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因何下達必殺令

  戴笠的主要壓力來自「二陳」——陳果夫與陳立夫。

  戴笠與「二陳」的矛盾由來已久。自打在上海交易所第一次見到陳果夫，戴笠就對這個鳩形鵠面的「癆病鬼」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句充滿鄙夷的「小癟三」，在時隔20年之後每每想起，戴笠還會感到莫大的侮辱與憤慨。作為陳其美的侄子，「二陳」有太多驕傲的資本，尤其陳其美對蔣介石有提攜之恩，「二陳」對蔣介石執子侄禮，深得恩寵與庇護。「革命後代」加國民黨新貴，哪裡會把打流出身的「小混混」戴徵蘭放在眼裡！

  偏偏冤家路窄，本屬於復興社的特務處，在成立不久又從屬於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為其二處。由暗處到了明處，原本可以為開展工作提供很多便利，可該局局長卻是陳立夫，也就是說，陳立夫成了戴笠的頂頭上司。這個留洋歸來的洋碩士對戴笠更是充滿鄙夷與不屑，對特務處不放過一切機會實施打壓和限制，甚至連軍委會的證章都不肯多發給二處，戴笠只得通過鄭介民向參謀本部要了許多證章和差假證，以致大多數特工的對外活動統統都是用參謀本部第五處的名義。

  陳立夫的打壓沒能阻止二處的發展，相反，抗戰爆發後，二處搖身一變獨立頂起了「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牌子，將領導這個統計局的陳立夫「踢出」局外，另行成立一個從屬於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調查統計局——「中央組織部調查統計局」。

  雖說兩局平級，但「二陳」把持黨務多年，讓陳立夫回中央組織部組建調查統計局，等於把他「打回」了大本營，「二陳」伸向軍事委員會的臂膀被斬斷。在蔣介石看來，戰時擴大軍事特務組織勢在必行，一個覆蓋各戰區、淪陷區乃至東南亞開展對日情報工作的特工組織是十分必要的，儘管軍統的工作不僅僅是對日情報，軍統的觸角深入到了經濟、金融、郵檢、緝私等等多個領域，這也大幅度地拉開了與中統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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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蔣介石為平物議，在職務上僅僅給了戴笠一個少將副局長，但對「二陳」來說，軍統的強大就代表著中統的衰微。只要有機會，「二陳」就不會忘記對戴笠及軍統的攻訐與削弱。

  韋孝儒案的偵破為「二陳」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報復機會。

  韋孝儒是多年的國民黨黨務幹部，「CC系」豈會善罷甘休？與韋孝儒同時遇害的教務主任南西光，其兄南西成就是中統幹部，「二陳」豈能不為他們伸冤？

  「二陳」畢竟是蔣介石的晚輩，又是心腹干將，他們的意見對蔣的影響不能說不大。但終歸蔣介石要權衡利弊，倘若兇手換作他人，也許他不會猶豫，卻偏偏是趙理君。在楊杏佛、史量才案中趙理君是出過力立過功的，這一點他不能不考慮。同時，他也要考慮戴笠的意見，戴笠的最起碼請求是保趙理君不死。

  其實，為韋孝儒案找個「替罪羊」，比長沙大火要容易得多，而且名正言順得多。畢竟坑殺韋孝儒等六人，是曹銀屏發起並實施的。沒有曹銀屏的堅持，就不會有韋案的發生。也可以說，趙理君在此案中僅負領導責任。所以趙理君被送至第一戰區長官部軍法執行監部組織軍法會審之初，內定中趙理君並不在必殺之列，但一個人的洛陽之行改變了趙理君的命運。

  這個人就是副參謀總長白崇禧。

  白崇禧經西北到洛陽視察第一戰區工作，在洛陽周公廟的宴會上談及韋案。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表示必須嚴懲兇犯，蔣鼎文未發表意見。當時在座的還有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湯恩伯與戴笠私交甚好，他的表態明顯站在趙理君一邊，強調應徹查雙方交惡始末和各自應負的責任。言外之意，在這場交惡中，死的不僅僅是韋孝儒，因此雙方都有責任。

