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1）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暉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麼？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於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卻須數百年之後或者才行，由此觀之，近於廢話故也。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閒情別致也哉？

  話已經說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於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態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藉此發些牢騷。但我要聲明，上面的說話中，我並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這回自己說一點，當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隱藏著的。

  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麼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麼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卻。一面掙扎著，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

  魯迅。九，四。

  辭「大義」

  我自從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們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後，默默無語，一年有零。以為正人君子們忘記了這個「學棍」了罷，——哈哈，並沒有。

  印度有一個泰戈爾。這泰戈爾到過震旦來，改名竺震旦。因為這竺震旦做過一本《新月集》，所以這震旦就有了一個新月社，——中間我不大明白了——現在又有一個叫作新月書店的。這新月書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閒話》，這本《閒話》的GG里有下面這幾句話：

  「……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

  「派」呀，「首領」呀，這種諡法實在有些可怕。不遠就又會有人來誚罵。甲道：看哪！魯迅居然稱為首領了。天下有這種首領的麼？乙道：他就專愛虛榮。人家稱他首領，他就滿臉高興。我親眼看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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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是我領教慣的教訓了，並不為奇。這回所覺得新鮮而惶恐的，是忽而將寶貴的「大義」硬塞在我手裡，給我豎起大旗來，叫我和「現代派」的「主將」去對壘。我早已說過：公理和正義，都被正人君子奪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大義麼，我連它是圓柱形的呢還是橢圓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麼「仗」？

  「主將」呢，自然以有「義旗」為體面罷。不過我沒有這麼冠冕。既不成「派」，也沒有做「首領」，更沒有「仗」過「大義」。更沒有用什麼「戰略」，因為我未見GG以前，竟沒有知道西瀅先生是「現代派」的「主將」，——我總當他是一個嘍羅兒。

  我對於我自己，所知道的是這樣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現代派」該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稱我為「學匪」，「學棍」，「刀筆吏」的，而今忽假「魯迅先生」以「大義」者，但為GG起見而已。

  嗚呼，魯迅魯迅，多少GG，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反「漫談」

  我一向對於《語絲》沒有恭維過，今天熬不住要說幾句了：的確可愛。真是《語絲》之所以為《語絲》。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是已經不行，有時不敢說，有時不願說，有時不肯說，有時以為無須說。有此工夫，不如吃點心。但《語絲》上卻總有人出來發迂論，如《教育漫談》，對教育當局去談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即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定要有這種人，世界才不寂寞。這一點，我是佩服的。但也許因為「世故」作怪罷，不知怎地佩服中總帶一些腹誹，還夾幾分傷慘。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維，終於決定貢獻一點意見。這一種學識，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總長，這才陸續地獲得，輕易是不肯說的。

  對「教育當局」談教育的根本誤點，是在將這四個字的力點看錯了：以為他要來辦「教育」。其實不然，大抵是來做「當局」的。

  這可以用過去的事實證明。因為重在「當局」，所以——

  一學校的會計員，可以做教育總長。

  二教育總長，可以忽而化為內務總長。

  三司法，海軍總長，可以兼任教育總長。

  曾經有一位總長，聽說，他的出來就職，是因為某公司要來立案，表決時可以多一個贊成者，所以再作馮婦的。但也有人來和他談教育。我有時真想將這老實人一把抓出來，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當局，十之九是意在「當局」，但有些是意並不在「當局」。

  這時候，也許有人要問：那麼，他為什麼有舉動呢？

  我於是勃然大怒道：這就是他在「當局」呀！說得露骨一點，就是「做官」！不然，為什麼叫「做」？

  我得到這一種徹底的學識，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難免有一點學者的高傲態度，請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這學識的歷史——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總長之中，有兩位是喜歡屬員上條陳的。於是聽話的屬員，便紛紛大上其條陳。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時還沒有現在這麼聰明，心裡疑惑：莫非這許多條陳一無可取，還是他沒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來，我「上去」（這是專門術語，小官進去見大官也）的時候，確是常見他正在危坐看條陳；談話之間，也常聽到「我還要看條陳去」，「我昨天晚上看條陳」等類的話。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從他的條陳桌旁走開，跨出門檻，不知怎的忽蒙聖靈啟示，恍然大悟了——

