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 001（1）

  雜論管閒事·做學問·灰色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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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從今年起，陳源（即西瀅）教授要不管閒事了；這豫言就見於《現代評論》五十六期的《閒話》里。慚愧我沒有拜讀這一期，因此也不知其詳。要是確的呢，那麼，除了用那照例的客套說聲「可惜」之外，真的倒實在很詫異自己之胡塗：年紀這麼大了，竟不知道陽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別人是可以發生這樣的大變動。我近來對於年關頗有些神經過鈍了，全不覺得怎樣。其實，倘要覺得罷，可是也不勝其覺得。大家掛上五色旗，大街上搭起幾坐彩坊，中間還有四個字道：「普天同慶」，據說這算是過年。大家關了門，貼上門神，爆竹畢剝砰的放起來，據說這也是過年。要是言行真跟著過年為轉移，怕要轉移不迭，勢必至於成為轉圈子。所以，神經過鈍雖然有落伍之慮，但有弊必有利，卻也很占一點小小的便宜的。

  但是，還有些事我終於想不明白：即如天下有閒事，有人管閒事之類。我現在覺得世上是仿佛沒有所謂閒事的，有人來管，便都和自己有點關係；即便是愛人類，也因為自己是人。假使我們知道了火星里張龍和趙虎打架，便即大有作為，請酒開會，維持張龍，或否認趙虎，那自然是頗近於管閒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夠「知道」，則至少必須已經可以通信，關係也密切起來，算不得閒事了。因為既能通信，也許將來就能交通，他們終於會在我們的頭頂上打架。至於咱們地球之上，即無論那一處，事事都和我們相關，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著，非以其「閒」也。譬如英國有劉千昭雇了愛爾蘭老媽子在倫敦拉出女生，在我們是閒事似的罷，其實並不，也會影響到我們這裡來。留學生不是多多，多多了麼？倘有合宜之處，就要引以為例，正如在文學上的引用什麼莎士比亞呀，塞文狄斯呀，芮恩施呀一般。

  （不對，錯了。芮恩施是美國的駐華公使，不是文學家。我大約因為在講什麼文藝學術的一篇論文上見過他的名字，所以一不小心便帶出來了。合即訂正於此，尚希讀者諒之。）

  即使是動物，也怎能和我們不相干？青蠅的腳上有一個霍亂菌，蚊子的唾沫里有兩個瘧疾菌，就說不定會鑽進誰的血里去。管到「鄰貓生子」，很有人以為笑談，其實卻正與自己大有相關。譬如我的院子裡，現在就有四匹鄰貓常常吵架了，倘使這些太太們之一又誕育四匹，則三四月後，我就得常聽到八匹貓們常常吵鬧，比現在加倍地心煩。

  所以我就有了一種偏見，以為天下本無所謂閒事，只因為沒有這許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於是便只好抓一點來管。為什麼獨抓這一點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關的，大則因為同是人類，或是同類，同志；小則，因為是同學，親戚，同鄉，——至少，也大概叨光過什麼，雖然自己的顯在意識上並不瞭然，或者其實瞭然，而故意裝痴作傻。

  但陳源教授據說是去年卻管了閒事了，要是我上文所說的並不錯，那就確是一個超人。今年不問世事，也委實是可惜之至，真是斯人不管，「如蒼生何」了。幸而陰曆的過年又快到了，除夕的亥時一過，也許又可望心回意轉的罷。

  2

  昨天下午我從沙灘回家的時候，知道大琦君來訪過我了。這使我很高興，因為我是猜想他進了病院的了，現在知道並沒有。而尤其使我高興的是他還留贈我一本《現代評論增刊》，只要一看見封面上畫著的一枝細長的蠟燭，便明白這是光明之象，更何況還有許多名人學者的著作，更何況其中還有陳源教授的一篇《做學問的工具》呢？這是正論，至少可以賽過「閒話」的；至少，是我覺得賽過「閒話」，因為它給了我許多東西。

