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 001（2）

  ▲六月二十四號督轅茶會金制軍演說詞

  列位先生，提高中文學業，周爵紳，賴太史，今日已經發揮盡致，毋庸我詳細再講咯，我對於呢件事，覺得有三種不能不辦嘅原因，而家想同列位談談，（第一）系中國人要顧全自己祖國學問呀，香港地方，華人居民，最占多數，香港大學學生，華人子弟，亦系至多，如果在呢間大學，徒然側重外國科學文字，對於中國歷代相傳嘅大道宏經，反轉當作等閒，視為無足輕重嘅學業，豈唔系一件大憾事嗎，所以為香港中國居民打算，為大學中國學生打算，呢一科實在不能不辦，（第二）系中國人應該整理國故呀，中國事物文章，原本有極可寶貴嘅價值，不過因為文字過於艱深，所以除嘵書香家子弟，同埋天分極高嘅人以外，能夠領略其中奧義嘅，實在很少，為呢個原故，近年中國學者，對於（整理國故）嘅聲調已經越唱越高，香港地方，同中國大陸相離，僅僅隔一衣帶水，如果今日所提倡嘅中國學科，能夠設立完全，將來集合一班大學問嘅人，將向來所有困難，一一加以整理，為後生學者，開條輕便嘅路途，豈唔系極安慰嘅事咩，所以為中國發揚國光計，呢一科更不能不辦，（第三）就系令中國道德學問，普及世界呀，中國通商以來，華人學習語言文字，成通材嘅，雖然項背相望，但系外國人精通漢學，同埋中國人精通外國科學，能夠用中國言語文字翻譯介紹各國高深學術嘅，仍然系好少，呢的豈系因外國人，同中國外洋留學生，唔願學華國文章，不過因中國文字語言，未曾用科學方法整理完備，令到呢兩班人，抱一類（可望而不可即）之嘆，如果港大（華文學系）得到成立健全，就從前所有困難，都可以由呢處逐漸解免，個時中外求學之士，一定多列門牆，爭自濯磨，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濃浹，唔噲有乜野隔膜咯，所以為中國學問及世界打算，呢一科亦不能不辦，列位先生，我記得十幾年前有一班中國外洋留學生，因為想研精中國學問，也曾出過一份（漢風雜誌），個份雜誌，書面題辭，有四句集文選句，十分動人嘅，我願借嚟貢獻過列位，而且望列位實行個四句題辭嘅意思，對於（香港大學文科，華文系）贊襄盡力，務底於成，個四句題辭話，（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大漢之發天聲，）

  略註：

  這裡的括弧，間亦以代曲鉤之用。爵紳蓋有爵的紳士，不知其詳。呢＝這。而家＝而今。嘅＝的。系＝是。唔＝無，不。嘵＝了。同埋＝和。咩＝呢。＝呵。唔噲有乜野＝不會有什麼。嚟＝來。過＝給。話＝說。

  注畢不免又要發感慨了。《漢風雜誌》我沒有拜讀過；但我記得一點舊事。前清光緒末年，我在日本東京留學，親自看見的。那時的留學生中，很有一部分抱著革命的思想，而所謂革命者，其實是種族革命，要將土地從異族的手裡取得，歸還舊主人。除實行之外，有些人是辦報，有些人是鈔舊書。所鈔的大抵是中國所沒有的禁書，所講的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使青年猛省的。久之印成了一本書，因為是《湖北學生界》的特刊，所以名曰《漢聲》，那封面上就題著四句古語：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振大漢之天聲！

  這是明明白白，叫我們想想漢族繁榮時代，和現狀比較一下，看是如何，——必須「光復舊物」。說得露骨些，就是「排滿」；推而廣之，就是「排外」。不料二十年後，竟變成在香港大學保存國粹，而使「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濃浹」的標語了。我實在想不到這四句「集《文選》句」，竟也會被外國人所引用。

  這樣的感慨，在現今的中國，發起來是可以發不完的。還不如講點有趣的事做收梢，算是「餘興」。從予先生在《一般》雜誌（目錄上說是獨逸）上批評我的小說道：「作者的筆鋒……並且頗多詼諧的意味，所以有許多小說，人家看了，只覺得發鬆可笑。換言之，即因為此故，至少是使讀者減卻了不少對人生的認識。」悲夫，這「只覺得」也！但我也確有這種的毛病，什麼事都不能正正經經。便是感慨，也不肯一直發到底。只是我也自有我的苦衷。因為整年的發感慨，倘是假的，豈非無聊？倘真，則我早已感憤而死了，那裡還有議論。我想，活著而想稱「烈士」，究竟是不容易的。

