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2）

  言歸正傳。刊物的暫時要碰釘子，也不但遇到檢查員，我恐怕便是讀書的青年，也還是一樣。先已說過，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這才是「革命文學」，我曾經看見一種期刊上登載一篇文章，後有作者的附白，說這一篇沒有談及革命，對不起讀者，對不起對不起。但自從「清黨」以後，這「直截痛快」以外，卻又增添了一種神經過敏。「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於過激，過激便近於共產黨，變了「反革命」了。所以現在的「革命文學」，是在頑固這一種反革命和共產黨這一種反革命之間。

  於是又發生了問題，便是「革命文學」站在這兩種危險物之間，如何保持她的純正——正宗。這勢必至於必須防止近於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將來有趨於赤化之慮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擊禮教和白話，即有趨於赤化之憂。因為共產派無視一切舊物，而白話則始於《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獨秀所辦。今天看見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的消息，我逆料《語絲》必將有幾句感慨，但我實在是無動於中。我覺得連思想文字，也到處都將窒息，幾句白話黑話，已經沒有什麼大關係了。

  那麼，談談風月，講講女人，怎樣呢？也不行。這是「不革命」。「不革命」雖然無罪，然而是不對的！

  現在在南邊，只剩了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撲通！撲通！都掉下去了。

  但這直捷痛快和神經過敏的狀態，其實大半也還是視指揮刀的指揮而轉移的，而此時刀尖的揮動，還是橫七豎八，方向有個一定之後，或者可以好些罷。然而也不過是「好些」，內中的骨子，恐怕還不外乎窒息，因為這是先天性的遺傳。

  先前偶然看見一種報上罵郁達夫先生，說他《洪水》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懷好意，恭維漢口。我就去買《洪水》來看，則無非說舊式的崇拜一個英雄，已和現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麼惡意來。這就證明著眼光的鈍銳，我和現在的青年文學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語絲》的莫明其妙的失蹤，大約也許只是我們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檢查員云云，倒是假設的恕詞。

  至於一四五期以後，這裡是全都收到的，大約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卻以為大約也與吳老先生無關。「打倒……打倒……嚴辦……嚴辦……」，固然是他老先生親筆的話，未免有些責任，但有許多動作卻並非他的手腳了。在中國，凡是猛人（這是廣州常用的話，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闊人三種），都有這種的運命。

  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那結果，在內，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在外，是使別人所看見的並非該猛人的本相，而是經過了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形。至於幻得怎樣，則當視包圍者是三稜鏡呢，還是凸面或凹面而異。假如我們能有一種機會，偶然走到一個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見這時包圍者的臉面和言動，和對付別的人們的時候有怎樣地不同。我們在外面看見一個猛人的親信，謬妄驕恣，很容易以為該猛人所愛的是這樣的人物。殊不知其實是大謬不然的。猛人所看見的他是嬌嫩老實，非常可愛，簡直說話會口吃，談天要臉紅。老實說一句罷，雖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時從旁看來也覺得倒也並

  不壞。

  但同時也就發生了胡亂的矯詔和過度的巴結，而晦氣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礦物呀，則於是乎遭災。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點北京掌故的，該還記得袁世凱做皇帝時候的事罷。要看日報，包圍者連報紙都會特印了給他看，民意全部擁戴，輿論一致贊成。直要待到蔡松坡雲南起義，這才阿呀一聲，連一連吃了二十多個饅頭都自己不知道。但這一齣戲也就閉幕，袁公的龍馭上賓於天了。

  本章節來源於𝕓𝕒𝕟𝕩𝕚𝕒𝕓𝕒.𝕔𝕠𝕞

  包圍者便離開了這一株已倒的大樹，去尋求別一個新猛人。

  我曾經想做過一篇《包圍新論》，先述包圍之方法，次論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因為猛人雖有起仆興亡，而包圍者永是這一夥。次更論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結末是包圍脫離法。——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所以這新論也還沒有敢動筆。

  愛國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為懶於籌畫，只開目錄而沒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經想到了兩樣法子，但反覆一想，都無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然而雖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會先就改變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樣。二，是廣接各樣的人物，不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圍。然而久而久之，也終於有一群制勝，而這最後勝利者的包圍力則最強大，歸根結蒂，也還是古已有之的運命：龍馭上賓於天。

