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權達變的智慧

  （陸澄）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

  先生曰：「中只有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個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個格式，此正是執一。」

  ——《傳習錄·上·陸澄錄》

  

  儒家的中道：既要講原則，也要會變通

  小陸提的這個問題，語出《孟子?盡心上》。

  孟子當時之所以說這句話，是因為他在討論楊朱、墨子、子莫（魯國賢人）三人各自不同的人生觀。楊朱是典型的利己主義者，其口號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意思是就算拔一根汗毛便能利益天下，他也不干（「一毛不拔」就是從這來的）；墨子是典型的利他主義者，其宣言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意思是只要能有利於天下，就算頭髮掉光了、腳跟磨破了他也干（「摩頂放踵」就是從這來的）；子莫則介於二者之間，讓他拔一些毛去利益天下，他沒意見，但是要搞得禿頂加瘸腿這麼慘，他就不奉陪了，所以孟子稱他為「執中」，意思就是持守中道。

  如同上節所言，「中」是儒家哲學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與其意義相近的概念有「中和」「中庸」「中道」等，指的是一種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精神境界，也是儒家學人最重要的人生原則和行為指南。孟子說子莫「執中」，等於是認可了他的人生態度。

  但是，孟子接下來卻話鋒一轉，說，如果一個人只懂得「執中」而不會「權」（「權」就是權變、靈活、變通之意），那就是「執一」（執著於一點，固執拘泥，僵化保守），這樣就會「舉一而廢百」，就會損害道。

  那麼，一個人究竟要怎麼做，才能做到「執中」而不流於「執一」呢？

  這正是小陸同學的困惑。

  陽明先生的回答是：「所謂『中』，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天理。天理並不是一個可以讓你抓住不放的東西，而是一種隨著具體條件不斷變化的原則，必須是因時制宜、與時俱進，很難預先定下一個規矩。如果像後世儒者所做的那樣，要把『中』的道理一五一十說得毫無紕漏，立下一些死規矩，那正是孟子反對的『執一』。」

  王陽明的這個答覆，說出了儒學最根本的一個精神——有經有權。

  經，就是原則；權，就是權變。

  有人曾經問孟子：「男女授受不親，是不是禮的規定？」

  孟子答：「當然是。」

  對方又問：「如果嫂子溺水了，做小叔子的該不該救？」

  我嚴重懷疑提問的這傢伙是來踢館的，因為這問題實在尖銳。若說可以救，則違背了「男女授受不親」之禮；若說不能救，又違背了仁義之道。還好孟子功力深厚，沒被問倒。他的回答是：「若嫂子溺水，小叔不救，那他就不是人（是豺狼也）。理由很簡單：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男女授受不親，只是一種禮法原則；但嫂子落水，小叔出手援救，則是一種權變。二者並不矛盾。

  不獨孟子，其實孔子他老人家從一開始就對「權」非常重視。他說過：「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意思是，可以一塊學習聖賢之道的人，未必能一樣學有所成；可以一塊學有所成的人，未必能一樣事事依禮而行；可以一塊事事依禮而行的人，未必能一樣通權達變。

  很顯然，「通權達變」在孔子那裡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比事事依禮而行更重要，可以視為儒家學人應事接物的最高行動指南。

  然而，在儒學兩千多年的傳承中，「權變」的精神漸漸萎縮，而許多陳腐的教條卻被一代代地繼承了下來，直至20世紀，終於變成了一種扼殺人性、阻礙社會進步的「封建禮教」，成為舉國上下口誅筆伐的對象。

  換句話說，儒學最初的精神，其實是活潑而開放的，並沒有要求後人死守古人章句和道德教條，而是允許並鼓勵後人在恪守根本原則的基礎上，根據各自的時代條件，針對本身的社會和人生問題，對既有的思想進行必要的變通、改造乃至創新。

  事實上，無論是漢代大儒董仲舒對先秦儒學的改造，還是程朱陸王汲取佛、道智慧所發展出的宋明理學（也被稱為新儒學），都是儒學應對時代挑戰的產物。儘管這些發展變化不一定符合我們現在的價值觀，但在當時都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由此可見，儒學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樣，只有不斷推陳出新，才能保持強大的生命力。只可惜，自明清以降，中國人就把這個道理拋到了九霄雲外，只知道死守古人在千百年前立下的規矩，卻丟掉了「通權達變」的精神，才會導致20世紀初舉國上下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思潮。直到20世紀90年代，許多中國人面對嚴峻的現實，才逐漸意識到，把儒家思想完全拋棄是一種不可饒恕的錯誤，遂開始了復興儒學的行動。