  哦！原來他的「做官課程表」上，有一項是「看條陳」的。因為要「看」，所以要「條陳」。為什麼要「看條陳」？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還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塗！

  「於我來了一道光」，從此以後，我自己覺得頗聰明，近於老官僚了。後來終於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條陳」和「辦教育」，事同一例，都應該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書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還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點的當局，恐怕連「看漫談」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種「做」——其名曰「留心教育」——但和「教育」還是沒有關係的。

  （九月四日。）

  憂「天乳」

  《順天時報》載北京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歐陽曉瀾女士不許剪髮之女生報考，致此等人多有望洋興嘆之概云云。是的，情形總要到如此，她不能別的了。但天足的女生尚可投考，我以為還有光明。不過也太嫌「新」一點。

  男男女女，要吃這前世冤家的頭髮的苦，是只要看明末以來的陳跡便知道的。我在清末因為沒有辮子，曾吃了許多苦，所以我不贊成女子剪髮。北京的辮子，是奉了袁世凱的命令而剪的，但並非單純的命令，後面大約還有刀。否則，恐怕現在滿城還拖著。女子剪髮也一樣，總得有一個皇帝（或者別的名稱也可以），下令大家都剪才行。自然，雖然如此，有許多還是不高興的，但不敢不剪。一年半載，也就忘其所以了；兩年以後，便可以到大家以為女人不該有長頭髮的世界。這時長發女生，即有「望洋興嘆」之憂。倘只一部分人說些理由，想改變一點，那是歷來沒有成功過。

  但現在的有力者，也有主張女子剪髮的，可惜據地不堅。同是一處地方，甲來乙走，丙來甲走，甲要短，丙要長，長者剪，短了殺。這幾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時期，尤其是女性。報載有一處是鼓吹剪髮的，後來別一軍攻入了，遇到剪髮女子，即慢慢拔去頭髮，還割去兩乳……。這一種刑罰，可以證明男子短髮，已為全國所公認。只是女人不准學。去其兩乳，即所以使其更像男子而警其妄學男子也。以此例之，歐陽曉瀾女士蓋尚非甚嚴歟？

  今年廣州在禁女學生束胸，違者罰洋五十元。報章稱之曰「天乳運動」。有人以不得樊增祥作命令為憾。公文上不見「雞頭肉」等字樣，蓋殊不足以饜文人學士之心。此外是報上的俏皮文章，滑稽議論。我想，如此而已，而已終古。

  我曾經也有過「杞天之慮」，以為將來中國的學生出身的女性，恐怕要失去哺乳的能力，家家須雇乳娘。但僅只攻擊束胸是無效的。第一，要改良社會思想，對於乳房較為大方；第二，要改良衣裝，將上衣系進裙里去。旗袍和中國的短衣，都不適於乳的解放，因為其時即胸部以下掀起，不便，也不好看的。

  還有一個大問題，是會不會乳大忽而算作犯罪，無處投考？我們中國在中華民國未成立以前，是只有「不齒於四民之列」者，才不准考試的。據理而言，女子斷髮既以失男女之別，有罪，則天乳更以加男女之別，當有功。但天下有許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爭的，總要上諭，或者指

  揮刀。

  否則，已經有了「短髮犯」了，此外還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許還有「天足犯」。嗚呼，女性身上的花樣也特別多，而人生亦從此多苦矣。

  我們如果不談什麼革新、進化之類，而專為安全著想，我以為女學生的身體最好是長發，束胸，半放腳（纏過而又放之，一名文明腳）。因為我從北而南，所經過的地方，招牌旗幟，儘管不同，而對於這樣的女人，卻從不聞有一處仇視她的。