  世事也還是像螺旋。但《語絲》今年特別碰釘子於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這又是什麼緣故呢？這一點，我自以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這裡常見的標語。但由我看來，這仿佛已經成了一句謙虛話，在後方的一大部分的人們的心裡，是「革命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了。既然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國的主人翁，則對於一切，當然有管理的權利和義務。刊物雖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於赤化之慮者無論矣，而要說不吉利語，即可以說是頗有近於「反革命」的氣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歡。而《語絲》，是每有不肯湊趣的壞脾氣的，則其不免於有時失蹤也，蓋猶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公理」之所在

  在廣州的一個「學者」說，「魯迅的話已經說完，《語絲》不必看了。」這是真的，我的話已經說完，去年說的，今年還適用，恐怕明年也還適用。但我誠懇地希望他不至於適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後。倘這樣，中國可就要完了，雖然我倒可以自慢。

  公理和正義都被「正人君子」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這是我去年說過的話，而今年確也還是如此。然而我雖然一無所有，尋求是還在尋求的，正如每個窮光棍，大抵不會忘記銀錢一樣。

  話也還沒有說完。今年，我竟發見了公理之所在了。或者不能說發見，只可以說證實。北京中央公園裡不是有一座白石牌坊，上面刻著四個大字道，「公理戰勝」麼？——Yes，就是這個。

  這四個字的意思是「有公理者戰勝」，也就是「戰勝者有公理」。

  段執政有衛兵，「孤桐先生」秉政，開槍打敗了請願的學生，勝矣。於是東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們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執政退隱，「孤桐先生」「下野」之後，——嗚呼，公理亦從而零落矣。那裡去了呢？槍炮戰勝了投壺，阿！有了，在南邊了。於是乎南下，南下，南下……

  於是乎「正人君子」們又和久違的「公理」相見了。

  《現代評論》的一千元津貼事件，我一向沒有插過嘴，而「主將」也將我拉在裡面，亂罵一通，——大約以為我是「首領」之故罷。橫豎說也被罵，不說也被罵，我就回敬一杯，問問你們所自稱為「現代派」者，今年可曾幡然變計，另外運動，收受了新的戰勝者的津貼沒有？

  還有一問，是：「公理」幾塊錢一斤？

  可惡罪

  這是一種新的「世故」。

  我以為法律上的許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語，只消以一語包括之，曰：可惡罪。

  譬如，有人覺得一個人可惡，要給他吃點苦罷，就有這樣的法子。倘在廣州而又是「清黨」之前，則可以暗暗地宣傳他是無政府主義者。那麼，共產青年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黨」之後呢，要說他是CP或CY，沒有證據，則可以指為「親共派」。那麼，清黨委員會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則只好尋些別的事由，訴諸法律了。但這比較地麻煩。

  我先前總以為人是有罪，所以槍斃或坐監的。現在才知道其中的許多，是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這才終於犯了罪。

  許多罪人，應該稱為「可惡的人」。

  （九，十四。）

  「意表之外」

  有恆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詫異我為什麼不說話，我已經去信公開答覆了。還有一層沒有說。這也是一種新的「世故」。

  我的雜感常不免於罵。但今年發見了，我的罵對於被罵者是大抵有

  利的。

  拿來做GG，顯而易見，不消說了。還有：

  1.天下以我為可惡者多，所以有一個被我所罵的人要去運動一個以我為可惡的人，只要攤出我的雜感來，便可以做他們的「蘭譜」，「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了。「咱們一夥兒」。

  2.假如有一個人在辦一件事，自然是不會好的。但我一開口，他卻可以歸罪於我了。譬如辦學校罷，教員請不到，便說：這是魯迅說了壞話的緣故；學生鬧一點小亂子罷，又是魯迅說了壞話的緣故。他倒乾乾

  淨淨。

  我又不學耶穌，何苦替別人來背十字架呢？

  但「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也許後來還要開開口。可是定了「新法」了，除原先說過的「主將」之類以外，新的都不再說出他的真姓名，只叫「一個人」，「某學者」，「某教授」，「某君」。這麼一來，他利用的時候便至少總得費點力，先須加說明。

  你以為「罵」決非好東西罷，於有些人還是有利的。人類究竟是可怕的東西。就是能夠咬死人的毒蛇，商人們也會將它浸在酒里，什麼「三蛇酒」，「五蛇酒」，去賣錢。

  這種辦法實在比「交戰」厲害得多，能使我不敢寫雜感。但再來一回罷，寫「不敢寫雜感」的雜感。

  新時代的放債法

  還有一種新的「世故」。

  先前，我總以為做債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錢的，近來才知道無須。在「新時代」里，有一種精神的資本家。