  這首先肯定是件好事。因為，徹底割斷自身文化血脈的民族，絕對沒有未來，所以我們必須回到古人那裡去尋找智慧。這是刻不容緩的事情。但是，面對中國社會方興未艾的國學熱，我卻不免有一絲隱憂：對於流傳了兩千五百多年的儒學，我們有沒有搞清楚何者為亘古不易、歷久彌新的根本智慧？何者為不合時宜、必須拋棄的思想糟粕？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我們貿貿然復興儒學，會不會再度墮入膠柱鼓瑟、食古不化的窘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們又將如何返本開新，在傳承古人智慧、保證「經」不要變味兒的前提下，開出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有益於世道人心的「權」？

  換言之，我們開出來的「新儒學」，怎麼才能符合21世紀的百姓日用？怎麼才能讓人們喜聞樂見，並且看得懂、學得會、用得上、行得通？

  我相信，在上述問題得到圓滿的解答之前，儒學不可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復興。

  儒學的復興：要「接著說」，不要「照著說」

  不可否認，在整個20世紀，以熊十力、馮友蘭、梁漱溟、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家，也曾終其一生致力於儒學的現代轉型工作，並以其深厚的學養和巨大的悲願與擔當，對傳統儒學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與重建。

  但是，毋庸諱言，儘管他們的努力值得敬佩、成果卓然可觀，卻仍然存在兩個問題：一、其著作大部分屬於純學術研究，都是面向思想界、面向社會發言的，一般人不愛看，也看不懂；二、即使其部分著作是面向大眾寫的，在他們而言已經是儘可能通俗了，但對今天的普通讀者來講，依然有些高不可攀，因為當今的社會變化太快，時代的隔膜既深且巨，故而其作品無論是在語言文字、表達方式，還是在價值取向、審美趣味上，都已經與今天的讀者有了很大的距離。

  時至今日，雖然圖書市場上堆滿了解讀傳統文化的書籍，但是儒學的真精神又有幾人能知？說老實話，在鋪天蓋地的傳統文化讀物中，大部分是出版社為了賺錢而大量翻印的所謂「普及本」，還有一部分是專家教授為了評職稱而炮製的所謂學術著作。讀這些書，中國人怎麼可能了解真正的儒學？當我們因信仰迷失和文化斷層導致嚴重的「精神貧血」時，僅僅把古代典籍稍加注釋，翻譯成白話文，就能接續傳統文化的血脈嗎？當許許多多中國人因人格教育缺失而活得焦慮不安、無所適從時，僅僅用現代學術概念的鏟子，去炒炒古人思想的冷飯，就能滋養我們飢餓的靈魂嗎？

  當然，也不排除少數有良知、有智慧的作者，一直在嘗試著從當代的問題出發，重新接續我們的文化傳統，寫出真正有經有權、返本開新的作品。但是，在今天的中國，這樣的作者和作品太少了。

  儒學是一種生命的學問，是讓人的靈魂得以安頓、精神得以成長、人格得以完善的學問。如果這樣的學問不能用當下大多數人都能聽懂的語言，以人們願意接受的方式，應對人們的精神需求，療救人們的心靈疾患，從而讓人們在這個日益瘋狂的世界上安身立命，那它就是一種沒有價值、沒有意義的僵死的東西，只配陳列在博物館裡供人瞻仰。

  這既是儒學的不幸，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

  所以，要讓儒學復活並作用於當下，我們就要具備返本開新、「通權達變」的智慧。用馮友蘭的說法，就是對於傳統文化，我們不能「照著說」，而要「接著說」。

  「照著說」和「接著說」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照著說」是原原本本按照古人的意思說，頂多就是注釋、翻譯加點評，沒有任何新東西；「接著說」則是首先準確把握古人的精神，然後接著這種精神往下說，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詮釋，以期解決新的時代問題和人心問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陽明先生告訴小陸，中道或天理，不是讓你死抓不放的東西，而是一種隨著具體條件不斷變化的原則，必須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簡言之，孟子所言的「執中」，就是要具備「通權達變」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