  我現在才知道南池子的「政治學會圖書館」去年「因為時局的關係，借書的成績長進了三至七倍」了，但他「家翰笙」卻還「用『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十個字形容當今學術界大部分的狀況」。這很改正了我許多誤解。我先已說過，現在的留學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總疑心他們大部分是在外國租了房子，關起門來燉牛肉吃的，而且在東京實在也看見過。那時我想：燉牛肉吃，在中國就可以，何必路遠迢迢，跑到外國來呢？雖然外國講究畜牧，或者肉裡面的寄生蟲可以少些，但燉爛了，即使多也就沒有關係。所以，我看見回國的學者，頭兩年穿洋服，後來穿皮袍，昂頭而走的，總疑心他是在外國親手燉過幾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麼事，連「佛腳」也未必肯抱的。現在知道並不然，至少是「留學歐美歸國的人」並不然。但可惜中國的圖書館裡的書太少了，據說北京「三十多個大學，不論國立私立，還不及我們私人的書多」雲。這「我們」裡面，據說第一要數「溥儀先生的教師莊士敦先生」，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釗，因為在德國柏林時候，陳源教授就親眼看見他兩間屋裡「幾乎滿床滿架滿桌滿地，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現在呢，想來一定是更多的了。這真教我欣羨佩服。記得自己留學時候，官費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學費之外，簡直沒有贏餘，混了幾年，所有的書連一壁也遮不滿，而且還是雜書，並非專而又專，如「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之類。

  但是很可惜，據說當民眾「再毀」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時，「好象他們夫婦兩位的藏書都散失了」。想那時一定是拉了幾十車，向各處走散，可惜我沒有去看，否則倒也是一個壯觀。

  所以「暴民」之為「正人君子」所深惡痛絕，也實在有理由，即如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婦的藏書，其加於中國的損失，就在毀壞了三十多個國立及私立大學的圖書館之上。和這一比較，劉百昭司長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要算小事件了，但我們所引為遺憾的是偏是章士釗、劉百昭有這麼多的儲藏，而這些儲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時候曾有一個老於世故的長輩告誡過我：你不要和沒出息的擔子或攤子為難，他會自己摔了，卻誣賴你，說不清，也賠不完。這話於我似乎到現在還有影響，我新年去逛火神廟的廟會時，總不敢擠近玉器攤去，即使它不過擺著寥寥的幾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將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兩件，就要變成寶貝，一輩子賠不完，那罪孽之重，會在毀壞一坐博物館之上。而且推而廣之，連熱鬧場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運動時，雖有「打落門牙」的「流言」，其實卻躺在家裡，托福無恙。但那兩屋子「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以及其他從「孤桐先生」府上陸續散出的壯觀，卻也因此「交臂失之」了。這實在也就是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無法兩全的。

  現在是收藏洋書之富，私人要數莊士敦先生，公團要推「政治學會圖書館」了，只可惜一個是外國人，一個是靠著美國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來的。「北京國立圖書館」將要擴張，實在是再好沒有的事，但聽說所依靠的還是美國退還的賠款，常年經費又不過三萬元，每月二千餘。要用美國的賠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館長就必須學貫中西，世界聞名的學者。據說，這自然只有梁啓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學不大貫，所以配上一個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館長，湊成一個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兩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後也似乎不大能夠多買書籍。這也就是所謂「有利必有弊」罷，想到這裡，我們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獨力購置的幾房子好書慘遭散失之可惜了。

  總之，在近幾年中，是未必能有較好的「做學問的工具」的，學者要用功，只好是自己買書讀，但又沒有錢。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學者們另外還有什麼法子呢，自然「也難怪他們除了說說『閒話』便沒有什麼可干」，雖然北京三十多個大學還不及他們「私人的書多」。為什麼呢？要知道做學問不是容易事，「也許一個小小的題目得參考百十種書」，連「孤桐先生」的藏書也未必夠用。陳源教授就舉著一個例：「就以『四書』來說」罷，「不研究漢、宋、明、清許多儒家的註疏理論，『四書』的真正意義是不易領會的。短短的一部『四書』，如果細細的研究起來，就得用得了幾百幾千種參考書」。