  你倘說中國像沙漠罷，這資本家便乘機而至了，自稱是噴泉。你說社會冷酷罷，他便自說是熱；你說周圍黑暗罷，他便自說是太陽。

  阿！世界上冠冕堂皇的招牌，都被拿去了。豈但拿去而已哉。他還潤澤，溫暖，照臨了你。因為他是噴泉，熱，太陽呵！

  這是一宗恩典。

  不但此也哩。你如有一點產業，那是他賞賜你的。為什麼呢？因為倘若他一提倡共產，你的產業便要充公了，但他沒有提倡，所以你能有現在的產業。那自然是他賞賜你的。

  你如有一個愛人，也是他賞賜你的。為什麼呢？因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許多女性都渴仰到五體投地。他只要說一聲「來！」便都飛奔過去了，你的當然也在內。但他不說「來！」所以你得有現在的愛人。那自然也是他賞賜你的。

  這又是一宗恩典。

  還不但此也哩！他到你那裡來的時候，還每回帶來一擔同情！一百回就是一百擔——你如果不知道，那就因為你沒有精神的眼睛——經過一年，利上加利，就是二三百擔……

  阿阿！這又是一宗大恩典。

  於是乎是算帳了。不得了，這麼雄厚的資本，還不夠買一個靈魂麼？但革命家是客氣的，無非要你報答一點，供其使用——其實也不算使用，不過是「幫忙」而已。

  倘不如命地「幫忙」，當然，罪大惡極了。先將忘恩負義之罪，布告於天下。而且不但此也，還有許多罪惡，寫在帳簿上哩，一旦發布，你便要「身敗名裂」了。想不「身敗名裂」麼，只有一條路，就是趕快來「幫忙」以贖罪。

  然而我不幸竟看見了「新時代的新青年」的身邊藏著這許多帳簿，而他們自己對於「身敗名裂」又懷著這樣天大的恐慌。

  於是乎又得新「世故」：關上門，塞好酒瓶，捏緊皮夾。這倒於我很保存了一些潤澤，光和熱——我是只看見物質的。

  （九，十四。）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講

  我今天所講的，就是黑板上寫著的這樣一個題目。

  中國文學史，研究起來，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現在，中國較完全的文學史尚未出現。今天講的題目是文學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來很有困難的地方。因為我們想研究某一時代的文學，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環境，經歷和著作。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和董卓大亂之後，而且又是黨錮的糾紛之後，這時曹操出來了。——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現在我們再看歷史，在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麼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時的文學，現在較為容易了，因為已經有人做過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嚴可均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其中於此有用的，是《全漢文》，《全三國文》，《全晉文》。

  在詩一方面有丁福保輯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福保是做醫生的，現在還在。

  輯錄關於這時代的文學評論有劉師培編的《中國中古文學史》。這本書是北大的講義，劉先生已死，此書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種書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能使我們看出這時代的文學的確有點異彩。

  我今天所講，倘若劉先生的書里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較詳一點。

  董卓之後，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後，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這句話他倒並沒有說謊。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脫。他為什麼要尚通脫呢？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係。因為在黨錮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個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訪他，先要說幾句話，倘這幾句話說得不對，往往會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於拒絕

  不見。

  又如有一個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對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裡去吃飯之後，便要將飯錢算回給姊姊。她不肯要，他就於出門之後，把那些錢扔在街上，算是付過了。

  個人這樣鬧鬧脾氣還不要緊，若治國平天下也這樣鬧起執拗的脾氣來，那還成甚麼話？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多量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漢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脫。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所以曹操徵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只要有才便可以。這又是別人所不敢說的。曹操做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他引出離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別人所不敢用的。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極時髦的事。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後當葬於何處何處，或葬於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著格式，內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樣處置等

  問題。

  陸機雖然評曰「貽塵謗於後王」，然而我想他無論如何是一個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搜羅起來，省得他們跑在外面給他搗亂。所以他帷幄裡面，方士文士就特別地多。

  孝文帝曹丕，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其弟曹植，還有明帝曹叡，都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個時候，於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丕著有《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裡面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中可以看見。

