

  大概，忖度他人的心中，本不是容易事；而尤其困難的，則莫過於推究過去的國民的精神狀態。現今之稱為輿論者，真是代表著或一社會全體，或者至少是那大部分的意見的麼？很可疑的。一國民的文藝也一樣，真是代表著那國民的精神的麼？也可疑的。在德國，也因為一時重視那俗謠的長所，即真實敦厚之趣之餘，遂以為俗謠並非成於一人之手，也不是何人所作，是自然地成就的；但那所謂國民文學是國民的產物國民特有的事業之說，豈不是也和這主張俗謠是自然成立的話，陷了同一的謬誤麼？為什麼呢？因為文藝上的作品，是成於個人之手的東西，多數國民和這是沒有關係的。而詩人和藝術家，又是個性最為發達的天才，有著和常人根本底地不同的精神，在國民的精神底地平線上，嶄然露出頭角。這樣的天才，究竟具備著可做國民及時代的代表者的資格沒有呢？據我的意見，則以為國民的代表底類型倒在那些不出於地平線以上的匹夫匹婦。那麼，在文藝上，代表國民底精神，可稱為那反響的作品，也應該大概是成於被文學史家和批評家先生罵為粗俗，嘲為平凡，才在文學史的一角里保其殘喘的小文學家之手的東西了。例如，在現代的明治文學裡，可稱為國民底（不是愛國底之意）精神的代表，國民的聲音者，並非紅葉露伴的作品，而倒是弦齋的《食道樂》罷。這一部書，實在將毫無什麼高尚的精神底興味，唯以充口腹之慾為至樂，於人生中尋不出一點意義的現代我國民的唯物底傾向，赤條條地表現出來了。弦齋用了這部書，一方面固然投國民的俗尚，同時在別方面也暴露了國民的「下卑根性」而給了一個大大的侮辱。「武士雖不食，然而竹牙刷」那樣的貴族思想，到唯物底明治時代，早成了過時的東西了。弦齋的《食道樂》，是表現這時代的根性的勝利的好個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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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之，高尚的藝術底作品，則並非國民底性情的反響；而且，能懂得者，也僅限於有多少天稟和教育的比較底少數的國民。這樣的文學，要受國民的歡迎，是須得經過若干歲月的。而且因為是同國民的產物，則不得不有若干的民族底類似。這類似之點，即所以平均國民與藝術家的天稟和理想的高低；那作品，是國民的指導者，教育者，而決不是代表者。所以那作品而真有偉大的感化及於國民的時候，則國民受其陶冶，到次期，詩人藝術家便成為比較底國民底了。但是，至於說偉大的天才，完全地代表國民的精神，則自然是疑問。然而，即此一點，也就是天才的個性人格，成為天才的本領，有著永遠不朽的價值的原因。因為理想的天才，是超然於時間之外的，所以時代生天才一類的話，又是大錯特錯的根基，在偉人的傳記等類，置重於時代，試行歷史底解釋者，多有陷於牽強附會的事。我之所謂偉人，是精神底文明的創造者之謂，並不是馬上的英雄和政治家。

  複次，以「正義者最後之勝利也」這一句曖昧的話所代表的道德底世界秩序，即「善人昌惡人滅」這一種思想，和歷史上的事實是不合的。文藝上的作品也一樣，並不是只有優良者留傳於後。荷馬（Homeros）之所以傳至幾千年之後者，因為他在許多史詩中占著最優勝的地位之故；沙士比亞之所以不朽者，因為那內容有著不朽的思想之故：這些議論，是從西洋的文學史和明治文壇的批評家先生們講給聽到耳朵也要聾聵了的。但是仔仔細細地想起來，總覺得是可疑的議論。只看希臘的文明史，有著不朽的價值的天才和作品，不傳於後世者就很多。那傳下來的，也許又不過是幾百分之一。靠了這麼一點的材料，而縱論希臘的文明是怎樣的，所謂Classic者是這樣的，惟希臘實不勝其惶恐之至。而況解釋之至難者如過去的精神狀態，竟以為用二三句修辭的文句就表現出來，則實在大膽已極了。倒不如尼采（Fr. Nietzsche）的《從音樂精神的悲劇的誕生》，（Die Geburt der Tragoedie）和朗革培恩（J. Langbehn）的《為教育家之倫勃蘭德》（Rembrandt als Erzieher）那樣，不拘泥於史實，卻利用了史實，而傾吐自家胸中塊壘的，不知道要有趣而且有益到多少。因為歷史底事實的確正，是未必一定成為真理的保證的。例如，即使史料編纂的先生們，證明了辨慶和兒島高德都是虛構的人物，其於國民的精神，並無什麼損益；他們依然是不朽的。所以，我相信，阿染和久松，比先前的關白、太政大臣還要不朽。我自然是承認歷史的價值的，但從這方面，倒想來提倡非歷史底主義。