  這就足見「學問之道，浩如煙海」了，那「短短的一部『四書』」，我是讀過的，至於漢人的「四書」註疏或理論，卻連聽也沒有聽到過。陳源教授所推許為「那樣提倡風雅的封藩大臣」之一張之洞先生在做給「束髮小生」們看的《書目答問》上曾經說：「『四書』，南宋以後之名。」我向來就相信他的話，此後翻翻《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之類，也只有「五經」，「六經」，「七經」，「六藝」，卻沒有「四書」，更何況漢人所做的註疏和理論。但我所參考的，自然不過是通常書，北京大學的圖書館裡就有，見聞寡陋，也未可知，然而也只得這樣就算了，因為即使要「抱」，卻連「佛腳」都沒有。由此想來，那能「抱佛腳」的，肯「抱佛腳」的，的確還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學者了。他「家翰笙」還慨乎言之，大約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罷。

  完

  現在不高興寫下去了，只好就此完結。總之：將《現代評論增刊》略翻一遍，就覺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見有一回GG上所開列的作者的名單。例如李仲揆教授的《生命的研究》呀，胡適教授的《譯詩三首》呀，徐志摩先生的譯詩一首呀，西林氏的《壓迫》呀，陶孟和教授的要到二○二五年才發表而必須我們的玄孫才能全部拜讀的大著作的一部分呀……。但是，翻下去時，不知怎的我的眼睛卻看見灰色了，於是乎拋開。

  現在的小學生就能玩七色板，將七種顏色塗在圓板上，停著的時候，是好看的，一轉，便變成灰色，——本該是白色的罷，可是塗得不得法，變成灰色了。收羅許多著名學者的大著作的大報，自然是光怪陸離，但也是轉不得，轉一周，就不免要顯出灰色來，雖然也許這倒正是它的特色。

  （一月三日。）

  有趣的消息

  雖說北京像一片大沙漠，青年們卻還向這裡跑；老年們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別處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轉回來了，仿佛倒是北京還很有什麼可以留戀。厭世詩人的怨人生，真是「感慨系之矣」，然而他總活著；連祖述釋迦牟尼先生的哲人勖本華爾也不免暗地裡吃一種醫治什麼病症的藥，不肯輕易「涅槃」。俗語說：「好死不如惡活」，這當然不過是俗人的俗見罷了，可是文人學者之流也何嘗不這樣。所不同的，只是他總有一面辭嚴義正的軍旗，還有一條尤其義正辭嚴的逃路。真的，倘不這樣，人生可真要無聊透頂，無話可說了。

  北京就是一天一天地百物昂貴起來；自己的「區區僉事」，又因為「妄有主張」，被章士釗先生革掉了。向來所遭遇的呢，借了安特來夫的話來說，是「沒有花，沒有詩」，就只有百物昂貴。然而也還是「妄有主張」，沒法回頭；倘使有一個妹子，如《晨報副刊》上所艷稱的「閒話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聲音正如「銀鈴之響於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許可以藉此撥轉馬頭，躲到別墅里去研究漢朝人所做的《四書》註疏和理論去。然而，惜哉，沒有這樣的好妹子；「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連有一個那樣凶姊姊的幸福也不及屈靈均。我的終於「妄有主張」，或者也許是無可推託之故罷。然而這關係非同小可，將來怕要遭殃了，因為我知道，得罪人是要得到報應的。

  話要回到釋迦先生的教訓去了，據說：活在人間，還不如下地獄的穩妥。做人有「作」就是動作（＝造孽），下地獄卻只有「報」（＝報應）了；所以生活是下地獄的原因，而下地獄倒是出地獄的起點。這樣說來，實在令人有些想做和尚，但這自然也只限於「有根」（據說，這是「一句天津話」）的大人物，我卻不大相信這一類鬼畫符。活在沙漠似的北京城裡，枯燥當然是枯燥的，但偶然看看世態，除了百物昂貴之外，究竟還是五花八門，創造藝術的也有，製造流言的也有，肉麻的也有，有趣的也有……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為北京的緣故，也就是人們總還要奔湊聚集的緣故。可惜的是只有一些小玩意，老實一點的朋友就難於給自己豎起一桿辭嚴義正的軍旗來。