  （九月四日。）

  革「首領」

  這兩年來，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殺退，逃到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另外一個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一間西曬的樓上，滿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業業，一聲不響，以為可以免於罪戾了罷。阿呀，還是不行。一個學者要九月間到廣州來，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還豫先叫我不要走，在這裡「以俟開審」哩。

  以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樣是華蓋罩命，晦氣臨頭罷，卻又不盡然。不知怎地，於不知不覺之中，竟在「文藝界」里高升了。謂予不信，有陳源教授即西瀅的《閒話》GG為證，節抄無趣，剪而貼之——

  「徐丹甫先生在《學燈》里說：『北京究是新文學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隱隱然執全國文藝界的牛耳。』究竟什麼是北京文藝界？質言之，前一兩年的北京文藝界，便是現代派和語絲派交戰的場所。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現在我們特地和西瀅先生商量，把《閒話》選集起來，印成專書，留心文藝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為快。

  「可是單把《閒話》當作掌故又錯了。想——

  欣賞西瀅先生的文筆的，

  研究西瀅先生的思想的，

  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

  尤其不可不讀《閒話》！」

  這很像「詩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詩哲」之流的「文筆」，所以如此飄飄然，連我看了也幾乎想要去買一本。但，只是想到自己，卻又遲疑了。兩三個年頭，不算太長久。被「正人君子」指為「學匪」，還要「投畀豺虎」，我是記得的。做了一點雜感，有時涉及這位西瀅先生，我也記得的。這些東西，「詩哲」是看也不看，西瀅先生是即刻叫它「到應該去的地方去」，我也記得的。後來終於出了一本《華蓋集》，也是實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個「北京文藝界」，並且我還做了「語絲派首領」，仗著「大義」在這「文藝界」上和「現代派主將」交戰。雖然這「北京文藝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學燈》上指定，隱隱然不可動搖了，而我對於自己的被說得有聲有色的戰績，卻還是莫名其妙，像著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現代派的文藝，我一向沒有留心，《華蓋集》里從何提起。只有某女士竊取「琵亞詞侶」的畫的時候，《語絲》上（也許是《京報副刊》上）有人說過幾句話，後來看「現代派」的口風，仿佛以為這話是我寫的。我現在鄭重聲明：那不是我。我自從被楊蔭榆女士殺敗之後，即對於一切女士都不敢開罪，因為我已經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義俠之心，弄得要被「通緝」都說不定的，便不再開口。所以我和現代派的文藝，絲毫無關。

  但終於交了好運了，升為「首領」，而且據說是曾和現代派的「主將」在「北京文藝界」上交過戰了。好不堂哉皇哉。本來在房裡面有喜色，默認不辭，倒也有些闊氣的。但因為我近來被人隨手抑揚，忽而「權威」，忽而不准做「權威」，只准做「前驅」，忽而又改為「青年指導者」，甲說是「青年叛徒的領袖」罷，乙又來冷笑道：「哼哼哼。」自己一動不動，故我依然，姓名卻已經經歷了幾回升沉冷暖。人們隨意說說，將我當作一種材料，倒也罷了，最可怕的是GG底恭維和GG底嘲罵。簡直是膏藥攤上掛著的死蛇皮一般。所以這回雖然蒙現代派追封，但對於這「首領」的榮名，還只得再來公開辭退。不過也不見得回回如此，因為我沒有這許多閒工夫。

  背後插著「義旗」的「主將」出馬，對手當然以闊一點的為是。我們在什麼演義上時常看見：「來將通名！我的寶刀不斬無名之將！」主將要來「交戰」而將我升為「首領」，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並不然，沒有這些大架子，無論吧兒狗，無論臭茅廁，都會唾過幾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樑上插著五張尖角旗（義旗？）的「主將」出台，才動我的「刀筆」。假如有誰看見我攻擊茅廁的文字，便以為也是我的勁敵，自恨於它的氣味還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負責任的。恐怕有人以這GG為例，所以附帶聲明，以免拖累。