  我以為有趣，想要介紹的也不過是一個GG。港報上頗多特別的GG，而這一個最奇。我第一天看《循環日報》，便在第一版上看見的了，此後每天必見，我每見必要想一想，而直到今天終於想不通是怎麼一

  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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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一日於廣州東堤。）

  讀書雜談

  ——七月十六日在廣州知用中學講

  因為知用中學的先生們希望我來演講一回，所以今天到這裡和諸君相見。不過我也沒有什麼東西可講。忽而想到學校是讀書的所在，就隨便談談讀書。是我個人的意見，姑且供諸君的參考，其實也算不得什麼演講。

  說到讀書，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書來讀就是了，但是並不這樣簡單。至少，就有兩種：一是職業的讀書，一是嗜好的讀書。所謂職業的讀書者，譬如學生因為升學，教員因為要講功課，不翻翻書，就有些危險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諸君之中一定有些這樣的經驗，有的不喜歡算學，有的不喜歡博物，然而不得不學，否則，不能畢業，不能升學，和將來的生計便有妨礙了。我自己也這樣，因為做教員，有時即非看不喜歡看的書不可，要不這樣，怕不久便會於飯碗有妨。我們習慣了，一說起讀書，就覺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實這樣的讀書，和木匠的磨斧頭，裁縫的理針線並沒有什麼分別，並不見得高尚，有時還很苦痛，很可憐。你愛做的事，偏不給你做，你不愛做的，倒非做不可。這是由於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而來的。倘能夠大家去做愛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飯吃，那是多麼幸福。但現在的社會上還做不到，所以讀書的人們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強強的，帶著苦痛的為職業的讀書。

  現在再講嗜好的讀書罷。那是出於自願，全不勉強，離開了利害關係的。——我想，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的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後還是打。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並不在贏錢，而在有趣。牌有怎樣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聽得愛賭的人說，它妙在一張一張的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我想，凡嗜好的讀書，能夠手不釋卷的原因也就是這樣，他在每一葉每一葉里，都得著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擴大精神，增加智識的，但這些倒都不計及，一計及，便等於意在贏錢的博徒了，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

  下品。

  不過我的意思，並非說諸君應該都退了學，去看自己喜歡看的書去。這樣的時候還沒有到來；也許終於不會到，至多，將來可以設法使人們對於非做不可的事發生較多的興味罷了。我現在是說，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只將課內的書抱住。但請不要誤解，我並非說，譬如在國文講堂上，應該在抽屜里暗看《紅樓夢》之類；乃是說，應做的功課已完而有餘暇，大可以看看各樣的書，即使和本業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裡研究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樣子，對於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現在中國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人們大概以為自己所學的一門是最好，最妙，最要緊的學問，而別的都無用，都不足道的，弄這些不足道的東西的人，將來該當餓死。其實是，世界還沒有如此簡單，學問都各有用處，要定什麼是頭等還很難。也幸而有各式各樣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學家，到處所講的不是「文學的分類」便是「詩之構造」，那倒反而無聊得很了。

  不過以上所說的，是附帶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讀書，本人自然並不計及那些，就如游公園似的，隨隨便便去，因為隨隨便便，所以不吃力，因為不吃力，所以會覺得有趣。如果一本書拿到手，就滿心想道，「我在讀書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勞，因而減掉興味，或者變成苦

  事了。

  我看現在的青年，為興味的讀書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樣的詢問。此刻就將我所想到的說一點，但是只限於文學方面，因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學和文章。甚至於已經來動手做批評文章的，也免不了這毛病。其實粗粗的說，這是容易分別的。研究文章的歷史或理論的，是文學家，是學者；做做詩或戲曲小說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作家。創作家不妨毫不理會文學史或理論，文學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詩。然而中國社會上還很誤解，你做幾篇小說，便以為你一定懂得小說概論，做幾句新詩，就要你講詩之原理。我也嘗見想做小說的青年，先買小說法程和文學史來看。據我看來，是即使將這些書看爛了，和創作也沒有什麼關係的。

  事實上，現在有幾個做文章的人，有時也確去做教授。但這是因為中國創作不值錢，養不活自己的緣故。聽說美國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說，時價是二千美金；中國呢，別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給大書鋪，每篇賣過二十元。當然要尋別的事，例如教書，講文學。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點熱，於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苦倒也罷了，結果還是什麼都弄不好。那證據，是試翻世界文學史，那裡面的人，幾乎沒有兼做教