  我一向以為下地獄的事，待死後再對付，只有目前的生活的枯燥是最可怕的，於是便不免於有時得罪人，有時則尋些小玩意兒來開開笑口，但這也就是得罪人。得罪人當然要受報，那也只好準備著，因為尋些小玩意兒來開開笑口的是更不能豎起辭嚴義正的軍旗來的。其實，這裡也何嘗沒有國家大事的消息呢，「關外戰事不日將發生」呀，「國軍一致擁段」哪，有些報紙上都用了頭號字煌煌地排印著，可以刺得人們頭昏，但於我卻都沒有什麼鳥趣味。人的眼界之狹是不大有藥可救的，我近來覺得有趣的倒要算看見那在德國手格盜匪若干人，在北京率領三河縣老媽子一大隊的武士劉百昭校長居然做駢文，大有偃武修文之意了；而且「百昭海邦求學，教部備員，多藝之譽愧不如人，審美之情差堪自信」，還是一位文武全才，我先前實在沒有料想到。第二，就是去年肯管閒事的「學者」，今年不管閒事了，在年底結清帳目的辦法，原來不止是掌柜之於流水簿，也可以適用於「正人君子」的行為的。或者，「阿哥！」這一聲叫，正在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的夜間十二點鐘罷。

  但是，這些趣味，剎那間也即消失了，就是我自己的思想的變動，也誠然是可恨。我想，照著境遇，思想言行當然要遷移，一遷移，當然會有所以遷移的道理。況且世界上的國慶很不少，古今中外名流尤其多，他們的軍旗，是全都早經豎定了的。前人之勤，後人之樂，要做事的時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時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殺的時候我是關龍逄，要殺人的時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氣的時候看看達爾文赫胥黎的書，要人幫忙就有克魯巴金的《互助論》，白朗寧夫婦豈不是講戀愛的模範麼，勖本華爾和尼采又是咒詛女人的名人，……歸根結蒂，如果楊蔭榆或章士釗可以比附到猶太人特萊孚斯去，則他的篾片就可以等於左拉等輩了。這個時候，可憐的左拉要被中國人背出來；幸而楊蔭榆或章士釗是否等於特萊孚斯，也還是一個大疑問。

  然而事情還沒有這麼簡單，中國的壞人（如水平線下的文人和學棍學匪之類），似乎將來要大吃其苦了，雖然也許要在身後，像下地獄一般。但是，深謀遠慮的人，總還以從此小心，不要多說為穩妥。你以為「閒話先生」真是不管閒事了麼？並不然的。據說他是要「到那天這班出鋒頭的人們脫盡了銳氣的日子，我們這位閒話先生正在從容的從事他那『完工的拂拭』（The finishing touch），笑吟吟的擎著他那枝從鐵槓磨成的繡針，諷刺我們情急是多麼不經濟的一個態度，反面說只有無限的耐心才是天才唯一的憑證」。（《晨報副刊》一四二三）

  後出者勝於前者，本是天下的平常事情，但除了墮落的民族。即以衣服而論，也是由裸體而用會陰帶或圍裙，於是有衣裳，袞冕。我們將來的天才卻特異的，別人系了圍裙狂跳時，他卻躲在繡房裡刺繡，——不，磨繡針。待到別人的圍裙全數破舊，他卻穿了繡花衫子站出來了。大家只好說道「阿！」可憐的性急的野蠻人，竟連圍裙也不知道換一條，怪不得銳氣終於脫盡；脫盡猶可，還要看那「笑吟吟」的「諷刺」的「天才」臉哩，這實在是對於靈魂的鞭責，雖說還在遼遠的將來。