  至於西瀅先生的「文筆」，「思想」，「文藝批評界的權威」，那當然必須「欣賞」，「研究」而且「認識」的。只可惜要「欣賞」……這些，現在還只有一本《閒話》，但我以為咱們的「主將」的一切「文藝」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報副刊》上的，給志摩先生的大半痛罵魯迅的那一封信。那是發熱的時候所寫，所以已經脫掉了紳士的黑洋服，真相躍如了。而且和《閒話》比較起來，簡直是兩樣態度，證明著兩者之中，有一種是虛偽。這也是要「研究」……西瀅先生的「文筆」等等的好東西。

  然而雖然是這一封信之中，也還須分別觀之。例如：「志摩，……面前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裡面的目的地」之類。據我看來，其實並無這樣的「目的地」，倘有，卻不怎麼「遙遙茫茫」。這是因為熱度還不很高的緣故，倘使發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連這些「遙遙茫茫」都一掃而光，近於純粹了。

  （九月九日，廣州。）

  談「激烈」

  帶了書籍雜誌過「香江」，有被視為「危險文字」而嘗「鐵窗斧鉞風味」之險，我在《略談香港》里已經說過了。但因為不知道怎樣的是「危險文字」，所以時常耿耿於心。為什麼呢？倒也並非如上海保安會所言，怕「中國元氣太損」，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許要經過香港，須得留

  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別容易死掉的年頭。「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這裡以為平常的，那邊就算過激，滾油煎指頭。今天正是正當的，明天就變犯罪，藤條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從鄉間來，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為現在是時行這樣的制度了罷。至於我呢，前年已經四十五歲了，而且早已「身心交病」，似乎無須這麼寶貴生命，思患豫防。但這是別人的意見，若夫我自己，還是不願意吃苦的。敢乞「新時代的青年」們鑒原為幸。

  所以，留神而又留神。果然，「天助自助者」，今天竟在《循環日報》上遇到一點參考資料了。事情是一個廣州執信學校的學生，路過（！）香港，「在尖沙咀碼頭，被一五七號華差截搜行李，在其木槓（謹案：箱也）之內，搜獲激烈文字書籍七本。計開：執信學校印行之《宣傳大綱》六本，又《侵奪中國史》一本。此種激烈文字，業經華民署翻譯員擇譯完竣，昨日午乃解由連司提訊，控以懷有激烈文字書籍之罪。……」抄報太麻煩，說個大略罷，是：「擇譯」時期，押銀五百元出外；後來因為被告供稱書系朋友托帶，所以「姑判從輕罰銀二十五元，書籍沒收焚毀」雲。

  執信學校是廣州的平正的學校，既是「清黨」之後，則《宣傳大綱》不外三民主義可知，但一到「尖沙咀」，可就「激烈」了；可怕。惟獨對於友邦，竟敢用「侵奪」字樣，則確也未免「激烈」一點，因為忘了他們正在替我們「保存國粹」之恩故也。但「侵奪」上也許還有字，記者不敢寫出來。

  我曾經提起過幾回元朝，今夜思之，還不很確。元朝之於中文書籍，未嘗如此留心。這一著倒要推清朝做模範。他不但興過幾回「文字獄」，大殺叛徒，且於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細心加以刪改。同胞之熱心「復古」及友邦之贊助「復古」者，似當奉為師法者也。

  清朝人改宋人書，我曾經舉出過《茅亭客話》。但這書在《琳琅秘室叢書》里，現在時價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闊人，那能得之哉？近來卻另有一部了，是商務印書館印的《雞肋編》，宋莊季裕著，每本只要五角，我們可以看見清朝的文瀾閣本和元鈔本有如何不同。今摘數條如下：