  後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於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於千載；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於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於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還有下面的七個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都很能做文章，後來稱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傳，現在我們很難判斷；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華麗」罷。華麗即曹丕所主張，慷慨就因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於亂者特多，於是為文就不免帶著悲涼，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別的是孔融，他專喜和曹操搗亂。曹丕《典論》里有論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進「建安七子」一塊兒去。其實不對，很兩樣的。不過在當時，他的名聲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譏嘲的筆調，曹丕很不滿意他。孔融的文章現在傳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來，我們可以瞧出他並不大對別人譏諷，只對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來，歸了自己，孔融就寫信給曹操，說當初武王伐紂，將妲己給了周公了。操問他的出典，他說，以今例古，大概那時也是這樣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說酒可以亡國，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對他，說也有以女人亡國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實曹操也是喝酒的。我們看他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詩句，就可以知道。為什麼他的行為會和議論矛盾呢？此無他，因曹操是個辦事人，所以不得不這樣做；孔融是旁觀的人，所以容易說些自由話。曹操見他屢屢反對自己，後來藉故把他殺了。他殺孔融的罪狀大概是不孝。因為孔融有下列的兩個主張：

  第一，孔融主張母親和兒子的關係是如瓶之盛物一樣，只要在瓶內把東西倒了出來，母親和兒子的關係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饑荒的一個時候，有點食物，給父親不給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親是不好的，寧可給別人。——曹操想殺他，便不惜以這種主張為他不忠不孝的根據，把他殺了。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與孔融一同反對曹操的尚有一個禰衡，後來給黃祖殺掉的。禰衡的文章也不錯，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氣為主」來寫文章的了。故在此我們又可知道，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這樣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時候，文章上起了個重大的變化，因為出了一個何晏。

  何晏的名聲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歡研究《老子》和《易經》。至於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那真相現在可很難知道，很難調查。因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馬氏很討厭他，所以他們的記載對何晏大不滿。因此產生許多傳說，有人說何晏的臉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說他本來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兩件事我們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歡空談，是空談的祖師；第二，他喜歡吃藥，是吃藥的祖師。

  此外，他也喜歡談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藥。他吃的不是尋常的藥，是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藥。

  「五石散」是一種毒藥，是何晏吃開頭的。漢時，大家還不敢吃，何晏或者將藥方略加改變，便吃開頭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樣藥：石鐘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還配點別樣的藥。但現在也不必細細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從書上看起來，這種藥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轉弱為強。因此之故，何晏有錢，他吃起來了；大家也跟著吃。那時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鴉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藥與否以分闊氣與否的。現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諸病源候論》的裡面可以看到一些。據此書，可知吃這藥是非常麻煩的，窮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後，一不小心，就會毒死。先吃下去的時候，倒不怎樣的，後來藥的效驗既顯，名曰「散發」。倘若沒有「散發」，就有弊而無利。因此吃了之後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發」，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們看六朝人的詩，有云：「至城東行散」，就是此意。後來做詩的人不知其故，以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藥也以「行散」二字入詩，這是很笑話的。

  走了之後，全身發燒，發燒之後又發冷。普通發冷宜多穿衣，吃熱的東西。但吃藥後的發冷剛剛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澆身。倘穿衣多而食熱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樣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廣東提倡，一年以後，穿西裝的人就沒有了。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豫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裡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膚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於穿舊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捫虱而談」，當時竟傳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這裡演講的時候，捫起虱來，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時不要緊，因為習慣不同之故。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現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種種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就像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發等等，後來效之，不吃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又因散發之時，不能肚餓，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趕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因此影響到晉時「居喪無禮」。——本來魏晉時，對於父母之禮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麼，在未訪之前，必先打聽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諱。否則，嘴上一說出這個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會大哭起來——他記得父母了——給你一個大大的沒趣。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准喝酒。但在吃藥之後，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只好大嚼，所以就變成「居喪無

  禮」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萬民皆從之，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上遂尊稱這樣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發源於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兩個人，與晏同為服藥的祖師。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著走。他們三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們的文章。他們都是生於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這種習慣的末流，是只會吃藥，或竟假裝吃藥，而不會做文章。

  東晉以後，不做文章而流為清談，由《世說新語》一書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論多而文章少，比較他們三個差得遠了。三人中王弼二十餘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為司馬懿所殺。因為他二人同曹操有關係，非死不可，猶曹操之殺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後，論者多因其與魏有關而罵他，其實何晏值得罵的就是因為他是吃藥的發起人。這種服散的風氣，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著，因為唐時還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藥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吃，不過少點罷了。唐以後就沒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

  晉名人皇甫謐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裡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胡胡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於發瘋。但在晉朝更有以痴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

  魏末，何晏他們以外，又有一個團體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個，所以又稱「竹林七賢」。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藥，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飲酒，劉伶也是這裡面的一個。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氣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

  阮年青時，對於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別。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後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於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這大概是因為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們的態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帶。若在平時，有這種狀態，我們就說無禮，但他們就不同。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於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號。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麼進我的褲子中來？至於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里有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爭，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沉湎於酒了。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於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只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只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就可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