  授的。

  還有一種壞處，是一做教員，未免有顧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暢所欲言。這或者有人要反駁：那麼，你暢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這是事前的風涼話，一到有事，不知不覺地他也要從眾來攻擊的。而教授自身，縱使自以為怎樣放達，下意識里總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國，稱為「教授小說」的東西倒並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說好，至少，是總難免有令人發煩的衒學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學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麼書？這實在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先前也曾有幾位先生給青年開過一大篇書目。但從我看來，這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為我覺得那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學，則自己先看看各種的小本子，如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瓦浪斯基們的《蘇俄的文藝論戰》之類，然後自己再想想，再博覽下去。因為文學的理論不像算學，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議論很紛歧。如第三種，便是俄國的兩派的爭論，——我附帶說一句，近來聽說連俄國的小說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見「俄」字就吃驚，其實蘇俄的新創作何嘗有人紹介，此刻譯出的幾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邊都已經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藝作品呢，則先看幾種名家的選本，從中覺得誰的作品自己最愛看，然後再看這一個作者的專集，然後再從文學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詳細，就看一兩本這人的傳記，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專是請教別人，則各人的嗜好不同，總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說幾句關於批評的事，現在因為出版物太多了，——其實有什麼呢，而讀者因為不勝其紛紜，便渴望批評，於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批評這東西，對於讀者，至少對於和這批評家趣旨相近的讀者，是有用的。但中國現在，似乎應該暫作別論。往往有人誤以為批評家對於創作是操生殺之權，占文壇的最高位的，就忽而變成批評家，他的靈魂上掛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論不周密，便主張主觀，有時怕自己的觀察別人不看重，又主張客觀；有時說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時將校對者罵得一文不值。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胡塗，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個很普通的比喻。他們說：一個老翁和一個孩子用一匹驢子馱著貨物去出賣，貨賣去了，孩子騎驢回來，老翁跟著走。但路人責備他了，說是不曉事，叫老年人徒步。他們便換了一個地位，而旁人又說老人忍心；老人忙將孩子抱到鞍鞽上，後來看見的人卻說他們殘酷；於是都下來，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們了，說他們是呆子，空著現成的驢子卻不騎，於是老人對孩子嘆息道，我們只剩了一個辦法了，是我們兩人抬著驢子走。無論讀，無論做，倘若旁征博訪，結果是往往會弄到抬驢子走的。

  不過我並非要大家不看批評，不過說看了之後，仍要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別的書也一樣，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觀察。倘只看書，便變成書廚，即使自己覺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實是已在逐漸硬化，逐漸死去了。我先前反對青年躲進研究室，也就是這意思，至今有些學者，還將這話算作我的一條罪狀哩。

  聽說英國的培那特蕭（Bernard Shaw），有過這樣意思的話：世間最不行的是讀書者。因為他只能看別人的思想藝術，不用自己。這也就是勖本華爾（Schopenhauer）之所謂腦子裡給別人跑馬。較好的是思索者。因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

  這是的確的，實地經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我先前吃過干荔支，罐頭荔支，陳年荔支，並且由這些推想過新鮮的好荔支。這回吃過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廣東來吃就永不會知道。但我對於蕭的所說，還要加一點騎牆的議論。蕭是愛爾蘭人，立論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為假如從廣東鄉下找一個沒有歷練的人，叫他從上海到北京或者什麼地方，然後問他觀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為他沒有練習過觀察力，所以要觀察，還是先要經過思索和讀書。

  總之，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我們自動的讀書，即嗜好的讀書，請教別人是大抵無用，只好先行泛覽，然後決擇而入於自己所愛的較專的一門或幾門；但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

  起來。

  通信

  小峰兄：

  收到了幾期《語絲》，看見有《魯迅在廣東》的一個GG，說是我的言論之類，都收集在內，後來的另一GG上，卻變成「魯迅著」了。我以為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年大開其歡迎會，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麼「戰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鬥；但我躲到「革命後方」的廣州來了，這就是並非「戰士」的證據。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時是委員——接著演說，說這是我太謙虛，就我過去的事實看來，確是一個戰鬥者，革命者。於是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我的「戰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後，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誰去推辭？我只好咬著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走進房裡去，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

  可麼？

  沒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罷。然而苦矣！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學的，偵探思想的，要做序，題簽的，請演說的，鬧得個不亦樂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說，因為它有指定的時候，不聽拖延。臨時到來一班青年，連勸帶逼，將你綁了出去。而所說的話是大概有一定的題目的。命題作文，我最不擅長。否則，我在清朝不早進了秀才了麼？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轉合，上台去說幾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鐘為限。可是心裡還是不舒服，事前事後，我常常對熟人嘆息說：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來做洋八股了。