  但作為桂系首領的白崇禧，向來對黃埔系抱有成見，對黃埔學生更是看不順眼。這也難怪，在眾多反蔣地方軍閥中，桂系是蔣介石的頭號「冤家」，而蔣介石正是靠黃埔系起家的，因而對於黃埔系，只要有機會，無論李宗仁還是白崇禧，都會大加撻伐，予以嚴厲打擊，絕不心慈手軟。

  這次也不例外，白崇禧一回到重慶，立即面見蔣介石，陳述案發經過，要求嚴懲趙理君等人。

  此時蔣介石正被緬甸戰場的失利所困擾。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就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美國陸軍部發表史迪威為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然而，史迪威從一開始就沒把自己放在蔣介石的參謀長的位置上，對蔣介石綜合中國各方面情況做出的戰略計劃——在曼德勒地區縱深配置兵力在防守中俟機反攻，不僅一點聽不進去，而且以辭職和自己的國籍來要挾並逼迫蔣介石讓步。最終史迪威完全按照自己的主張突擊南進，將遠征軍置於進退失據的危險境地；而且在英軍消極避戰的情況下，多次以中國軍隊作為英軍逃跑退卻的掩護。

  短短几個月時間，中國十萬精銳部隊損失六萬，令蔣介石痛心疾首。盟軍在緬甸戰場的失利，直接導致日軍完全控制了滇緬公路，切斷了西南最大的援華通道，中國的抗戰面臨新的嚴峻困境。

  這個時候，蔣介石正為開闢中印駝峰航線與英美交涉，哪裡還顧得上趙理君！而且白崇禧的意見他不能不尊重，在這個節骨眼上他最怕桂系給找麻煩，於是直接電令蔣鼎文，將趙理君執行槍決。

  戴笠在第一時間得知了這個變化，但這次他沒有像幾年前救張超時那樣的衝動與冒失。或許是因為張超事件的教訓，使他這次多了些冷靜的分析。以白崇禧說話的分量，連蔣介石都不會輕易否定，哪裡輪得到別人說話？何況「必殺令」已經下達，此案已無轉圜餘地，不管戴笠如何對趙理君不舍都得接受這個現實。

  蔣鼎文接電後，即令軍法執行監對趙理君、曹銀屏及曹的部屬（參與坑殺韋孝儒等六人的另一兇犯）執行死刑。

  「殺頭」也要走個程序，當執行監對三兇犯宣判判處死刑的時候，趙理君當即反問：

  「誰敢判我死刑，蔣鼎文龜兒子嗎？」

  「是蔣委員長判你的死刑。」

  執行監的回答讓趙理君既意外又無話可說，原本寄希望於蔣介石會念及他的「功勞」對他網開一面，如今蔣介石下了「必殺令」，戴笠就更指望不上了。

  趙理君的罪名是「唆使犯」，這讓他感到很冤，韋案並不是他唆使，只能說他是默認，或者順水推舟。但什麼罪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蔣介石要他死他就得死。

  儘管趙理君作為重刑犯被判處死刑，但在軍統內部，以軍統的「家法」而論，他依然像其他為抗日犧牲的特工一樣，享有同等「哀榮」。如被日偽殺害的、曾領導抗日鋤奸團的原天津站的王文、曾澈，從南京回到天津的陳國瑞及天津區的其他同志，被「七十六號」處死的錢新民、尚振聲等，均在每年「四一大會」被祭奠，趙理君亦如此。

  對趙理君的家屬，軍統同樣給予厚恤，不僅資助趙理君的弟弟趙澤倫到四川大學讀書，而且在抗戰勝利後將其送到美國深造。在軍統遴派的40名赴美學習人員中，趙澤倫是唯一的非軍統人員。