  「燕地……女子……冬月以括蔞塗面，……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今使中國婦女，盡污於殊俗，漢唐和親之計，蓋未為屈也。」（清人將「今使中國」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異於南方如此」七字。）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凌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燹。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寇，遂為煙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清朝的改本，可大不同了，是「孔子宅在今仙源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今其遺址，不復可見。而先聖舊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嘆也夫。」）

  抄書也太麻煩，還是不抄下去了。但我們看第二條，就很可以悟出上海保安會所切望的「循規蹈矩」之道。即：原文帶些憤激，是「激烈」，改本不過「可嘆也夫」，是「循規蹈矩」的。何以故呢？憤激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而「可嘆也夫」則瘟頭瘟腦，即使全國一同嘆氣，其結果也不過是嘆氣，於「治安」毫無妨礙的。

  但我還要給青年們一個警告：勿以為我們以後只做「可嘆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新例我還未研究好，單看清朝的老例，則准其嘆氣，乃是對於古人的優待，不適用於今人的。因為奴才都嘆氣，雖無大害，主人看了究竟不舒服。必須要如羅素所稱讚的杭州的轎夫一樣，常是笑

  嘻嘻。

  但我還要給自己解釋幾句：我雖然對於「笑嘻嘻」仿佛有點微詞，但我並非意在鼓吹「階級鬥爭」，因為我知道我的這一篇，杭州轎夫是不會看見的，況且，「討赤」諸君子，都不肯笑嘻嘻的去抬轎，足見以抬轎為苦境，也不獨「亂黨」為然。而況我的議論，其實也不過「可嘆也夫」

  乎哉！

  現在的書籍往往「激烈」，古人的書籍也不免有違礙之處。那麼，為中國「保存國粹」者，怎麼辦呢？我還不大明白。僅知道澳門是正在「征詩」，共收卷七千八百五十六本，經「江霞公太史（孔殷）評閱」，取錄二百名，第一名的詩是：——

  南中多樂日高會。。。良時厚意願得常。。。

  陵松萬章發文彩。。。百年貴壽齊輝光。。。

  這是從香港報上照抄下來的，一連三圈，也原本如此，我想大概是密圈之意。這詩大約還有一種「格」，如「嵌字格」之類，但我是外行，只好不談。所給我益處的，是我居然從此悟出了將來的「國粹」，當以詩詞駢文為正宗。史學等等，恐怕未必發達。即要研究，也必先由老師宿儒，先加一番改定工夫。唯獨詩詞駢文，可以少有流弊。故駢文入神的饒漢祥一死，日本人也不禁為之慨嘆，而「狂徒」又須挨罵了。

  日本人拜服駢文於北京，「金制軍」「整理國故」於香港，其愛護中國，恐其淪亡，可謂至矣。然而裁厘加稅，大家都不贊成者何哉？蓋厘金乃國粹，而關稅非國粹也。「可嘆也夫」！

  今是中秋，璧月澄澈，嘆氣既完，還不想睡。重吟「征詩」，莫名其妙，稿有餘紙，因錄「江霞公太史」評語，俾讀者咸知好處，但圈點是我僭加的——

  「以謝啟為題，寥寥二十八字。既用古詩十九首中字，復嵌全限內字。首二句是賦，三句是興，末句是興而比。步驟井然，舉重若輕，絕不吃力。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洵屬巧中生巧，難上加難。至其胎息之高古，意義之純粹，格調之老蒼，非寢饋漢魏古詩有年，未易臻斯境界。」

  （九月十一日，廣州。）

  扣絲雜感

  以下這些話，是因為見了《語絲》（一四七期）的《隨感錄》（二八）而寫的。

  這半年來，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沒有一種完全的：《莽原》，《新生》，《沉鍾》。甚至於日本文的《斯文》，裡面所講的都是漢學，末尾附有《西遊記傳奇》，我想和演義來比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於《語絲》，我所沒有收到的統共有六期，後來多從市上的書鋪里補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終於買不到，至今還不知道內容究竟是怎樣。