  還有更可怕的，是我們風聞二○二五年一到，陶孟和教授要發表一部著作。內容如何，只有百年後的我們的曾孫或玄孫們知道罷了，但幸而在《現代評論增刊》上提前發表了幾節，所以我們竟還能「管中窺豹」似的，略見這一部新書的大概。那是講「現代教育界的特色」的，連教員的「兼課」之多也說在內。他問：「我的議論太悲觀，太刻薄，太荒誕嗎？我深願受這個批評，假使事實可以證明。」這些批評我們且俟之百年之後，雖然那時也許無從知道事實；典籍呢，大概也只有「笑吟吟的」佳作留傳。要是當真這樣，那大半是「英雄所見略同」的，後人總不至於以為刻薄罷。但我們也難於懸揣，不過就今論今，似乎頗有些「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意了。人們不逢如此盛事者，蓋已將二千四百年雲。

  總之：百年以內，將有陳源教授的許多（？）書，百年以後，將有陶孟和教授的一部書出現。內容雖然不知道怎樣，但據目下所走漏的風聲看起來，大概總是諷刺「那班出鋒頭的人們」，或「馳驅九城」的教授的。

  我常常感嘆，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厲害：它立了地獄之說，借著和尚，尼姑，念佛老嫗的嘴來宣揚，恐嚇異端，使心志不堅定者害怕。那訣竅是在說報應並非眼前，卻在將來百年之後，至少也須到銳氣脫盡之時。這時候你已經不能動彈了，只好聽別人擺布，流下鬼淚，深悔生前之妄出鋒頭；而且這時候，這才認識閻羅大王的尊嚴和偉大。

  這些信仰，也許是迷信罷，但神道設教，於「挽世道而正人心」的事，或者也還是不無裨益。況且，未能將壞人「投界豺虎」於生前，當然也只好口誅筆伐之於身後，孔子一車兩馬，倦遊各國以還，抽出鋼筆來作《春秋》，蓋亦此志也。

  但是，時代遷流了，到現在，我以為這些老玩意，也只好騙騙極端老實人。連鬧這些玩意兒的人們自己尚且未必信，更何況所謂壞人們。得罪人要受報應，平平常常，並不見得怎樣奇特，有時說些宛轉的話，是姑且客氣客氣的，何嘗想藉此免於下地獄。這是無法可想的，在我們不從容的人們的世界中，實在沒有那許多工夫來擺臭紳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與其說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紀的剖撥戮屍，倒不如馬上就給他一個嘴巴。至於將來，自有後起的人們，決不是現在人即將來所謂古人的世界，如果還是現在的世界，中國就會完！

  （一月十四日。）

  學界的三魂

  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種叫《國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釗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釗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記得？但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不過引起我想到一個題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國舊說，本以為人有三魂六魄，或雲七魄；國魂也該這樣。而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還有一個是什麼呢？也許是「民魂」罷，我不很能夠決定。又因為我的見聞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國全社會，只好縮而小之曰「學界」。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種「流言」。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話：「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些農民革命軍。」（《國民新報副刊》四三）那麼，社會不是改進了麼？並不，我雖然也是被為「土匪」之一，卻並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乘勢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為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卻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為匪了。

  所以中國的國魂里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里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為伍，只因為事實仿佛是這樣。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誥》，也愛看《四傑村》，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艷羨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為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麼，我答道：「造反。」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系的國度里，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為一部分士女所心悅誠服的李景林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報紙上所傳非虛。今天的《京報》即載著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道：「予預計於舊曆正月間，當能與君在天津晤談；若天津攻擊竟至失敗，則擬俟三四月間捲土重來，若再失敗，則暫投土匪，徐養兵力，以待時機」雲。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為中華民國之故罷。

  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種。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鬧之後，終不自取政權，而只「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烏煙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為「匪」而其實是真的國民，有官以為「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這是鑑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

  話又說遠了，回到本題去。去年，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的招牌，上了教育總長的大任之後，學界裡就官氣瀰漫，順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餘氣，至今還沒有完。但學界卻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顏色；只是代表官魂的還不是章士釗，因為上頭還有「減膳」執政在，他至多不過做了一個官魄；現在是在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了。我不看《甲寅》，不知道說些什麼話：官話呢，匪話呢，民話呢，衙役馬弁