  還有一層，我凡有東西發表，無論講義，演說，是必須自己看過的。但那時太忙，有時不但稿子沒有看，連印出了之後也沒有看。這回變成書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終於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裡面是怎樣的東西。現在我也不想拿什麼費話來搗亂，但以我們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許我實行下列三樣——

  一，將書中的我的演說，文章等都刪去。

  二，將GG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將這信在《語絲》上發表。

  這樣一來，就只剩了別人所編的別人的文章，我當然心安理得，無話可說了。但是，還有一層，看了《魯迅在廣東》，是不足以很知道魯迅之在廣東的。我想，要後面再加上幾十頁白紙，才可以稱為「魯迅在廣東」。

  回想起我這一年的境遇來，有時實在覺得有味。在廈門，是到時靜悄悄，後來大熱鬧；在廣東，是到時大熱鬧，後來靜悄悄。肚大兩頭尖，像一個橄欖。我如有作品，題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但好在我也沒有作品。

  至於那時關於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罷。我還記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體似的對我說道：「又在恭維你了！看見了麼？」我總點點頭，說，「看見了。」談下去，他照例說，「在西洋，文學是只有女人看的。」我也點點頭，說，「大概是的罷。」心裡卻想：戰士和革命者的虛銜，大約不久就要革掉了罷。

  照那時的形勢看來，實在也足令認明了我的「紙糊的假冠」的才子們生氣。但那形勢是另有緣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談。現在所要說的，只是報上所表見的，乃是一時的情形；此刻早沒有假冠了，可惜報上並不記載。但我在廣東的魯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寫一點出來，給憎惡我的先生們平平心——

  一，「戰鬥」和「革命」，先前幾乎有修改為「搗亂」的趨勢，現在大約可以免了。但舊銜似乎已經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書，已經託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題簽，已經撤換。

  三，報上說我已經逃走；或者說我到漢口來了。寫信去更正，就

  沒收。

  四，有一種報上，竭力不使它有「魯迅」兩字出現，這是由比較兩種報上的同一記事而知道的。

  五，一種報上，已給我另定了一種頭銜，曰，雜感家。評論是「特長即在他的尖銳的筆調，此外別無可稱。」然而他希望我們和《現代評論》合作。為什麼呢？他說：「因為我們細考兩派文章思想。初無什麼大別。」（此刻我才知道，這篇文章是轉錄上海的《學燈》的。原來如此，無怪其然。寫完之後，追注。）

  六，一個學者，已經說是我的文字損害了他，要將我送官了，先給我一個命令道：「暫勿離粵，以俟開審！」

  阿呀，仁兄，你看這怎麼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鐵窗斧鉞風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縲紲之憂」了。「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這樣僥倖的事罷，唉唉，嗚呼！

  但那是其實沒有什麼的，以上云云，真是「小病呻吟」。我之所以要聲明，不過希望大家不要誤解，以為我是坐在高台上指揮「思想革命」而已。尤其是有幾位青年，納罕我為什麼近來不開口。你看，再開口，豈不要永「勿離粵，以俟開審」了麼？語有之曰：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此之謂也。

  我所遇見的那些事，全是社會上的常情，我倒並不覺得怎樣。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幾個同我來的學生，至今還找不到學校進，還在顛沛流離。我還要補足一句，是：他們都不是共產黨，也不是親共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認得。所以有一個，曾得到他的同鄉的忠告道：「你以後不要再說你是魯迅的學生了罷。」在某大學裡，聽說尤其嚴厲，看看《語絲》，就要被稱為「語絲派」；和我認識，就要被叫為「魯迅派」的。

  這樣子，我想，已經夠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還要聲明一句，這是一部分的人們對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還和我來往，或要我寫字或講演的人，偶然也仍舊有的。

  《語絲》我仍舊愛看，還是他能夠破破我的岑寂。但據我看來，其中有些關於南邊的議論，未免有一點隔膜。譬如，有一回，似乎頗以「正人君子」之南下為奇，殊不知《現代》在這裡，一向是銷行很廣的。相距太遠，也難怪。我在廈門，還只知道一個共產黨的總名，到此以後，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之分。一直到近來，才知道非共產黨而稱為什麼Y什麼Y的，還不止一種。我又仿佛感到有一個團體，是自以為正統，而喜歡監督思想的。我似乎也就在被監督之列，有時遇見盤問式的訪問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們。但是否的確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說不出名目，因為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沒有聽到過的。