  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遺失，還是沒收的呢？我以為兩者都有。沒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還是上海，廣州呢？我以為大約也各處都有。至於沒收的緣故，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確切知道的，有這樣幾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過一期，不過這還可以說，因為裡面有俄國作品的翻譯。那時只要一個「俄」字，已夠驚心動魄，自然無暇顧及時代和內容。但韋叢蕪的《君山》，也被扣留。這一本詩，不但說不到「赤」，並且也說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紀一樣，是「青」的，而竟被禁錮在郵局裡。黎錦明先生早有來信，說送我《烈火集》，一本是托書局寄的，怕他們忘記，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將半年，一本也沒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沒收了，因為火色既「赤」，而況又「烈」乎，當然通不過的。

  《語絲》一三二期寄到我這裡的時候是出版後約六星期，封皮上寫著兩個綠色大字道：「扣留」，另外還有檢查機關的印記和封條。打開看時，裡面是《猓猓人的創世記》，《無題》，《寂寞札記》，《撒園荽》，《蘇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會犯禁。我便看《來函照登》，是講「情死」「情殺」的，不要緊，目下還不管這些事。只有《閒話拾遺》了。這一期特別少，共只兩條。一是講日本的，大約也還不至於犯禁。一是說來信告訴「清黨」的殘暴手段的，《語絲》此刻不想登。莫非因為這一條麼？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為在於檢查的人員。

  中國近來一有事，首先就檢查郵電。這檢查的人員，有的是團長或區長，關於論文詩歌之類，我覺得我們不必和他多談。但即使是讀書人，其實還是一樣的說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謂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訓練弄慣了，將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顧不及增加營養。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畫一個工人，手捏鐵鏟或鶴嘴鍬，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風順，算是好的。現在是要畫一個少年軍人拿旗騎在馬上，裡面「嚴辦！嚴辦！」這才庶幾免於罪戾。至於什麼「諷刺」，「幽默」，「反語」，「閒談」等類，實在還是格不相入。從格不相入，而成為視之懵然，結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亂七八糟，誰也莫明其妙。

  還有一層，是終日檢查刊物，不久就會頭昏眼花，於是討厭，於是生氣，於是覺得刊物大抵可惡——尤其是不容易瞭然的——而非嚴辦不可。我記得書籍不切邊，我也是作俑者之一，當時實在是沒有什麼惡意的。後來看見方傳宗先生的通信（見本《語絲》一二九），竟說得要毛邊裝訂的人有如此可惡，不覺滿肚子冤屈。但仔細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圖書館員，那麼，要他老是裁那並不感到興趣的毛邊書，終於不免生氣而大罵毛邊黨，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檢查員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發火，開初或者看得詳細點，但後來總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只剩了一條最穩當的路：扣留。

  兩個月前罷，看見報上記著某郵局因為扣下的刊物太多，無處存放了，一律焚毀。我那時實在感到心痛，仿佛內中很有幾本是我的東西似的。嗚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遊記傳奇》呵。我的……。

  附帶還要說幾句關於毛邊的牢騷。我先前在北京參與印書的時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樣無關緊要的小改革，來試一試。一，是首頁的書名和著者的題字，打破對稱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幾行空白；三，就是毛邊。現在的結果，第一件已經有恢復香爐燭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時無論怎樣叮囑，而臨印的時候，工人終於將第一行的字移到紙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無可挽救；第三件被攻擊最早，不久我便有條件的降伏了。與李老闆約：別的不管，只是我的譯著，必須堅持毛邊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闆送給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還確是毛邊。不過在書鋪里，我卻發見了毫無「毛」氣，四面光滑的《彷徨》之類。歸根結蒂，他們都將徹底的勝利。所以說我想改革社會，或者和改革社會有關，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頭瘟腦，躺在板床上吸菸卷——彩鳳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