  話呢？……

  （一月二十四日。）

  古書與白話

  記得提倡白話那時，受了許多謠諑誣謗，而白話終於沒有跌倒的時候，就有些人改口說：然而不讀古書，白話是做不好的。我們自然應該曲諒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憫笑他們這祖傳的成法。凡有讀過一點古書的人都有這一種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異端」，必須殲滅的，待到它奮鬥之後，自己站住了，這才尋出它原來與「聖教同源」；外來的事物，都要「用夷變夏」，必須排除的，但待到這「夷」入主中夏，卻考訂出來了，原來連這「夷」也還是黃帝的子孫。這豈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無論什麼，在我們的「古」里竟無不包函了！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會長進，到現在仍是說非「讀破幾百卷書者」即做不出好白話文，於是硬拉吳稚暉先生為例。可是竟又會有「肉麻當有趣」，述說得津津有味的，天下事真是千奇百怪。其實吳先生的「用講話體為文」，即「其貌」也何嘗與「黃口小兒所作若同」。不是「縱筆所之，輒數萬言」麼？其中自然有古典，為「黃口小兒」所不知，尤有新典，為「束髮小生」所不曉。清光緒末，我初到日本東京時，這位吳稚暉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鈞大戰了，其戰史就有這麼長，則見聞之多，自然非現在的「黃口小兒」所能企及。所以他的遣辭用典，有許多地方是惟獨熟於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夠瞭然，從青年看來，第一是驚異於那文辭的滂沛。這或者就是名流學者們所認為長處的罷，但是，那生命卻不在於此。甚至於竟和名流學者們所拉攏恭維的相反，而在自己並不故意顯出長處，也無法滅去名流學者們的所謂長處；只將所說所寫，作為改革道中的橋樑，或者竟並不想到作為改革道中的橋樑。

  愈是無聊賴，沒出息的腳色，愈想長壽，想不朽，愈喜歡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據別人的心，愈善於擺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識」里，究竟也覺得自己之無聊的罷，便只好將還未朽盡的「古」一口咬住，希圖做著腸子裡的寄生蟲，一同傳世；或者在白話文之類里找出一點古氣，反過來替古董增加寵榮。如果「不朽之大業」不過這樣，那未免太可憐了罷。而且，到了二九二五年，「黃口小兒」們還要看什麼《甲寅》之流，也未免過於可慘罷，即使它「自從孤桐先生下台之後，……也漸漸的有了生氣了」。

  菲薄古書者，惟讀過古書者最有力，這是的確的。因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如要說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過雅片者最為深知，最為痛切一般。但即使「束髮小生」，也何至於說，要做戒絕雅片的文章，也得先吸盡幾百兩雅片才好呢。

  古文已經死掉了；白話文還是改革道上的橋樑，因為人類還在進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獨有萬古不磨的典則。雖然據說美國的某處已經禁講進化論了，但在實際上，恐怕也終於沒有效的。

  （一月二十五日。）

  一點比喻

  在我的故鄉不大通行吃羊肉，闔城裡，每天大約不過殺幾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單是羊肉鋪就觸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滿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們那裡稱綿羊的。山羊很少見；聽說這在北京卻頗名貴了，因為比胡羊聰明，能夠率領羊群，悉依它的進止，所以畜牧家雖然偶而養幾匹，卻只用作胡羊們的領導，並不殺掉它。

  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還掛著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通常，領的趕的卻多是牧人，胡羊們便成了一長串，挨挨擠擠，浩浩蕩蕩，凝著柔順有餘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競奔它們的前程。我看見這種認真的忙迫的情形時，心裡總想開口向它們發一句愚不可及的疑問——

  「往那裡去？！」

  人群中也很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群眾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袁世凱明白一點這種事，可惜用得不大巧，大概因為他是不很讀書的，所以也就難於熟悉運用那些的奧妙。後來的武人可更蠢了，只會自己亂打亂割，亂得哀號之聲，洋洋盈耳，結果是除了殘虐百姓之外，還加上輕視學問，荒廢教育的惡名。然而「經一事，長一智」，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脖子上掛著小鈴鐸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運的，雖然現在表面上還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時候，人們，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著「正路」前進了，只要沒有人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