  以上算是牢騷。但我覺得正人君子這回是可以審問我了：「你知道苦了罷？你改悔不改悔？」大約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對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問的。我的仁兄，你也許即是其一。我可以即刻答覆：「一點不苦，一點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

  土耳其雞的雞冠似的彩色的變換，在「以俟開審」之暇，隨便看看，實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沒有？一群正人君子，連拜服「孤桐先生」的陳源教授即西瀅，都捨棄了公理正義的棧房的東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服務」了。《民報》的GG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權威」兩個字，當時陳源教授多麼挖苦呀。這回我看見《閒話》出版的GG，道：「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尤其不可不讀《閒話》！」這真使我覺得飄飄然，原來你不必「請君入甕」，自己也會爬進來！

  但那GG上又舉出一個曾經被稱為「學棍」的魯迅來，而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和這「文藝批評界的權威」並列，卻確乎給了我一個不小的打擊。我立刻自覺：阿呀，痛哉，又被釘在木板上替「文藝批評界的權威」做GG了。兩個「權威」，一個假的和一個真的，一個被「權威」挖苦的「權威」和一個挖苦「權威」的「權威」。呵呵！

  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魯迅。九，三。

  答有恆先生

  有恆先生：

  你的許多話，今天在《北新》上看見了。我感謝你對於我的希望和好意，這是我看得出來的。現在我想簡略地奉答幾句，並以寄和你意見相仿的諸位。

  我很閒，決不至於連寫字工夫都沒有。但我的不發議論，是很久了，還是去年夏天決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間是兩年。我看得時光不大重要，有時往往將它當作兒戲。

  但現在沉默的原因，卻不是先前決定的原因，因為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有些改變。這種變遷的徑路，說起來太煩，姑且略掉罷，我希望自己將來或者會發表。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

  我至今還沒有將這「恐怖」仔細分析。姑且說一兩種我自己已經診察明白的，則：

  一，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如果對於動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用斧劈死」呀，……「亂槍刺死」呀……。我其實並不是急進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對過死刑。但對於凌遲和滅族，我曾表示過十分的憎惡和悲痛，我以為二十世紀的人群中是不應該有的。斧劈槍刺，自然不說是凌遲，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後腦上麼？結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但事實是事實，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齣戲的

  收場。

  二，我發見了自己是一個……。是什麼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說過：中國歷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現在發一個問題：看了之後，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後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我有一種設想，以為無論討赤軍，討革軍，倘捕到敵黨的有智識的如學生之類，一定特別加刑，甚於對工人或其他無智識者。為什麼呢，因為他可以看見更銳敏微細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別的愉快。倘我的假設是不錯的，那麼，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證實了。

  所以，我終於覺得無話可說。

  倘若再和陳源教授之流開玩笑罷，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寫了一點。然而無聊，我覺得他們不成什麼問題。他們其實至多也不過吃半隻蝦或呷幾口醉蝦的醋。況且聽說他們已經別離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遠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不成問題了，都革命了，浩浩蕩蕩。

  問題倒在我自己的落伍。還有一點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筆」的罰，現在似乎降下來了。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這是應該的，我毫無怨恨。但不平的是這罰仿佛太重一點，還有悲哀的是帶累了幾個同事和學生。

  他們什麼罪孽呢，就因為常常和我往來，並不說我壞。凡如此的，現在就要被稱為「魯迅黨」或「語絲派」，這是「研究系」和「現代派」宣傳的一個大成功。所以近一年來，魯迅已以被「投諸四裔」為原則了。不說不知道，我在廈門的時候，後來是被搬在一所四無鄰居的大洋樓上了，陪我的都是書，深夜還聽到樓下野獸「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靜的，況且還有學生來談談。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說是什麼先生的少爺已到，要去用了。這時我實在很氣憤，便問他：倘若他的孫少爺也到，我就得坐在樓板上麼？不行！沒有搬去，然而來了第三下的打擊，一個教授微笑道：又發名士脾氣了。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於一個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別人的家眷來了，心裡不舒服。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這不過隨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諒我嚇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我再斗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自然，這些都不要緊。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僥倖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辦《新青年》，而我在那裡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退一步，「親共派」罷，終於也沒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天下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說我有「分身法」。現在是，似乎沒有什麼頭銜了，但據「現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這和生命大約並無什麼直接關係，或者倒不大要緊的，只要他們沒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說什麼「墨斯科的命令」，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說遠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嘆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嘗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