  據勃蘭克斯（G. Brandes）最近的論文集中的一篇文章說，則希臘悲劇作家的文字之傳世者約有三百五十，而殘存著著作的僅有三人。這就是遏息羅斯（Aeschylos），梭孚克來斯（Sophokles），歐里辟台斯（Euripides），而雖是這些詩人的作品，殘存者也不夠十分之一。敘情詩人（女）珂林那（Korinna），是曾經五次勝過賓達羅斯（Pindaros）的，但殘存的詩，不過是無聊的斷片。羅馬的史家撻實圖斯（Tacitus）的著作，所以殘留至今者，據說是因為皇帝撻實圖斯和史家同姓，誤信為史家的子孫，在公共圖書館搜集撻實圖斯的著作，且使每年作鈔本十部的緣故。雖然如此，但假使十五世紀時德國遏司忒法倫的一個精舍里不發見那著作的殘餘，則流傳者也許要更其少。十六世紀時出版的法國滑稽劇，是千八百四十年在鄰國柏林的一個屋頂室的柜子里發見，這才知道有這樣的東西的。便是有名的《羅蘭之歌》，也在千八百三十七年才發見鈔本，經過了八百年而到人間來。更甚的例，則如希臘羅馬的詩稿的羊皮紙，因為牢固，於券契很有用，所以竟有特地磨去了詩句，用於借票的。同樣的例，在美術品也頗多。如萊阿那陀（Leonardo da Vinci）的《聖餐之圖》，是最為有名的。

  舉起這樣的例來，是無限的，所以在這裡便即此而止。就是，文藝上的不朽，決非確實的事，大詩人和大傑作之傳於後世者，多是偶然的結果，未必與其價值相關。反之，平平凡凡的作品卻山似的流傳後世者頗不少。

  又據勃蘭兌斯氏之所說，則多數的圖書文籍，不但是被忘卻，歸於消滅而已，因為紙張的粗惡，自然朽腐了。所以倘不是屢屢印行的書，則即使能防鼠和霉，也還是自然化為塵土。然而，這是人類的幸福。否則，我們也許要在紙張中淹死。交給法國一個國民圖書館裡的法國出版的圖書，據說是每日六十部；但是，新聞雜誌還在外。千八百九十四年巴黎所出的日刊報章，是二千二百八十七種。凡這些，都是近世人類的日日的糧，而又日日消去的。不，這雖然是太不相干的話，但倘以為我們所生存的地球，我們生存的根源的太陽，都不過是有著有限的生命，則不朽的事業，也就是什麼也沒有的事。

  總而言之，在現下的文壇上，徒弄著粗枝大葉的，抽象底議論和偏向西洋的文明論的人們之中，很有不少的僻見；尤其是對於「國民」，「文學」，「天才」，「時代」等的關係，雖然是失禮的話，實在間或有鬧著給孩子玩刀子似的危險的議論的。什麼困難的事，本來是什麼也沒有的，因為被思索的惰性所麻痹了的結果，這才會到這樣。還有，對於文明史，文學史，哲學史等的真相，即這些果有人類的「精神史」之實麼？關於這事，原也想試來論一論的，但這一回沒有餘暇，所以就此擱筆了。

  （一九○五年作。譯自《最近德國文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